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一文中,我們提到,史官的主要工作是修史和註記。我們還發現,蜀漢是設有史官的。它不是“史官言景星見”的那個太史,而是東觀秘書郎。

一文中,我們又發現,雖然蜀漢有史官,但史官設置於後期。在劉備和諸葛亮時代,蜀漢並沒有設置史官,原因與蜀漢“軍事最優先型經濟體系”有密切關係。

東觀整理蜀漢前期史料的猜想

諸葛亮去世後,蔣琬、費禕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蜀漢從前期的“戰爭狀態”向“治理狀態”轉型。東觀秘書制度在此時建立,亦屬合理。

蜀史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前期的人物事蹟中,重要人物的史料相對充足;其他人物相對簡略。比如《先主傳》《諸葛亮傳》放在整部《三國志》裡,都算比較詳實;而簡雍如此地位的“老革命”,竟然不知所終。

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作為蜀漢“老革命”兼劉備好友的簡雍,居然不知所終

而蜀漢中後期的人物事蹟,則斷斷續續,非常簡略。吳壹兼有國戚、高層、名將的身份,關於他的材料居然支撐不了一部完整的傳記,著實令人驚訝。

可是,與蜀漢史前詳後略相矛盾的是,蜀漢的史官全部活躍在中後期。也就是說沒有史官的歷史,比有史官的歷史,更詳細,這實在說不通。

蜀漢中後期設立東觀秘書郎,有了兼職史官,註記有了具體的官員負責。這種情況下,即便東觀秘書郎沒有集註起居,產生“乙類註記”,由於有了專人負責,“甲類註記”的記錄、整理、保存也應該要好於蜀漢前期。在這樣的前提下,卻出現前面提到的矛盾,原因無外乎以下兩種:

一種可能,東觀秘書郎集體打醬油,沒有好好履行註記職責。或者說,東觀秘書郎本來就是個虛職。劉鹹炘就說:

東觀乃真記注之職,然沿舊制而有此官,未必有其地行其職。

盧弼也以為“劉說為允”。(《三國志集解》卷33)然而蜀漢前期本來就沒有東觀,犯不上為了“沿舊制”而設立一個不幹活的機構。東觀雖然不是核心實權部門,但至少在設立之時絕不是用來養老的;至於後期政治昏暗、經濟衰退,東觀的工作是否因此受到阻礙,就不得而知了。

另一種可能,後期史料遺失,而前期史料獲得了保留。這看來幾乎不可能。史料越遠越容易散失,怎麼會後面的丟了而前面的還在呢?

是的,幾乎不可能,但也還是存在一絲可能。如果蜀漢前期的史料,它的呈現形式比後期史料更容易保存,那麼就有可能出現相反的結果。

換句話說,如果東觀對蜀漢前期的史料做過一些簡單的編輯加工,那麼經過加工的前期史料就較後期的更容易保存。這就好像一本整齊的數據分析報告,和一堆堆散亂不堪的數據表,哪個更容易保存,是不言而喻的。

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集三國史研究大成的《三國志集解》

因此,我懷疑東觀的秘書官,是對蜀漢前期的檔案做過一些整理的。東漢註記本來就已經產生了整理史料、集註起居的傳統。不過,蜀漢東觀如果真的存在整理工作,這種工作也非常初級。至少以財政狀況來看,特別是後來姜維重新發動大規模北伐,蜀漢朝廷仍然無力支持大規模的國史編修。這種工作與魏、吳的修史工作是沒有可比性的。

此外,由於蜀漢前期長年沒有史官,檔案收集與保存也不可避免地有所疏漏;即便對其整理,也無法彌補這種疏漏的缺憾。

不少人對蜀漢史料的丟失有過猜測,比如毀於鍾會之亂,又或者毀於司馬氏故意銷燬。現在,我們不知道東觀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初步整理工作;假設有,也不知道成果如何。但無論是散佚於戰亂,還是受禍於焚書,經過整理過的史料,終究較原始檔案更容易保存。

不過此說也純屬推測。

陳壽接觸到的蜀漢史料到底有多少?

前面考證了郤正履歷,其任職東觀秘書的時間,恰恰就是諸葛亮去世至蜀漢滅亡的整個後期階段。現在來看另外四位。

先說比較簡單的。

王崇,蜀漢東觀郎。蜀漢滅亡後,王崇與陳壽一同入洛陽,著有《蜀書》,“其書與陳壽頗不同”。入晉後,王崇官至太守。(《華陽國志》卷11《後賢志·王化傳》)他當是蜀漢後期的史官。

司馬勝之,蜀漢秘書郎,蜀漢末年被郡裡察舉孝廉。入晉後又任梁州別駕、舉秀才、遷縣令,官至散騎。可見也是蜀漢後期的史官。(《華陽國志·後賢志·司馬勝之傳》)

習隆,以步兵校尉掌校秘書。習隆是劉備從龍之臣習禎的孫子,又在蜀漢滅亡前夕上疏劉禪請求為諸葛亮立廟,顯然也是蜀漢後期人物。(見《三國志》卷45《蜀書十五·楊戲傳》附《季漢輔臣贊》、裴注引《襄陽記》)

習隆的任職還說明,蜀漢秘書官至少在名義上絕不是虛職,不然已經擔任步兵校尉的習隆,不必再掛個“掌校秘書”的虛銜。既為秘書官,則必與東觀秘書有關聯,可證蜀漢後期是有秘書兼職史官的。

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陳壽雕像

下面重點說的是《三國志》的作者陳壽。

據《華陽國志·後賢志·陳壽傳》,陳壽師從譙周,在蜀漢的履歷是“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按蜀漢無散騎;任黃門侍郎者如董允、費禕,以陳壽之資實難擔任。因此,《華陽國志》說陳壽曾任黃散,可能是對其入晉後官職的誤寫。故而,陳壽在蜀漢所任之職,應該是州吏、衛將軍主簿和東觀秘書郎三個。

蜀漢衛將軍可考者僅姜維和諸葛瞻。姜維任職在延熙十至十九年(247—256年)間。陳壽生於建興十一年(233年),其時15至24歲。

諸葛瞻任衛將軍在景耀四至六年(261—263年),其時陳壽29至31歲,但蜀漢已接近滅亡。考慮到陳壽任衛將軍主簿之後,又遷東觀秘書郎,此後又遭到黃皓打擊、遭遇父喪、受到鄉黨貶議,不像是在兩三年間就能發生的事情。

如果陳壽所任不是諸葛瞻的主簿,那就只能是姜維的主簿。此前陳壽接受益州州府闢除州吏,當在大將軍費禕領益州刺史之時,即延熙七年至十六年(244—253年)。考慮到陳壽的年齡,陳壽在費禕執政後期起家的可能性較大。

主簿是東漢時期公卿郡國等機構的常置的掾屬,其職責是文書收發與記事。衛將軍幕府的主簿亦當如此,屬於文職人員。從《三國志》對姜維作戰的記述來看,陳壽顯然沒有隨姜維到過前線,其主要工作應當是在姜維的駐地漢中完成的。

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陳壽所任應是姜維主簿,而非諸葛瞻主簿

姜維擔任衛將軍期間,只有延熙十一年(248年)、十四年(251年)、十五年(252年)和十六年(253年)沒有出兵。假設主簿需要隨幕主出征,則陳壽只能在此四年中擔任衛將軍主簿。考慮到陳壽的年齡問題,則其擔任主簿的時間以延熙十四年至十六年間(251—253年)為宜;稍前,則任益州州吏。此時陳壽在20歲左右,正好是弱冠之年。延熙十六年(253年),費禕遇刺,姜維重新發動大規模北伐。陳壽亦在此時離開衛將軍幕府,進入東觀。

以上只是一個推論,不一定就是事實。即便推論不成立,延熙十九年(256年)伊始,姜維就遷大將軍。至遲在此年初,陳壽也已經進入了東觀。時黃皓與侍中守尚書令陳祗互為表裡,已經參政。景耀元年(258年),陳祗去世,劉禪復設中常侍,黃皓任中常侍干政,朝政日壞。

《晉書》卷82《陳壽傳》載:

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

看來陳壽與他的頂頭上司郤正一樣,都沒有巴結黃皓。所不同的是,郤正獨善其身,沒有得罪黃皓;陳壽卻因“不為之屈”,而“屢被譴黜”。陳壽究竟因為什麼事情得罪了黃皓,已無可考;但是遭到黃皓多次穿小鞋,這圖書管理員兼史官的工作,也不會做得太順心。

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惹了“黃昏二神”之一的黃晧公公,日子不太好過呀

蜀漢末年,陳壽就更鬧心了。先是景耀四年(261年),諸葛亮之子、軍師將軍諸葛瞻晉升行都護衛將軍、平尚書事,主持國政。而諸葛瞻素來“輕壽”(《晉書·陳壽傳》)。黃皓和諸葛瞻都看不上陳壽,陳壽的仕途自然到頭了。

也大約是在此時,陳壽的父親去世,陳壽在守喪期間生病,因為讓婢女送藥,被當作桃色新聞,受到鄉黨貶議。此後蜀漢滅亡,司馬氏號稱以孝治天下,陳壽遂因此事,多年未被錄用。(《晉書·陳壽傳》)以時間論,蜀漢滅亡時,陳壽正在守喪。

總結一下,陳壽於延熙十六年至十九年(253—256年)間進入東觀;

景耀元年(258年)以後得罪了黃皓,屢次被穿小鞋;

景耀四年(261年),向來看不起陳壽的諸葛瞻上臺執政;

當此之時,陳壽又遭父喪,且受鄉黨貶議,直至蜀漢滅亡。

這麼算下來,陳壽在東觀安心當管理員和史官的時間,最長不過五年,最短可能只有兩三年。

三五年的時間,在沒有朝廷財力支持的情況下,陳壽是不可能收集和整理足夠的史料來寫《蜀書》的。由於受到黃皓阻撓,陳壽的歷史著述工作也一定阻礙重重。陳壽接觸到的史料(包括編輯過的史料和未經編輯的原始檔案)很可能是有限的。

同在東觀任職的王崇能夠編撰《蜀書》,且內容與陳壽的《蜀書》“頗不同”。這個“不同”不僅是內容本身不同,亦可能是內容詳實不同。也就是說,王崇看到的史料,與陳壽看到的史料,是存在差異的,這種差異既可能在內容上,也可能在數量上。

泰始四年(268年),陳壽的同學羅憲向晉武帝司馬炎推薦陳壽(《三國志》卷41《蜀書十一·霍峻傳》裴注引《襄陽記》);於此同時,黃門侍郎張華也很欣賞陳壽。陳壽遂在此年或次年(269年)被舉為孝廉,以著作佐郎兼領巴西郡中正。期間,陳壽寫了《益部耆舊傳》,得到司馬炎重視,晉升為著作郎,隨即又被外派出任平陽侯相。

陳壽曾任蜀漢史官,《三國志》卻對蜀史語焉不詳,他在遮掩什麼?

說到《諸葛亮集》,這裡推薦一下這本李伯勳的《諸葛亮集箋論》

這期間,陳壽除治理轄地外,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編次諸葛亮作品集上。泰始十年(274年)二月,陳壽因《諸葛亮集》完成而重新回到洛陽擔任著作郎。六年後,《三國志》成書。

陳壽在洛陽看到的蜀史材料,恐怕不會比在成都看到得更多。畢竟經歷了亡國,經歷了鍾會之亂,經歷了圖籍運輸,洛陽的蜀史材料與成都相比,只少不多。在這樣的情況下,陳壽也只能感慨,蜀漢早期沒有史官,後期沒有專職的史官,以至於沒有人編修國史(“國不置史”),沒有人集註起居(“註記無官”),從而導致了“行事多遺,災異靡書”的後果。

參考文獻

古籍

1. [晉]陳壽 撰;[南朝宋]裴松之 注. 三國志.第2版.[M]. 陳乃乾 校點. 北京:中華書局,1959.12

2. 盧弼 集解. 三國志集解(錢劍夫本)[M]. 錢劍夫 校點.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

3. 盧弼 集解. 三國志集解(吧組點校本)[M]. 三國志吧點校小組 校點. 三國志貼吧:三國志吧點校小組,2011

4. [晉]常璩 著;任乃強 校注. 華陽國志校補圖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

5. [南朝宋]范曄 撰書;[晉]司馬彪 撰志;[唐]李賢 等注書;[梁]劉昭 注志. 後漢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65.5

6. [唐]房玄齡 等 撰. 晉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4.11

7. [梁]沈約 撰. 宋書[M]. 北京:中華書局,1974.10

8. [唐]杜佑 撰. 通典[M]. 北京:中華書局,1988.12

9. [唐]李林甫 等 撰. 唐六典[M]. 陳仲夫 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4.7

專著

1. 牛潤珍 著. 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M]. 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1

2. 楊耀坤 伍野春 著. 陳壽裴松之評傳[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12

論文

1. 胡曉明. “蜀無史官”之議述評[J].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0(5):114-117

2. 周景勇. 東漢政治與史學[D]. 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4

3. 杜鑫. 三國史官制度研究[D]. 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2.5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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