一封匿名信引發的連鎖反應……
一方履歷光鮮，留學海歸，還有證監會從業經歷；另一方曾是中外合資券商，中外方股東實力都不容小覷。2017年12月4日那天下午，合資券商東方花旗前合規總監戴建效力5年有餘的東家突然決定與其解除勞動關係。
儘管時隔已近兩年，但是戴建國回憶起當天下午的一幕幕，似乎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
關係“破裂”近兩年，雙方沉澱的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亦或是緩解。2019年年底，雙方最終還是對簿公堂。
據券業觀察瞭解，這段僱傭關係的破裂或不止表面那麼簡單，其中還牽扯了多年前的一封匿名舉報信和一份證監會監管函。
1
數百萬薪金到底該不該給？
券商員工和前東家因為勞動糾紛打官司何其多，然而合規總監和券商如此大動干戈在小券印象中似乎還是第一次。
公開資料顯示，2019年12月10日，東方花旗證券有限公司（簡稱“東方花旗”）和自己前合規總監戴建國的勞動合同糾紛案於上海開庭。
券業觀察從原告戴建國方面瞭解到，此次案件主要和上百萬元的遞延獎金和補償金有關。作為被告一方的東方花旗暫未就此置評。
該案採用簡易程序、非公開審理，當天並未宣判。近日，戴建國再次接到通知，案子已由簡易程序審理改為普通程序，適用程序變更後案件審限結束日期為2020年5月18日。
東方花旗於2012年6月成立，總部位於上海，註冊資本為8億人民幣，是由東方證券（600958.SH）與花旗環球金融（亞洲）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花旗亞洲）基於戰略投資合作關係共同投資組建的中外合資證券公司，二者分別持股66.67%、33.33%。東方花旗證券整體承接原東方證券的投資銀行業務。
不過近來，花旗亞洲卻要退出東方花旗。前些日子，東方證券擬受讓東方花旗33.33%股權的決定也得到了上海證監局的認可。券業觀察粗略估算，花旗亞洲入股東方花旗這些年來，年化投資收益率還較為可觀。花旗亞洲和東方證券的分手，近日也引起業內不少討論。
迴歸正題，東方花旗組建之初，作為股東之一的戰略投資方花旗亞洲為公司提名了一位高管——從德邦證券挖來的、有英國留學背景的戴建國。戴建國也是當時唯一一位由花旗方面提名的高管。
戴建國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曾在中國證監會國際合作部任副處長、處長。2009年前後“下海”，前往德邦證券擔任首席風險官；2012年從德邦證券離職，正式加盟剛成立的東方花旗，擔任合規總監，也算是公司元老級員工。
據公開資料顯示，戴建國2013年的年薪為200.5萬元。
戴建國在東方花旗一干就是五年，直到2018年前後離職。按照規定，離職後的戴建國還有合計金額高達數百萬的遞延獎金和補償金，待按比例分幾年發放。
然而，戴建國稱僅成功收到一次遞延獎金和補償金，合計約200餘萬元（約佔總金額的三分之二左右），其中130多萬為其2017年年終獎，50多萬為遞延獎金，剩餘則為法定補償金。據戴建國稱，原本應於今年3月第二次發放的款項，東方花旗方面未予發放。
對金融從業人員來說，遞延獎金這個詞並不陌生，顧名思義就是工作期間獲得的獎金不會一次性發放完畢，而是按比例分幾年發放。戴建國認為，他離職後東方花旗需要支付給他的款項，一大半是遞延獎金，而遞延獎金是工作期間應發而未發的錢，憑什麼不支付？
據戴建國轉述，東方花旗給出的理由是戴違反離職時簽訂的部分協議條款。戴建國不服，向上海證監局反映了此事，隨後又提起的勞動仲裁及民事訴訟。
東方花旗隨即起訴戴建國，要求戴建國退還已經獲得的近200萬元獎金。
於是，也就有了開篇小券提到的雙方對簿公堂一事。
雖然“分手”，但是畢竟同屬一個行業，免不了抬頭不見低頭見，究竟發生什麼值得讓二者如此大動干戈？僅僅是由於幾百萬元的薪金？
券業觀察曾聯繫東方花旗方面來求證案件經過和一些細節。對此，東方花旗方面表示：公司與戴建國的勞動爭議糾紛一案目前正在法院審理中，在此期間，公司將不對案件情況作出任何置評。公司相信司法機關將基於事實和法律作出公正的判決。
2
緣起一封匿名舉報信？
券業觀察在梳理事件背景時發現，戴建國在離職前後剛剛因為公司違規事項被監管層約談。
據戴建國稱，一定程度上他的“被離職”與此事有關係。
“當初從公司（東方花旗）離職，表面上是主動請辭，實際上是被動離職。”戴建國對券業觀察表示。
2017年12月4日下午，原本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對戴建國來說卻成了工作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據戴建國回憶，當天是東方花旗召開董事會的日子。下午2點開始，當會議討論到“高管續聘”時，戴建國與高管進行了迴避，提前退出會議。董事會結束後，戴建國被公司人事部負責人等邀約談話，被通知董事會決定不再續聘其擔任合規總監。緊接著暫停了戴建國的辦公權限，如公司相關賬號權限被限制、辦公電腦被更換等。搬走個人物品時，人事部有專人在旁監督，物品經人事部負責人核驗後才讓拿走。隨後，律師出面要求戴建國簽署提前擬好的《解除勞動合同協議》。
當天下午6點，無法正常履職的戴建國簽署離職協議。
巧的是，這一天上海證監局也下發了一份監管函。上海證監局對東方花旗證券進行現場檢查，發現該公司員工未取得證券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但實際行使證券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職權。對東方花旗證券採取責令改正措施，並要求CEO馬驥和合規總監戴建國兩人到上海證監局接受監管談話。
“12月4日當天晚上，馬驥和我實際上有過一對一的會談，一開頭馬就一臉得意地問你知道是什麼原因吧？我說‘不知道，你說說看’。馬笑而不語。”戴建國表示，實際上高管聘期早在2017年年中就到期了，但公司發了個電子郵件稱過幾個月再決定續聘事項。這一過便到了2017年12月。
這份監管函還要從幾個月前的一份匿名信說起。
關於東方花旗內部存在未獲高管資格的兩人實際行使高管職責一事，戴建國稱自己曾口頭提醒過CEO，也曾向CEO寫匿名信反饋過，但未獲得回覆。便於2017年6月，給上海證監局寫了封匿名舉報信反映此事。經過上海證監局現場核查後發現，舉報內容屬實。
然而，公司用人合規問題，作為合規總監的戴建國自然有責。由於擔心被監管“點名”會影響到日後工作生涯，戴建國決定向上海證監局坦白匿名舉報信實際出自他之手，希望能免於處罰。
戴建國的“坦白”沒能等來預想的結果，監管函如期下發。戴建國認為是自己匿名舉報一事也走漏到東方花旗耳朵，才致使自己“被離職”。
關於戴建國因匿名舉報信而“被離職”的說法，券業觀察也試圖向東方花旗求證。東方花旗表示，不對案件情況作出任何置評。
戴建國稱，自己當天決定離職，除了約定了遞延獎金和補償金的發放情況，雙方還約定好不會給戴建國日後再就業製造障礙。但現實是自己幾次找工作碰壁，而被拒絕原因戴建國認為或與被監管約談記錄以及東方花旗提供給別家公司的背調信息等有關。
不過，此等境遇的真實原因是否像戴建國所說的那樣，不得而知。
可以料想到的是，戴建國和東方花旗之間的“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3
再舉報，矛盾升級
2018年3月，戴建國向東方花旗當時的董事會反映東方花旗存在涉嫌行賄的行為，這也收到了花旗亞洲方的聯繫人、協調人的回應。
戴建國認為，東方花旗方面認為戴建國此舉違反了雙方當初簽訂的協議——“未發生乙方（戴建國）自己或慫恿他人向甲方（東方花旗）股東雙方（及關聯方，包括股東的管轄單位或股東方）或監管機構、政府部門等進行投訴、舉報等情況。如發生，甲方應提供合理證明。“
該協議還約定，“發生上述情況導致經濟補償金及遞延獎金髮放條件不滿足的，甲方無須繼續向乙方發放獎金補償金及遞延獎金，且有權要求乙方返還在此之前已經發放的除法定經濟補償標準之外的經濟補償金及遞延獎金。”
據戴建國稱，這條協議條款也成為雙方爭議的焦點之一。在券業觀察向東方花旗求證時，對方沒有予以置評。
在收到戴建國發起的仲裁和訴訟時，東方花旗選擇了反訴戴建國，同時要求他返還已發放的獎金。
也便有了日後的因為數百萬遞延獎金和補償金對簿公堂一事。
巧合的是，券業觀察在網上檢索信息時發現，2018年的東方花旗確實有一例員工涉嫌行賄的案子。然而，此事是否與戴建國向董事會反饋一事有關還不得而知。
戴建國認為，自己向董事會反應情況，一方面是盡了自己應盡的義務，同時也是在行使一個普通公民應有的監督權。在他看來，根據證監會相關規定，合規總監對董事會負責，自己這是就履職期間未盡事項向董事會報告待處理事宜，是給公司一個善意的提醒，並未採取其它激烈的舉措。
戴建國轉述，東方花旗認為他的行為違反了雙方當初的離職協議約定。
雙方各執一詞，只能交由法律。
今年5月份，上海市黃浦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曾給出一個“各打50大板”的仲裁結果，不支持戴建國索要剩餘遞延獎金和補償金，東方花旗也不得要求戴建國返還已發放款項。
雙方對此似乎並不滿意，最終雙方選擇了法庭上見。
目前，案件一審判決結果還未宣佈，法院究竟會怎麼判還不得而知。關於前合規總監戴建國和東方花旗之間的糾紛，你怎麼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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