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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 197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 2009希臘債務危機
- 澳洲離危機還有多遠
- 星星之火亦可燎原
前言
伴隨2020年新年鐘聲的，是一場澳洲史無前例的超級山火、馬拉松式的中美貿易衝突獲得階段性進展，以及伊朗革命軍少將蘇萊曼尼被美軍無人機送上西天。一切都是那麼熟悉，因為人類總是在重複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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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發出警告
2020年1月，世界銀行（World Bank）發佈了一份半年一度的報告，該報告帶來的消息也並不樂觀 ----
全球債務攀升、低增長、低利率或將引起新一輪金融危機。
報告顯示，雖然低利率環境使債務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可控性（相比高利率環境之下，債務堆積速度更快），但是包括國際局勢動盪在內的不確定因素一旦發生，極有可能開啟金融危機多米諾效應，波及全球所有資本市場。
世界銀行行長戴維·馬爾珀斯（David Malpass）表示：“歷史證明，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大規模債務激增通常都伴隨著金融危機的發生，最終給國家和人民造成巨大代價。”
此刻，新興和發展中市場（EMDEs）的債務總額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170%，相當於55萬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54%。該數據與197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期間的債務累積增速相比，約為其3倍。
並且這一輪債務積累的涉及範圍異常的廣泛，包括了政府債務和私人債務。
據世界銀行統計，每次大規模金融危機之前都伴隨著債務積累。而自2010年以來，這種增長主要集中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發達國家。
目前，在新興和發展中國家中，有80%的債務總額高於2010年，而這種在經濟增速樂觀情況下的新常態，遇到低增長甚至負增長時，將會帶來經濟的倒退和危機的爆發。這就是世界銀行所指的“危險水域”，而在這水域航行，也是一條單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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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忽然宣佈了一則令世界震驚的聲明：墨西哥政府將無法如期償還債務。然而在墨西哥政府之前，一系列拉丁美洲國家政府也分別陷入債務危機。
“
這場債務危機的起源來自於拉丁美洲國家經濟增長速度過慢的同時，大量舉債刺激經濟發展。過高的外債槓桿率以及以出口為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失敗，都成為催化劑。
”
最終由於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導致國際資本流向大幅逆轉以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下跌，使得拉丁美洲國家紛紛陷入危機的深淵。
以墨西哥為例，1970年代國內經濟產出主要集中在農業（大宗商品）以及初級加工、製造業，而其國民生產總值一大部分來源於出口。正巧發生的兩次較大規模的石油危機則導致石油價格飛漲，而造成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經常賬戶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相反的，石油產出國卻受益於飛漲的石油價格，而獲得了經常賬戶盈餘（current account surplus）。
大量盈餘的資金無處可去，所以在美聯儲的鼓勵下，這些資金最終流向拉丁美洲國家。
1970-1973年期間，該債務的利率僅為3.5-5.5%左右，而墨西哥當時的國民生產總值為6.5-9.2%，遠高於債務比例，所以一切相安無事。
但是到了1978年伊朗革命爆發而引發的第二次石油危機間接導致了歐美國家經濟滯漲問題，最終導致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克爾（Paul Volcker）大幅提高貸款利率，從1979年的11.2%提高至1981年的21.5%之高。
大規模的高債務、低增長以及國際衝突讓拉丁美洲國家像暴風雨中的一葉小舟，隨即被巨浪吞沒。
3
2009希臘債務危機
也許希臘退歐鬧劇（Grexit）已經被特朗普失散多年的“孿生兄弟”、英國首相波利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英國退歐大戲（Brexit）的浩蕩聲勢所掩蓋，但是希臘債務危機至今僅僅過去了5年。
1999年1月1日，象徵歐盟未來繁榮昌盛的歐元正式問世。以德國、法國、奧地利等國家為首的11個國家於這一天開始使用歐元。作為歐洲大國之一的希臘也迫切希望能夠加入歐元使用國的陣列，但是由於《馬斯特裡赫特條約》（Treaty of Maastricht）明文規定，歐盟經濟貨幣同盟國成員必須符合兩個條件：
- 財政赤字不可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3%
- 負債率必須低於全國生產總值的60%
成績不及格的希臘只好找到投資銀行高盛（Goldman Sachs）求助，而向來“樂於助人”的高材生高盛靈機一動，為希臘量身定製了一套“作弊方案”。
作弊方案可謂天衣無縫：高盛向希臘政府貸出一筆鉅額資金，歸還期限為10-15年。這筆國債被精明且巧妙地合法排除在希臘公共負債率的統計數據之外，也就是說，這筆資金猶如一劑強心針，立刻讓希臘達到了加入歐元區的標準。
2001年，希臘正式加入歐盟經濟貨幣同盟國，開始使用歐元。然而，據數據顯示，當時希臘的財政赤字約為GDP水平的5.2%，遠超規定。
接下來的15年裡，希臘的債務數字不斷攀升。直到2009年8月，國際評估機構惠譽評估（Fitch Ratings）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經濟前景展望也同時下調為負面（negative），這也正式標誌著希臘政府主權信用等級在10年來首次跌破“A”級。
同年12月，標準普爾（國際評估機構）的評估降級讓希臘政府雪上加霜，全球股市應聲下跌，而希臘股市更是當天大跌6%。此後的時間裡，希臘銀行紛紛限制民眾取款，因為銀行內的現金儲存量僅夠維持數日。
一輪輪的企業裁員、政府裁員以及資本管制將希臘一杆子打回“解放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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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離危機還有多遠
在世界銀行此次發佈的長達334頁的報告中，“澳大利亞”4個字只出現了2次。但是這並不代表澳洲與這一輪債務高築沒有關係。相反，歷史最低的央行利率以及史無前例的家庭負債比例讓澳大利亞成為發達國家中債務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
信用評估機構穆迪（Moody’s）表示，澳洲自2007年開始，家庭債務（household debt）已經佔GDP近110%。與全球發達國家不同的是，08年次貸危機風暴過後，其他國家的家庭債務水平都出現了下降，但是澳洲卻不降反升。
這種債務的上升主要是由於2012-2017年間的房價暴漲潮導致的：在工資及可支配收入增長緩慢的大背景下，房價的飆升使得家庭負債水平持續上升。以悉尼和墨爾本為例，房價僅在5年內就分別上升68%和54%，中位房價突破100萬澳幣。
雖然2017年頂峰過後，澳洲全國各首府地區房價均有回落（悉尼17%、墨爾本15%）。這一輪迴落對於購房者來說可能造成了少許浮虧，但是對整體經濟以及全國負債率來說並非壞事。
不成想，房價在2019年下半年開始再度回溫。
另一方面，澳洲央行（RBA）年度連續三次降息，配合自由黨政府推出的大幅度減稅政策至今仍未起到明顯作用。
與此同時，一些蛛絲馬跡也耐人尋味：澳洲總理拼命捍衛的財政盈餘，並且在各界不斷施壓要求政府增加基建投入推動經濟的呼聲之下，仍然一意孤行。
另外，央行行長菲利普·洛維（Philip Lowe）也多次明示，如果降息至0.5%後仍無法提振經濟，則將考慮使用非常規貨幣政策，包括量化寬鬆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這些舉措是否是政府對“可預見”的金融災難未雨綢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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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亦可燎原
令情況更加惡化的是長期低於預期的通脹率、疲軟的零售（包括服裝、汽車、電器等）以及增長緩慢的GDP。這些似乎都應證了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希臘的債務危機所需的兩個必要條件：高債務率和低增長。
最後一個條件----國際局勢動盪尚未出現。
但是在前兩個條件長期潛伏後的澳洲經濟，是否已經像2019年的百年大旱一樣，為一場舉世矚目的超級山火埋下伏筆？還是說，其實上述兩次債務危機還隱藏了第四個致命條件：美國金融機構的介入。
如果第四個條件成立，那麼澳洲政府是否會迫於壓力而允許美國金融機構介入，為澳洲“出昏招、下絆子”呢？高盛在2019年多次強烈建議澳央行及早開啟量寬政策，對於債臺高築的澳洲經濟和民眾來說，究竟是雪中送炭還是引狼入室？
又或者說，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經濟、政治以及軍事合作伙伴的澳大利亞，美國人真的只是想幫一幫小老弟呢？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euro-area/euro/eu-countries-and-euro_en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australia/rating
https://blogs.worldbank.org/allaboutfinance/what-does-global-economic-outlook-tell-debt-managers
https://switzer.com.au/the-experts/michael-blythe/aussie-household-debt-just-the-facts/
https://www.afr.com/markets/asx-falls-on-grexit-fears-but-no-blood-bath-20150706-gi5s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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