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應用戶單純最好的提問而撰寫。古人在密室裡說的話，史書作者是怎麼知道，並且繪聲繪色的記載到史書上去的？很多朋友可能會覺得是史書作者純粹是在瞎編。其實類似的懷疑古人就有，但是細究各類史籍的話，我們還是可以發現純粹的瞎編很少，大部分歷史紀錄都具有或高或低的史料價值。希望單純最好用戶能夠滿意。
在中國古代的史料記載中，關於人物之間的對話描述歷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人物的一言一語間，讀者不乏感受到書中情景人物的心情，在諸如司馬遷這類優秀史學家的描述下，讀者更是宛若親臨，那麼，史料編纂者的又是如何有此神通，所記載的又是否屬於史實？
自春秋戰國至今，流傳下來的史料浩如煙海，良莠不齊，可信度不一，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無法一概而論，只能將各類史料和編纂史料的人分開來談。
專業人士的兼職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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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雖然在歷史上一直受到官修史書的待遇，但嚴格意義上來說是私修史，《史記》屬於司馬遷利用職務之便編纂出來的，並不是由政府主持編纂，也就是一種兼職。
雖然說如此，但司馬遷作為太史令，也就是史官，人身處中央，接觸到天量的消息和資料，也認識不少事件親歷者或是後人，在這樣的條件下，《史記》中的大部分記載可信度還是比較高的，而《史記》中關於人物對話描寫也不在少數。
談及《史記》中關於對話的描寫，鴻門宴應該可以作為代表。在司馬遷的記載下，鴻門宴的出場人數，除去沒什麼存在感的楚兵甲，漢卒乙，在史書上留下名字的不過寥寥，而親歷宴會者，亦不過八人。
在這八人中，有五個人在當時是屬於項羽陣營，分別是：項羽、項莊、項伯、陳平、范增。隨著楚漢戰爭中項羽陣營的分崩離析，可瞭解範圍進一步縮小，這樣來看，鴻門宴中所發生的對話，可以算得上是小範圍內的私密對話。
而司馬遷對於鴻門宴的描寫在《史記》也算得上相當詳盡，其中劉邦、項羽、范增、張良、樊噲等人的對話佔去了很大的篇幅。要把一件並非親歷的事情記敘得如此清晰，司馬遷從很多個方面去取材。
除去司馬遷所能接觸到的文獻外，與當事人後人交流，也是司馬遷了解歷史事實的一個重要，司馬遷曾在《史記》卷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中曾經提到：餘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雲。”
文中提到他廣，即是樊噲的孫子樊他廣，是早年司馬遷遊學天下所結識。樊噲作為鴻門宴的重要參與者兼幫助劉邦脫身的大功臣，和子孫談論時自然不會忘了有這麼一搭事，而樊噲家族對於鴻門宴經歷的口述，也成為了司馬遷寫鴻門宴這一片段的重要素材。
而除了樊他廣以外，司馬遷與參與過楚漢戰爭中重要事件的人物後裔也存在著交集，例如司馬遷的女婿楊敞，正是參與斬殺項羽的赤泉侯楊喜的後人。
司馬遷在編纂《史記》時，將場景、對話寫得栩栩如生，靠的是這些勳貴後人對於祖先親歷的表述，這並不是司馬遷的憑空想象。
太史公跟很多官N代談笑風生
著史資源很雄厚
而作為後人，難免會在祖先的功績上有吹牛的成分在，這也就導致了對於對話的轉述有所偏向，使轉述的對話部分失真，所以在司馬遷對於秦末、楚漢交際時的記載來看，雖然對話不可盡信，但可信度還有，事情也是有那麼個事情的。
就《史記》整體上來說，對話相對可信的也是集中在離司馬遷年代較近的時期，而關於先秦時期的對話，由於缺少了解渠道，加上年代久遠，戰國時期各國修史方面也比較落後，對話水分可就要大得多，這樣的現象在當時並不罕見，幾乎是西漢之前各類史學典籍的通病。
業餘人士的業餘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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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司馬遷這種能接觸到大量資料檔案，所寫所言權威性幾乎與正史相當的以外，大部分由基層官僚或士子等“業餘史官”編纂的所謂野史，受限於有限的資源，編纂史料尋找各種資料，幾乎是最大的困難。
這種真實程度較低史料實際上也很好判斷，《漢書·藝文志》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
顏師古注：“稗官，小官。如淳曰：‘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
稗史早先是指不同於正史的另一類史學形式，在兩漢時期也指稱小說，顏師古也對“稗”這個字做出瞭解釋，在顏師古看來，這樣的歷史記錄並不正式，屬於業餘的範疇。到了宋代以後，對於野史的收錄多是帶有“稗”字，類似《宋稗類鈔》、《明季稗史彙編》、《清稗類鈔》等都是對於民間史料的收錄。
這種“業餘史官”所記載的內容，一則基本接觸不到事件親歷者和高級官員，再則可以查閱資料的範圍小，更多靠的是聽聞和還有其他一些流出的真實性不一的史料，儘管大多數故事性和可讀性更強，但說起裡面記載對話的真實程度，那自然也很業餘。
業餘人士的專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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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上文所提到的史料來說，還有一類史料中記載的對話真實性較高，這種是當事人根據自身經歷回憶，結合政府檔案、公文等而寫成的史料和筆記，例如明末兵部尚書王在晉所寫的《三朝遼事實錄》、周文鬱《邊事小紀》等，這一種即是親歷者見聞類的史料。
一些官員退休後寫的《宦海浮沉錄》
可靠性很高
王在晉早在萬曆年間就已經入仕，歷任兵備、巡撫、經略、侍郎、尚書等職位，做過文職做過武職，做過地方做過中央，從基層幹到高層，除此之外，他還曾經到前線實地考察。這樣一個人，接觸過的史料、檔案、公文、各級官員自然是數不勝數。更重要的是，在天啟年間他多次接觸遼東事務，對於晚明遼東形勢的瞭解不可謂不清楚。
經王在晉之手寫出來的《三朝遼事實錄》其中他與孫承宗之間的一次私密對話，就被收錄其中：
在熊廷弼被下獄以後，一向與孫承宗不對付的王在晉和孫承宗在於遼西走廊防線佈置上有了分歧。孫承宗認為不應該在關城外修建三道關和營寨接應敗軍，未戰先言敗有損士氣。
王在晉說：“邊兵之善走也，即殺不能止，況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之氣。”意思大概是說設置三道關除了接應敗兵，還可以阻滯其後退，避免出現一潰千里的情況。
而這件事的後續爭論，在明朝官方主編的《明熹宗實錄》（明熹宗即天啟皇帝朱由校）中孫承宗上奏天啟皇帝的奏疏和孫承宗自己的著述中都有提及，在多方史料相互驗證下，確有其事發生，孫承宗和王在晉的私人對話，以這種形式留下下來。
寫《邊事小紀》的周文鬱也是明清遼東戰爭的當事人，曾多次參與和後金（清）的大戰，所記載的基本上是他在遼東的所見所聞，相對來說也是比較接近歷史真相。
親歷者見聞類的史料作者多數並不是專業的史官，但作為多次經手文獻和諸多事件的親歷者，記載史料的水平也比較專業，除去固有的主觀因素來看，對話的真實性至少也是八九不離十了。
專業人士的專業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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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閱種種史料，私密之間的對話多多少少都有失真之處，而在此之中，真實程度最高的應該就是距今年代較近的，類似於《明實錄》一類的官載史料，這種官方編寫的史料，相比私修史，官修史料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組織大量人力負責調查、編纂和調閱各類檔案資料。
《明實錄》共十三部，兩千九百一十一卷，有一千多萬字。在纂修此書的過程中，以朝廷諸司、部、院所呈繳的奏章、批件等紅頭文件作為編寫的根本，又以遣往各布政司、衛所的官員收輯的材料作為補充，逐年記錄各個皇帝的詔敕任命、律令，以及各類大事件而成，引用材料廣泛。
按照明朝的制度，新君登基以後，就會把為上一位皇帝修實錄提上日程，即欽定監修、正副總裁及纂修等人。而禮部官員則負責採輯史事，並派遣官吏、國子生等分赴各地瞭解、探訪前朝事蹟，送回中央，在結合中央存留的檔案編纂而成。國家主持編寫，那自然是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
而《明實錄》中關於對話的記載更多體現在皇帝與臣子之間的對話，還有奏疏中官員所提到的和其他人的對話，這種根據多方材料來編寫的實錄類文獻很少會有造假的現象，編寫的史官也從來不用擔心無處下筆。
在明朝，很多官員上書都是以千字、萬字來論的超級長篇作文，而且還是文言文，雖然皇帝並不都很有耐心看完聽完，但有時候或是出於政敵之間的彈劾，或是湊字數，不免把和其他官員的一些對話一起寫進去。
此外，心腹太監和皇帝的一些重要的對話，也會被實錄收錄其中。
《明武宗實錄》（明武宗即正德皇帝朱厚照）記載了大太監劉瑾下臺前張永和明武宗朱厚照的一段對話：
是日，上置酒勞永，劉瑾及馬永成等皆侍。
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在酒所俛首曰：“瑾負我。”
永曰：“此不可緩矣。”
永成等因共詆瑾，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上隨其後。時夜且半，瑾宿於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擊於菜廠，復分遣官校封瑾內外私第。
初，瑾與永不相能，永還，期以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有洩其謀於永者，永遂先期入，瑾愕然，以上方向永未有以中之。永為計亦甚秘，故瑾卒為所制。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這段對話的背景發生在楊一清和太監張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亂之後，在叛亂平定之後，太監張永利用獻俘之機，在酒宴結束後暗中向武宗朱厚照揭露了劉瑾的罪狀，在當時舉報的情況下，兩人的對話是完全私密的狀態。
在皇帝聽完舉報以後，確實覺得劉瑾最近確實有點膨脹，也沒什麼用得上的地方了，抬手間就把劉瑾給滅了。而這段對話被記錄下來應該是事後武宗朱厚照和太監張永的自述，皇帝想說，史官也就知道了，對話的真實性自然毋庸置疑。
皇帝和太監的一些密談是比較可信的
這樣的例子在《明實錄》中還有很多，礙於數量和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列舉，諸如《明實錄》這類官修實錄類史籍中的一筆一畫，都是由無數的資料、檔案、當事人口述匯聚而成，其中記載對話的真實性無疑是私修史無法相比的。
對於題目提出的問題，雖然無法一言以蔽之，但通過分類對比還是可以做出解釋：
在職史官自己修史，是專業人士幹私活，即通過口述傳承及職務便利，保證事件基本真實，但對話內容有所出入；
小官員和士子接觸史料和相關人士太少，加上寫史料的業務水平大部分比較一般，基本對話不太可信；
政府內部高層人員或退休人員，通過自身經歷所寫的親歷者見聞類史料，雖然並不是專業史官，但勝在作為親歷者，也能接觸到相關的重要資料，記載的事又可以結合其他史料相互驗證，對話內容基本上所言可靠；
官修史料則通過調集人手查證，通過海量檔案、奏疏比對，再加上編纂時專門的流程，來保證對話真實性。
即使各類史籍編寫形式不同，真實程度各異，但無可置疑的是，它們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價值，反映了一個時代的風貌，而如果要細究某一段對話是否真實，那也只有通過各類史料交互比對，才能儘量接近歷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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