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樑紅:保增長要靠釋放改革紅利


中金梁紅:保增長要靠釋放改革紅利 | 巴倫獨家

文 | 《巴倫》中國撰稿人 張曉添

摘要:中國經濟增速在長達三四十年裡保持在9%以上,是“幹”出來的,是靠結構改革,把我們的制度紅利釋放出來得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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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是否‘保6’,這個問題的討論非常重要。但我們這五六年的討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中國依靠的是改革紅利,不是人口紅利。”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兼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博士日前接受《巴倫》中國獨家專訪時分享了她關於中國經濟的最新洞見。

梁紅認為,中國經濟過去三四十年實現舉世矚目的增長,關鍵在於不斷釋放制度改革紅利。中國經濟當前需要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速,關鍵仍然在於進一步的制度改革。

對於經濟學家們套用學術概念評估中國經濟潛在增速的做法,梁紅表達了不同觀點。她認為,人口紅利不是決定中國潛在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我們不應該“教條”地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實踐經驗;而是要著眼於既定發展目標,繼續釋放改革紅利。

梁紅是中國經濟研究領域名副其實的“老兵”。她早年在美國喬治城大學獲得經濟學專業哲學博士學位,1998年起供職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在其研究部和亞太經濟部工作。她於2003年9月加入高盛亞太有限公司,專注於研究中國大陸經濟活動。2008年,梁紅加入中金公司任董事總經理。

在位於北京CBD的辦公室中,梁紅細緻地梳理了她觀察中國經濟的有效方法。她認為,觀察中國經濟週期性波動一個最敏感的指標是貿易順差的變化,同時製造業價格對於理解中國通脹有著突出的意義。

從這些指標來看,梁紅認為中國經濟目前明顯偏冷。她認為,短期內應通過逆週期措施保持一定的增速水平,而她強調,進一步改革是優於財政、貨幣政策的選項。針對海外投資者密切關注的中國債務以及消費市場增長問題,梁紅也做出了詳盡回答。

順差變化是最敏感預警信號

《巴倫》中國:您對當前中國經濟情況有何判斷?經濟增速面臨下行壓力,主要原因是什麼?

梁紅:最近一段時間外界實際上關心兩個問題。一個是中美貿易摩擦的解決。回顧2019年,我們經濟增速從2018年年底的6.6%到三季度6.0%,這個過程中,下滑最明顯的是出口增速。

2018年全年,中國貨物貿易出口以美元計增長9.9%,2019年到現在為止大概是-0.3%。這相當於10個百分點的差距。我們也看到投資增速有些放緩、消費有放緩,但都沒有這麼大的變化。中國出口佔國內生產總值(GDP)大約18%。名義上這就是將近兩個百分點增速的變化,而且出口還會影響經濟的其他領域。

如果觀察過去40年,任何單個的年度,出口增速如果有10個百分點以上的變化,不管下滑還是上升,對總體經濟的影響都是很大的。

第二是中國自己在調結構、去槓桿。一系列金融風險處置措施帶來一些下行壓力。

《巴倫》中國:對於中國是否有必要通過逆週期調節政策保證6%的增速,近來各界討論熱烈。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梁紅:其實如果看過去五、六年,大家還討論過要不要“保7.5”、要不要“保7”。這些爭論的核心點在我看來是沒變的——認為中國不該保持某個特定水平增速的這一派,主要的論據就是中國潛在增長率在下降。在他們看來,在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情況下,如果用逆週期政策去硬頂,得不償失,效率很差。

如果追問為什麼潛在增長率下降,大量的學者會說是由於中國人口紅利消失。也有人認為,我們的經濟體量已經很大了,不需要那麼高的速度,而是要高質量,經濟增速只要足以解決就業問題就可以了。還有人認為是環境的壓力,以及槓桿太高等等。

這麼多年的討論中,我們中金不太認同這類觀點。

首先,什麼叫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是個學術概念。潛在增長率在短期內是有一些度量方式的,長期來講有更深層次的影響因素。潛在增長率是一個西方經濟學的概念,我們不能簡單借用這個概念,用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增長和勞動效率的增長來解釋潛在增長率。如果以這種方式來測算的話,中國近三四十年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是全球獨一無二的。

如果僅僅以人口判斷潛在增速,那麼以非洲國家巨大的人口規模,增長率為什麼這麼低?印度人口比中國多,為什麼增速很快掉到中國之下了?

在這一點上,中國有自己的經驗。我們過去人口增速最快的時期,卻面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實際上,中國的勞動人口紅利2000年就不再增長了,但那之後經濟保持了高速增長。因為人口紅利需要變成有效的勞動力,才有TFP的增長。

我們自己的宏觀經濟分析師們,要把這個問題從個人偏好和教條主義中脫離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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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研究部負責人梁紅博士。圖片來源:中金公司

《巴倫》中國:那麼您是從什麼角度來分析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問題呢?

梁紅:西方國家的經濟增長緩慢、平穩,當增速低於潛在增速時,會有一些典型的表現。2003年,在討論中國經濟是否過熱時,我們提出過一個簡單的觀察、分析經濟短期波動的框架——如果一個經濟體增速在潛在增長率之下的話,會出現幾大標誌:首先不會通貨膨脹,一般是通貨緊縮;第二是失業率上升;第三是貿易順差擴大,因為內需不足。

回到中國,我們的問題是我們該看哪個通脹指標?從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房價/地價這三種價格總體來看,現在不能說中國有明顯的通脹。

關於近期CPI走高,學者們基本上都同意這是豬價短期上漲造成的,而且這種供給側的衝擊會過去。

比較突出的是PPI同比增速又回到了負值。從1998年到2002年,在我們認為經濟不景氣或偏冷的時候,我們都會面臨通縮的壓力,尤其製造業會出現負PPI增速的狀態。在我看來,中國長期以來對負的製造業價格指數的變動關注是不夠的。相對來講,製造業價格指數更乾淨、更及時。

我們的就業指數也有諸多不足,調查失業率抽樣的樣本太小,對城鎮正式就業之外的抽樣更少。但即便如此,近期調查失業率也有所上升。

在這些指標當中,我們研究發現,當經濟偏冷時,最敏感、預警作用最突出的是順差的變化,而且從來都是以進口金額大幅下滑為標誌的。進出口這個數據每個月都有。

我們觀察中國的產能,也就是製造業貿易品,比如說鋼材。如果國內需求旺盛,就在國內市場銷售,價量齊升;如果國內賣不出去,就尋求低價出口。這樣一來,就會導致貿易順差的明顯變化。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當中國遇到像今年這樣內需不景氣的情況,就會出現貿易順差百分之幾十的增長。2005年、2013年、2014年都是這樣,甚至個別季度順差出現100%的增長。這種變化基本上都不是受到出口增長的推動,而是進口。由於中國對全球定價的影響,這種情況下進口基本都是價量齊跌。這一數據體現出的經濟週期性的冷熱,在中國加入WTO之後尤為明顯。

長期改革與逆週期調節不矛盾

《巴倫》中國:那麼您認為當前是否需要“保6”呢?

梁紅:從2018年年中以來,中國經濟的宏觀數據表徵明顯偏冷,增速在潛在增長率之下,這個時候需要做一定的逆週期調節。這種逆週期政策的選擇在成熟市場經濟體比較簡單,就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中國還可能會包含監管力度調整的選項。

但從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增速在長達三四十年裡保持在9%以上,是“幹”出來的,是靠結構改革,把我們的制度紅利釋放出來,或者說是把我們原來制度的負的紅利改正了得來的。

我認為,關於是否“保6”,這個問題的討論非常重要。但我們這五六年的討論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中國依靠的是改革紅利,不是人口紅利。也就是說,你要釋放生產力,釋放中國人民靠勤勞致富的空間。這不能僅僅通過人口因素來推導。環境等等這些問題都要在發展中解決,這是我們這麼多年的重要實踐經驗。

《巴倫》中國:中國還有哪些政策空間可以做到“保6”?

梁紅:我們回過頭來看,1978年中國農業生產體制的改革、對外開放、企業改革、加入WTO,這些都不是財政政策、也不是貨幣政策的逆週期調節,但中國因此取得了為全世界矚目的增長。

在十九大上,中國製定了自己未來長期的發展目標,2035年人均GDP要達到那時美國的一半左右的水平,也就是相當於目前葡萄牙的水平;2049人均GDP要達到那時美國70%左右的水平。

我認為這樣的發展目標反應了中國要實現自己全部潛力的決心。要實現這樣的潛力就要求我們,對體制機制上不適合經濟、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進行真正的改革。這是我認為關於“保6”討論中忽略掉的第一件事。

第二個忽略掉的是,因為對短期經濟波動的觀察指標缺乏共識,我們在逆週期政策的執行上存在滯後。短期來講,經濟學界的共識是,假如增速低於潛在增長了,經濟受到的損失比較大,這時候應該用一些逆週期政策把增速“補”回來是利大於弊的。打個比方,你要做手術,那麼同時我們可以打麻藥,並保持血壓穩定。

長期改革與短期逆週期調節並不矛盾,但是中國現在一說到逆週期政策,就有人認為是“放水”。其他國家央行都在竭盡全力保增長,我們要做例外嗎?考慮到“複利”,經濟增速每年差一個百分點的話,長期下去國家競爭力差距會是巨大的,即使每年差半個點都會有很大差距。

當然,除了逆週期的短期政策調整,中國有很大的進一步改革的空間。比如,2019年國有資本10%劃歸社保;降低社保繳費4個點,給企業降費。這樣的政策既不增加財政赤字,也沒有貨幣“放水”,這就是中國改革帶來的制度紅利。在這方面,公積金改革也是亟待推進的領域。

消費增長離不開收入分配改革

《巴倫》中國:海外投資者非常看好中國消費市場的前景,在這方面您有哪些觀察?

梁紅:從2012年以後,中國消費佔GDP的比例一路在上漲。中國消費市場已經接近美國,2020年中國將成為全球第一大零售消費市場。

在討論世界其他國家的消費需求是否旺盛時,大家都會把房地產需求當作觀察的一部分,比如美國,但對於中國大家似乎不這麼看。但即使不包括住房,消費需求這幾年的表現也是非常亮眼的。尤其是,與工業增長相比,消費市場的增長是非常抗週期的。

海外投資者觀察中國很多是通過他們投資的上市公司。比如他們投的拼多多這類公司,只有在中國,才可能在四年內建立起一家400多億美金市值、接近1萬億成交總額(GMV)的公司。國內市場中他們投資的茅臺、海天醬油以及格力電器等公司,現在的盈利回報都遠超當年預期。

從這些大的龍頭消費公司當中,我們是看到了明顯增長的,而且是有質量的增長,利潤也很好。所以投資者在宏觀經濟之外,可以明顯看到中國消費的快速增長。

《巴倫》中國:促進中國消費市場進一步增長,還有哪些關鍵政策措施可以期待?

梁紅:最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的變化。消費的增長主要有三個驅動要素:首先是就業,也就是收入要增長;第二是財富效應;第三是加槓桿。現在大家有共識的是不能用加槓桿的方式刺激消費,而財富效應在中國不明顯。

收入是哪來的?一般而言主要是要通過增加就業,所以增長還是硬道理。沒有一定的增長速度、就沒有就業的增長,也就不可能有收入的增長。

在中國還要看收入分配的改革。2012年以後消費佔比的上升,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對收入分配在國家和居民之間進行了調整,國家支出中增加了民生支出。根據我們的計算,從2007年到2017年,教育、醫療、養老以及扶貧這四類民生支出和轉移支出佔GDP的比例,從6%多一點增加到12%。我們的一項研究表明,2012年之後,世界範圍內收入分配改善最明顯的就是中國。

這背後既有一次分配向勞動者的傾斜,也有二次分配的轉移支付。還有與國企利益相關的一些措施,我們也要給予積極評價,比如話費的下調、禁止銀行亂收費等。

消費是中國需求增長最具潛力的賽道。消費佔GDP比例上升是很快,但跟美國相比還差10個百分點。收入分配、尤其是一次分配還要改進。比如說社保,住房公積金、養老金繳費比例還是過高,還有不少調整的餘地。

中國需要精準降槓桿

《巴倫》中國:海外投資者在觀察中國經濟時,還特別關注債務問題。對此您的判斷是什麼?

梁紅:我們對這個問題做過很深入的研究分析。我們2014年的研究報告表明,中國債務水平高是“企業”高,政府和民企不高。居民債務水平雖然上升比較快,但是居民存款減去債務還是淨存款。

一般認為國企債務水平較高,但可能沒有注意到部分大型國企同時擁有大量的現金存款。此外,機關團體存款還有30多萬億,可能很多人很少看到這一點。這裡主要是事業單位改革滯後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在企業這個類別中,如果不包括城投公司,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真正經營業務、有現金流的企業,這些年債務率都在下降。所以債務問題主要是城投債務問題,也反映了財稅體制改革落後於進度帶來的掣肘。

中國需要精準降槓桿,因為主要的問題還是在公共資產負債表上,比如大量閒置資金和高負債並存的問題。嚴格意義上,城投沒有經營性現金流,只是地方政府借錢的窗口。

所以,我們認為應對債務問題要精準一點,最重要的是公共部門資產負債表重組的問題,其中主要是地方政府,以及城投類國企。

美國和全球最深層的問題是收入分配

《巴倫》中國:美國經濟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復甦期,現在市場密切關注著美國經濟衰退的風險。您如何看待2020年的美國經濟?

梁紅:美國目前失業率很低,是幾十年來最低水平。儘管大家對經濟衰退很是擔心,但它的經濟增速還是不錯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美國聯邦貨幣政策的基準利率是1.5%至1.75%,非常低。

市場最擔心的是,美國國債佔GDP比例超過了100%。按理說,在經濟狀況這麼好的情況下,應該出現財政盈餘,利率水平應該上升。只有這樣,當經濟增長乏力的時候,你才有救火的工具。

為什麼10月、11月左右全球市場那麼悲觀?因為大家認為,一旦美國經濟出現不利狀況,用來應對的政策工具就會不足。克林頓時期,美國經濟向好,達到了財政盈餘,然後開始償還國債。現在,在經濟和就業這麼好的情況下,國債規模快速增長。所以大家對美元、對美元資產、對美債的擔憂就出現了。

美國經濟短期看不出大問題來,但是某種意義上它是“打著強心針”撐起來的,包括去年大規模的減稅。這種情況下,往後再打強心針的空間有限。這就是為什麼大家擔心,歐洲“日本化”之後,美國可能會是下一個。

美國最深層次的問題是財富、收入分配的問題,而不是需求不足。全世界還有那麼多窮人,美國還有那麼多窮人,這個需求是沒有得到滿足的。但美國的體制無法解決“有需求者沒收入”的問題。

《巴倫》中國: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在長達十餘年十年裡增長低迷,主要原因是什麼?

梁紅:全球潛在增長率在下降,而很少有政府有能力做改革,沒有結構調整政策來幫助生產效率邊際提高。

當然也有人說,美國可能會有一些(結構調整),包括特朗普政府減稅、放鬆監管的政策,都會提升生產率。我認為中國的扶貧政策,以及部分的改革開放也是有幫助的。但全球最大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的解決——並沒有明顯進展。

《巴倫》中國:如果部分發達經濟體一直依賴貨幣刺激,將利率政策推向極限,那麼負利率會不會長期存在?

梁紅:如果主要經濟體都是負利率或零利率,市場會認為大部分政府,包括很多新興經濟體,不用擔心資本外逃的問題了。理論上,資金會流向利率水平偏高的經濟體。

但長期負利率的挑戰在於,大家可能會在紙幣之外尋求其他的替代選擇,比如黃金、比特幣。隨之而來的巨大風險是紙幣的信用問題,也就是說全球央行的信用會不會受到挑戰。

《巴倫》中國:謝謝您分享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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