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間五千年：來自四鄰八坊、涵蓋上下五千年的奇談史趣及文化話題

先秦時期的我國曾有“百家爭鳴”、多種文化思想百花齊放；漢代以儒家為主流統治思想後，卻也並未拒絕和排擠當中的“狷狂者”。

這些知識分子或不願入朝為官、或在朝中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汙，歷史上就以“獨行、隱逸”來區分他們，其中“水中澄金”的佼佼者則稱為“高士”。

唐伯虎畫中的隱逸高士形象

孔子曾說“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儒家思想雖尊崇中庸之道，不過就孔子看來，如果做不到中庸，不妨也可以採取狷狂的方式。在今人看來，“狷狂”就是合理的激進手段，這總比懈怠無為要“更有所為”。《後漢書·獨行列傳》裡說：“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可見在崇尚中庸的漢代，“獨行”者亦有他們的一席之地，這也是當時主流之外的“另一種聲音”。

由於歷史的演變，類似漢代這樣的“獨行”者在唐代就被歸入“隱逸”之列。

其實“獨行、隱逸”只代表著古代狷狂隱逸者的不同層級，晉朝的皇甫謐特意對這些世外高人進行了歸類、最後將其中的德行高潔、出類拔萃者列入了《高士傳》，皇甫謐眼中的“高士”正代表著這些隱逸們的最高層級。

“高士”也有品格層級之分

層級一：曾服務於統治階層的特立獨行者，古稱“大隱於朝”

由於“獨尊儒術”發生在西漢，因而儒家體系中不少有個性思想的特立獨行者多出現在東漢時期，《後漢書》就成了記錄他們事蹟的最早史書(獨行及逸民傳)。相對於其他終生為官的古人，這些“獨行者”的仕途生涯多數都比較短暫，對後人來說，其人其事自然也相對陌生了許多。

不過正如范曄所說，這些人“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惜字如金的國史裡是不會無緣無故去記錄一位古人的；同樣不為大多數世人所熟悉，又不見它們去記載各地方誌裡的某些著名古人？

如王莽居攝時期的益州(四川)廣漢人李業，因看不慣王莽所為辭官回鄉歸隱，當地太守劉鹹多次強詔他出仕，每次均被李業所拒。劉鹹曾為此動過殺心，後有人勸說“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這才作罷。後公孫述於建武元年(公元25年)在益州稱帝，又“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李業說：“危國不入，亂國不居”，斷然拒絕公孫述後飲毒而死。

光武帝“得隴望蜀”後聽聞李業的事蹟，特下詔表彰、圖畫形象載其高節，因為這樣的“特立獨行者”講求家國大局、符合漢朝統治者的利益，因而很有載入國史的必要性。今天的四川省還留有“李業闕”文物殘跡。

古有“大隱於朝”者一直以特立獨行著稱，漢武帝時期的東方朔就是這樣的典型。歷史上的東方朔其實沒啥著名建樹，《後漢書》裡所載的“獨行”者則多屬東方朔與李業的“合體”：既有過服務統治者的特立獨行履歷、也具有不見利忘義、趨炎附勢的高尚人格。

范曄以“或志剛金石，而克捍於強御。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在讚賞他們“志剛金石”的同時，又包容了他們“甘心於小諒”的大隱於朝所為。

“大隱於朝、消極避世”的東方朔

由此而看，當時的統治者們其實更看重這些“獨行”者們的獨特主見及高潔人格、至於其所為是否“唯唯諾諾、離經叛道”則在其次了。不過整體來說，皇帝們當然都更喜歡聽話的文人和臣子，這才出現了“主流”和“非主流”之分。

層級二：避世蟄伏，經統治者邀請後出仕的“中隱於野“者

兩晉時期隱逸者眾多，皇甫謐也是其一，蒐羅“獨行”和“高士”正源自他的倡導，因而《舊唐書·隱逸》就以“前代賁丘園，招隱逸”開篇，展開了對唐代隱逸者的描述。“皇甫謐、陶淵明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又其善也”，《舊唐書》裡的隱逸顯然以前朝皇甫謐和陶淵明為典範，而這兩人又恰是歷史上著名的“中隱於野“者。

“中隱於野“又分三種情形：一是自朝野退居鄉野後賢名廣播，二是雖終生不曾致仕、卻因家世背景一直與朝廷保持有聯繫、三是因隱世賢名而獲得統治者的出仕邀請、完全越過了科舉制度的禁錮。

甘肅靈臺的皇甫謐像

陶淵明和皇甫謐分屬這裡的第一、二種，不過《舊唐書·隱逸》卻更重視第三類“中隱者“的描述，因為唐朝皇帝一直很重視這些在野賢士的任用。

唐高宗時期的田遊巖原為太學生，因有方外之志、長期與家人一起隱於嵩山、賢名在外。唐高宗遊嵩山時特意拜訪，“遊巖山衣田冠出拜，帝令左右扶止之”，當時的田遊巖完全就是一副山野村夫的模樣。唐高宗說：“朕今得卿，何異漢獲四皓乎！”(四皓，秦末漢初的藍田山四隱士)後來，武后要在嵩山營建奉天宮，田遊巖家宅第正好位於選址位置的一側，唐高宗又特令不得毀其宅，並且在其家門外親題額匾“隱士田遊巖宅”。

因唐高宗這賢明的舉動，田遊巖終於答應了入朝，後授朝散大夫，拜太子洗馬。在唐代的科舉獨木橋面前，田遊巖以隱逸背景直接跳到了太子跟前，成了唐代隱逸中的佳話。

今日嵩山奉天宮，田遊巖宅或已隱沒其間

唐代名相宋璟小時候的老師李元愷也是當時的著名隱逸，宋璟當政後曾多次舉薦李元愷，為避嫌及顧及宋璟的名譽，李元愷“皆拒而不答”。後來同鄉的張易之受寵於武則天，在“他”的持續舉薦下，李元愷雖被迫答應了受拜朝散大夫、卻一直“請半祿”致仕於家，同時自嘲“無功受祿，災也”，藉此告知世人：“我雖拿了錢，但寧可當災也不願效力武周”。

田遊巖和李元愷的“中隱”有著迥異的政治姿態，幸而唐代(即便在武周時期)的思想管制比較寬鬆，李元愷最後還是得以八十而終、並無受到過任何政治迫害。

層級三：終生不曾入仕、“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者

古人能身居隱逸之列，其人的思想品格本已獲得了世人的讚譽，不過皇甫謐在整理《高士傳》時更為“吹毛求疵”，跟范曄包容他們“甘心於小諒”的態度完全不一樣。

皇甫謐本人雖因家系因素(祖上為東漢名將皇甫嵩)頻繁遭到晉武帝等人的徵詔，但他“一開始是拒絕的、一輩子都是拒絕的”。正因如此，皇甫謐就給真正的“高士”設定了“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這門檻。

按照這樣的門檻，連被孔子、司馬遷稱頌過的伯夷和叔齊、被班固表彰過的“兩龔”(即龔勝、龔舍)也都無法入列了！伯夷、叔齊寧可餓死都“恥食周粟”、“兩龔”與李業類似、都因拒絕效力新莽而保持了名聲不錯的晚節，不過他們還是因曾經“屈身”過王公被皇甫謐刷出了《高士傳》。

皇甫謐《高士傳》裡的許多人都“名體雖殊”不為今人所熟悉，不過其中有位“龐公”，說起來大家都會恍然大悟的！“龐公者，南都襄陽人也”，荊州劉表曾多次邀他出仕，並問“先生在這裡辛苦躬耕不受官祿，能有什麼留給後世子孫乎呢？”龐公答道：“世人給子孫留下的是危機，我這樣做，給子孫留下的是安寧，所留東西雖不同，卻也不算什麼都沒留下呀！”

耕夫形象的龐德公

明明留給子孫的只有兩袖清風，龐公卻說得煞有所遺，劉表只好嘆息而去。

這“龐公”其實是司馬德操對其“以兄事之”的稱呼，“龐公”即龐德、即《先賢傳》裡的“德公”。《先賢傳》記載：“鄉里舊語，目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之題也。”如此一看，龐公是何許人就“恍然大悟”了吧！

隱逸高士們撬動歷史的“無形槓桿”，這些作為均無法為世人所忽視

以上文所述的“龐德公”為例，《襄陽耆舊記》記載：“諸葛孔明每至公家，獨拜床下，德公殊不令止”、龐士元則“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而司馬德操常“徑入其室上”。由此可見，臥龍、鳳雛、水鏡三人與德公的關係是非比尋常的。

水鏡先生告訴劉備“臥龍鳳雛，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世人皆知臥龍、鳳雛在三國期間的叱吒風雲是因水鏡先生的舉薦，卻不知龐德公才是他們三人背後的共同恩師。

黃石公夜授張良

《高士傳》裡另有一“黃石公”，他就是“漢初三傑”中張良背後的隱逸高人。黃石公與張良的故事並非傳說，而是史書上字字珠璣的記錄：“黃石公者，下邳人也，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黃石公夜半授張良《太公兵法》的過程就基本跟傳說無異了，歷史上的張良也是“及良死，與石並葬焉“。

鬼谷先生與孫臏、計倪與范蠡、黃石公與張良、龐德公與臥龍鳳雛......許多在歷史幕前名揚天下的古代英傑，他們身後往往也有著一些高深莫測的隱逸高士，我們所熟知的歷史其實也有著這些人不可忽視的貢獻。

珍視世外高人的言行，也是崇仰文化的一種行為

史書裡多以這些隱逸高士們的言行體現著他們的思想，在當時的主流統治思想以外，這些人的特立獨行就成了一種寶貴的思想文化財富，因為“狷狂”及“異見”往往是主流歷史的一面鏡子。

很幸運的是，這些“鏡子”並沒有因帝制桎梏而被一一打碎，需要從另一角度瞭解古代文人(官薦及科舉之外)的生存狀態時，大家可多看一看有關這些隱逸高士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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