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金決定性戰役——薩爾滸之戰明朝慘敗，歷來認為是明金最高統治者之間能力差距太大，明神宗極度無能。但是我們通過歷史考證發現，神宗有抱負，只是被當時明朝的環境所否定，明朝失敗是歷史的必然。
薩爾滸
"鐵背山頭殲杜松,手麾黃鉞振軍鋒。於今四海無征戰,留得艱難締造蹤。"這是乾隆寫的小詩名為《薩爾滸》，為的是紀念薩爾滸之戰。所謂薩爾滸之戰是爆發在明朝神宗皇帝萬曆四十七年、後金努爾哈赤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的明朝（以明朝為主聯合明朝的藩國朝鮮、東北親明部落等）和後金的一次國運之戰。此次戰役以明軍的慘敗而告終。此戰役使大明東北邊軍精銳盡失，進而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東北關外的諸多親明藩國、部族紛紛被後金殲滅或變換了顏色（如出兵參與薩爾滸的朝鮮，之後被後金打敗成了後金的藩屬國），此後東北邊關不復王師（不能過於絕對，寧遠就在袁崇煥袁督師手中）。薩爾滸之戰明朝為何慘敗，這是我們關注的問題之一。
明清戰爭
關於薩爾滸明朝失敗原因歷來的解釋
薩爾滸之戰，因明清的鼎革，清朝入主中原，對歷史上明清關係中不利於清朝的部分一律篡改。如將建州（後金、清朝）曾嚮明朝朝貢這段歷史一律刪除改為明清是對等關係；又如將清朝滅明的易姓革命，宣傳為是為中原百姓報君父之仇（因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殉國）。在這種官方話語體系下，為了證明清朝自己的合法性，對明金（為行文方便，以下皆將後金稱為清）國運之戰薩爾滸中清朝要極度美化自己、對明朝要進行醜化。
在這種意識主導下，對薩爾滸之戰的明朝失敗的原因都歸為：明朝將領懦弱無能、貪功冒進；明軍士氣低落、軍隊吃空餉嚴重；最高指揮楊鎬志大才疏、無能指揮；明朝天子昏庸無能、對軍事漠不關心。總之，對明朝沒有好話。對清朝的評價自然就是將評價明朝的詞彙變成反義詞即可。但是明朝真的
"實亡於萬曆"嗎？我們拋開個人對歷史發展的因素，以當時的時代為背景，發現明軍慘敗不僅是個人的原因，更是歷史的必然。
明軍
神宗能否"親征"
眾所周知，萬曆三大徵打空了巍巍大明朝，至薩爾滸之戰爆發前，大明國庫極度空虛。離遼東最近的三大徵就是援朝抗倭之戰，此戰達到了光伏朝鮮的目的，但更讓東北各族看到了明軍的實力，明軍在朝鮮"喪師數十萬、靡費上百萬"，堂堂天朝對倭國戰爭打的如此狼狽，這不由得讓東北某些部族不安分起來。最終就是建州女真挑頭，開始了東北全面叛亂。
應對女真叛亂，神宗皇帝是否想過親征以便飲馬松花江？歷來神宗皇帝的歷史形象好像很差，但是《萬曆十五年》中提過一個有趣的故事，在神宗清算張居正後，神宗有過一段時間的振作，即神宗在勞累的祭天儀式後仍然神采奕奕，此故事顯示了神宗的青年雄心。
至萬曆四十六年，東北的酋長努爾哈赤公然以"七大恨"為名造反，應對關外勢力，有明一代，應該說歷來的中原王朝的應對之策無非有二，皇帝親征，如明成祖；選派將領鎮壓。如明成祖的大將軍丘福出擊漠北（慘敗）。現在如何應對建奴的造反，親征亦或點將出徵？歷史沒有給神宗創造御駕親征的機會，只因土木堡之戰的杯弓蛇影。明英宗的土木堡慘敗，被俘，造成了明朝中期的軍事衰落以及後續一系列災難（也先南下、代宗繼位、北京保衛戰、代宗廢英宗太子朱見深、英宗迴鑾、南宮之變），幾乎將明朝推向了滅亡的邊緣，所以英宗之後天子守國門，但天子不出徵成為慣例。唯一例外就是武宗，武宗權力太大，造成個人隨心所欲，才有了應州之戰。
薩爾滸
而武宗之後的皇帝則慘了，因大臣們鑑於武宗權力太大，所以對後代的皇權進行了限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萬曆朝的國本之爭，神宗被迫聽從朝臣們的意見，冊立不喜歡的長子為太子。如果神宗提出親征，那必會遭到整個朝臣集團的反對。皇帝和整個朝廷為敵，雖然明清是封建皇權的頂峰，但是皇帝也不能太過分，一旦和整個朝廷為敵，那後世史官必然是口誅筆伐，比如後世對武宗的評價。所以當時的歷史沒有給神宗親征塞外、飲馬松花江的機會。加之，神宗長在深宮，而非馬上天子，並無指揮作戰的本事，所以歷史沒有給他能力。
文臣對軍事的制約
明朝立國，宣揚繼承唐宋傳統，明朝繼承宋代最大的制度之一就是文人主軍事。當然和宋代完全的外行領導內行不同，明代是文人治武。而明代的文人士大夫受宋明理學影響恰恰有治國平天下的責任感，明成祖的參謀軍事、三楊之一的楊榮就曾跟隨成祖遠征漠北；中期的于謙指揮北京保衛戰、王陽明輕而易舉破寧王；晚期的督師袁崇煥、孫傳庭，都是文人治軍的表現，他們有能力進行軍事指揮。
但他們的軍事才能和自己的戰爭天賦掛鉤，不是每個文人士大夫都熱衷軍事，軍事水平更像是業餘愛好。可正因為有幾個文人治軍，且治的好，所以產生了整個明朝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和宋代那種極端壓制武將還不大一樣）。這樣明朝軍士人才不足，到了萬曆時期，我們看參加三大徵的主將，名字基本重複出現（武將就那幾個人），如李如松，既平定西邊的寧夏之役，又參加了東邊的援朝抗倭；劉綎既參加過南方的播州之役，又參加了東北的薩爾滸之戰。可見這是文臣對軍事的制約，造成明朝武將不足的原因。
薩爾滸明軍進軍圖
財政對軍事的制約
萬曆三大徵耗盡了國庫錢財，"靡費數百萬" 。就因為萬曆三大徵之後，國家實在沒錢了，所以後來的皇帝才有了飲鴆止渴三餉加派，這不得不說三大徵是其遠因。三大徵造成的嚴重後果是惡性的、持續的。三大徵尤其是援朝抗倭戰爭暴露了明軍實力，損傷了大明邊軍精銳，這讓努爾哈赤有機可乘。
而因三大徵損失的財政遲遲不能彌補，這就造成了薩爾滸戰役時期，明軍裝備的落後。徐光啟在總結薩爾滸之戰的奏報中說："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顏矢中其背，是總鎮監督，尚無精良之甲冑"。參加明朝聯軍的朝鮮軍指揮姜弘向給朝鮮王的奏報說"明軍人員奇缺，兵器不全"、"器械齟齬，且無大炮、火器"。需要指明，明軍是分兵進擊，朝鮮參加的是明軍的一路，所以沒有火器尚屬正常，但是也的確反應了明軍火器不足、裝備不夠的事實。
劉綎在薩爾滸殉國
薩爾滸之戰明軍慘敗的原因
薩爾滸之戰的失敗是明朝發展的必然，並不會因一兩個人的改動而改變結果。歷來將薩爾滸之戰的失敗歸為神宗昏庸用人不當，是有欠妥當的。明軍總指揮楊鎬的確有其自身的弱點，但他的弱點也是明朝本身能力不足的反應。正如政治課本所教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所認為的那樣，內因決定外因，歷史發展不受一兩個人的左右，神宗是帝國最高決策者，但他的決策始終受到帝國政府官僚和帝國傳統的限制，正因如此將過錯全部推給神宗是有欠公允的。
參考文獻
《明史》《萬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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