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6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伊朗民眾為蘇萊曼尼送行。 新華社發
2020年新年初始，中東便爆發2011年以來最大“黑天鵝事件”——伊朗“聖城旅”最高指揮官蘇萊曼尼遭美國暗殺。該事件使原本高度緊張的美伊關係雪上加霜，同時也使美國在中東難以全身而退。可以預見，正反經驗教訓只會堅定伊發展自己核能力的決心，而美國在中東維持霸權的成本也將日益加大。
暗殺“用力過猛” 美伊矛盾難解
蘇萊曼尼事件的發生偶然性中有必然性。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始終將伊朗視為“眼中釘”，想方設法對其圍堵遏制。這次特朗普下令暗殺蘇萊曼尼，實際是美國持續加大對伊朗圍堵遏制力度的最新體現。美國敵視伊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其一，這是由美國的全球戰略決定的。美國作為孤懸於歐亞大陸之外的海洋大國，其在歐亞大陸的核心目標，就是防止出現潛在挑戰者，阻止歐亞大陸內部整合，為此想方設法制造糾紛、動盪、衝突，以便使美國從容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冷戰時期，美國對歐亞大陸的“巨無霸”蘇聯採取遏制政策。蘇聯解體後，美國一度陷入戰略對手迷茫，搞不清誰是主要對手。“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很快將恐怖主義鎖定為主要威脅，將中東視為美國塑造“國際新秩序”的主要突破口。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伊朗作為中東地區大國，日漸成為美國的打壓重點。伊朗素有大國抱負，對外政策獨立自主，並將“反美反以”作為基本國策。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下屬“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3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遭美軍襲擊身亡後，美國紐約市宣佈在重要場所加強警戒。圖為1月6日，警察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執勤。新華社發
尤其是進入21世紀後，中東幾次地緣格局重大變動（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阿拉伯劇變），均使伊朗從中受益，相對崛起態勢越來越明顯。這讓美國如坐針氈，將遏制削弱伊朗乃至推翻伊朗政權視為戰略性目標。因此，美伊矛盾是結構性矛盾，很難輕易化解。由此不難理解，儘管伊朗在“9·11”事件後積極配合美國反恐，向美國伸出橄欖枝，但小布什政府並不領情，反而將伊朗冠以“邪惡軸心”“暴政前哨”等種種惡名，並將伊朗列為繼伊拉克之後的“下一個目標”。2015年以來，伊朗希望借伊核協議達成緩和美伊關係，不料特朗普上臺後翻臉無情，不僅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還對伊朗“極限施壓”，使美伊關係緊張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其二，這是由美國的中東戰略決定的。美國在中東有幾個戰略性利益，如保證以色列安全、防擴散和防止敵對地區性大國崛起，還有就是維持石油用美元計價等。而伊朗幾乎對美國的所有上述利益都構成了挑戰：揚言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威脅到美中東鐵桿盟友的生存安全；發展核計劃戳到美防止核技術擴散的痛處：伊朗的壯大本身也威脅到美國悉心建立的中東地區秩序；用歐元取代美元進行石油交易，直接威脅到“美元霸權”的根基。
因此，伊朗是美國在中東維繫霸權統治的最大“攔路虎”。美國“如何控制中東”的問題，很大程度就變成了“對伊朗怎麼辦”的問題。2007年3月，美軍退役四星上將韋斯利·克拉克（1999年科索沃戰爭時任北約聯軍總司令）接受採訪時稱：“我們準備5年內幹掉7個國家，開始是伊拉克，然後是敘利亞、黎巴嫩、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最後是伊朗。”這些年來，美國打著“反恐”和“民主改造”的旗號，已經導致伊拉克、利比亞、蘇丹等國出現政權更替，敘利亞也在持續內戰中元氣大傷。伊朗就成為美國在中東稱霸的最大障礙，乃至是唯一障礙。特別近年來伊朗地區崛起加快，使美伊“崛起與反崛起”的矛盾重趨激烈。由此不難理解，2017年特朗普上臺後對伊強硬政策變本加厲。
美國財政部1月10日宣佈制裁伊朗8名高官和礦業公司等，以回應此前伊朗對駐有美軍的伊拉克軍事基地實施導彈襲擊，進一步減少伊朗資金來源。圖為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右）在華盛頓白宮舉行的記者會上發言。新華社發
其三，這是由美國現任總統的個人執政風格決定的。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其外交注重“成本—收益”分析，“美國優先”口號是這種理念的直接體現。這種“交易型現實主義”在美伊關係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在特朗普看來，伊核協議對美國是個“虧本買賣”，其不滿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沒有永久解決核問題；二是沒有限制伊朗導彈開發；三是沒有遏制伊朗在中東的擴張政策。因此特朗普最終在2018年5月單方面退出核協議，並對伊朗進行“極限施壓”。按照特朗普的盤算，“極限施壓”可迫使伊朗乖乖坐到談判桌前，簽署對美國更加有利的新協議，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不料伊朗“不按套路出牌”，反而重啟核計劃，導致美伊對抗重新升級。此次特朗普下令暗殺蘇萊曼尼，本意是報復伊朗支持抗議者強闖美駐伊拉克使館，同時遏制伊朗地區擴張勢頭，但“用力過猛”，導致美伊對抗進入到前所未有的失控狀態。
美國在中東陷入更大困境
特朗普這次暗殺蘇萊曼尼所得有限，為此付出的代價則難以估量。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在中東戰略處境更加困難，乃至有可能重新陷入戰爭泥潭。
首先，美國與伊朗乃至整個中東什葉派陣營結下死仇。美伊互為宿敵，但特朗普上臺使伊美仇怨越結越深，尤其2018年美國單方面撕毀伊核協議，並對伊朗“極限施壓”，不僅導致伊朗白白削減核能力，還使伊經濟空前困難。這次美炸死伊朗備受愛戴的蘇萊曼尼，令伊“舊恨未了，又添新仇”，進一步使美伊關係打成死結。
需要指出的是，蘇萊曼尼事件不僅使美國徹底得罪伊朗，還無形中與整個中東什葉派陣營結怨。這些年來，伊朗利用中東亂局，初步構築起“什葉派新月帶”。據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估計，伊朗代理人網絡的戰鬥力已從2011年的11萬~13萬人，增至2018年的14萬~18萬人。因此，美國與伊朗結仇，無形中等於與整個什葉派陣營為敵。1月9日，伊拉克民兵組織“正義聯盟”秘書長哈扎裡稱，將對美國進行“地震級”回應，為其遇害的領導人穆汗迪斯復仇。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也宣稱“要為蘇萊曼尼復仇”。這些什葉派民兵組織屬非國家行為體，政治顧慮少，行動自由度大，報復方式無所不用，這令美國防不勝防。有媒體稱，華盛頓正面臨一個能通過其夥伴發起反擊，且不留下“任何清晰指紋”的伊朗政權。而伊朗及其什葉派代理人對美國死纏爛打，將極大牽扯和分散美國的戰略資源。
其次，在伊核問題上再次陷入“戰與和”的兩難處境。伊朗核問題涉及核擴散問題，一度成為中東最有可能引發戰爭的地區熱點。2015年7月的伊核協議使伊核危機實現“軟著陸”，等於拆除了引爆地區戰爭的導火索。然而，2018年特朗普貿然退出協議，使這一“潘多拉魔盒”重新打開。此後，伊朗採取“小步快走”方式，分階段恢復核活動。蘇萊曼尼死後，伊朗宣佈中止履行伊核協議最後一個限制，即“離心機數量的限制”。這意味著伊核協議基本失效，伊朗將放開手腳進行核研發。
伊朗重啟核活動，勢必不會再與美國和談，並很可能走核武化道路。此前，伊朗在核問題上屢遭美西方戲弄：2003-2005年伊暫停核研發兩年，但未換得西方任何回報；2015年伊核協議達成後，伊朗認真履約，美卻單方面毀約。伊朗素有大國抱負，始終將掌握核能力視為提升自豪感，躋身大國行列的“通行證”。從國際經驗看，2003年利比亞主動放棄核計劃，最終卻被西方摧毀。
正反經驗教訓只會堅定伊發展自己核能力的決心。有分析稱，美國在伊朗面臨局面，類似當年美國廢除1994年與朝鮮達成的《框架協議》後的狀況。1994年10月，克林頓政府與朝鮮達成協議，朝鮮同意停止建造核反應堆，但小布什上臺後退出朝核協議，最終促使朝鮮走上製造核武的道路。一旦伊朗出現核武化跡象，美國恐將重新面臨“打還是不打”的困擾：不武力阻止，伊朗可能邁過核武門檻；武力打擊，美將再次陷入地區戰爭。
第三，美國在中東維繫霸權的成本明顯增大。當前美伊對抗螺旋式上升，伊朗的最終目標就是將美國徹底趕出中東。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1月8口公開稱：“美國在中東的存在必須終結”；總統魯哈尼同日宣稱，將所有美軍趕出中東是對美暗殺蘇萊曼尼的“終極答覆”。美伊在中東的利益和力量分佈犬牙交錯，雙方爭奪將無處不在，並呈現“低烈度、非對稱、長期性”特徵，由此使美國深陷中東泥潭。美國已不可能像過去那樣，低成本維護在中東既得利益。
需要指出的是，伊拉克是美國中東霸權體系的薄弱環節，也是伊朗驅逐美國的突破口。在伊拉克，伊朗佔據“天時地利人和”。天時方面，美多次軍事行動無視伊拉克領土主權，促使伊拉克朝野在“反伊朗”與“反美”之間優先“反美”。這次蘇萊曼尼來訪，原本是會見伊拉克總理馬赫迪，傳達伊朗與沙特緩和關係的口信。美國在伊拉克領土上斬殺政府請來的客人，這種魯莽而血腥的做法，擊穿了現代國際關係的下線，也極大激怒了伊拉克政府。伊拉克1月5日已公開對美駐軍下達“逐客令”，美在伊拉克軍事存在正失去合法性。地利方面，兩伊地理毗鄰，人員和物資往來方便、密切，伊朗在伊拉克與美國博弈，既能達內線作戰效果，也避免與美迎頭相撞，還可就近填補美撤軍留下的權力真空。人和方面，伊拉克近60%民眾屬什葉派，什葉派高層與伊朗交往密切。這些年來，伊朗在伊拉克苦心經營，親伊朗什葉派民兵組織已超10萬。擁有14萬人的“人民動員部隊”雖是伊拉克國家準安全部隊，但已被伊朗強力滲透。這些民兵組織成為伊朗打擊美國的主要王牌。
此前，美國一直在中東進行戰略收縮，在中東地區則希望以儘可能低的成本維護既得利益。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實際就是力求以儘可能少的投入獲得儘可能多的收益；美國拋出組建“阿拉伯版北約”倡議，目的是“讓中東人管中東人”；推動也門內戰降溫、逐步從敘利亞撤軍，以及此前美國在與伊朗博弈時不願動武，都表明美無意在中東戀戰。而隨著蘇萊曼尼之死，中東火藥桶的引信已然點燃，美想全身而退幾無可能。
作者：田文林，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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