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皇帝下了一道諭旨，恩准了衍聖公孔毓圻等人設“百戶”的請求。林廟守衛百戶一職得到朝廷的認可，衍聖公府正式成立了百戶機構。其基本職能為管理林廟、書院、戶丁，治安巡防，護衛林廟，徵收丁銀及辦理一切祭典。其成員姓名送朝廷兵部註冊備案，所給俸祿，按彼時同品級由孔廟祭田內開支。
此舉乃孔府的一件大事，其執法權得到朝廷的認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成立之初的“百戶”具有什麼樣的規模與氣派呢？史料記載如下：
廟戶中選健丁八十名，分為二班，本百戶率領守衛林廟及本府公出隨從擁衛，用綠旗。
百戶凡謁見本府及公所，行禮俱照堂參禮行。
百戶接見州縣官及本縣官，照管勾一體接見。
百戶儀仗：傘、鑼、獸刀、棍、鎖、藍旗，俱用軍牢。
百戶服色照典制，四品頂帶、補服、系刀。
本府廟丁，素因無人統領，暫隸辦官統率。今既經欽設百戶，應俱隸百戶統率。
百戶封條、懸牌，應寫“欽設至聖林廟守衛司”。
百戶公所參謁行禮，應自為一班，以分文武。
百戶謁見上官及本府，手本應寫“欽設至聖林廟守衛百戶某人”。
如此班底的欽設建制，具有了獨立的司法體系，可謂是威風凜凜、名震四方。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百戶武裝司法只是針對家族管理系統內部，比如戶丁尋釁滋事、佃戶之間的摩擦糾紛、執事官的瀆職失職等，不能干涉過問地方民間事宜。否則，一旦惹上官司還是要被追究責任的。
乾隆七年（1742年）九月，在曲阜盛國寺就發生了一起命案被人告上山東省部的事件。
彼時的訴狀稱：林廟百戶越權行事，處理民間糾紛，致使張文柱自刎身亡。山東提刑按察使司以林廟百戶干擾民事，“擅受民詞，濫差滋擾”，以至逼斃人命，一路追究下來。要求衍聖公府詳查案情，對肇事者嚴懲不怠，革究林廟百戶陳曰訓之職；百戶成員田開泰除革職外，追繳葬銀十兩付與死者家屬，屍棺有其領埋。致使衍聖公府內惶惶不可終日，一向“詩禮傳家”的聖公府怎麼了？
事情緣於盛國寺村民李之貴與鄭玉貴，同時看好一處張文柱的地產房屋，因爭相購買起了糾紛。按理說，誰給的錢多就賣與誰，天經地義，無可厚非，但有些貪心的張文柱使了個小聰明，把雙方的定金都收下後，開始坐地看漲。這下惹惱了兩方購買者，一怒之下把張文柱告到衍聖公府的林廟百戶。原來張文柱不是一般的“民人”，而是入另冊的廟戶之丁，隸屬於林廟百戶管理。
林廟百戶有專屬衙門，舊時位於孔廟東側不遠處，隨時處理孔庭內部各種糾紛案件。如遇事關重大者，則上報衍聖公。但此時的衍聖公孔昭煥年僅8歲，府務一切事宜由族爺孔繼汾、孔繼涑及族長執掌。故而，此時百戶權力相對較大，缺少相應的約束。
這天，有著四品官銜的林廟百戶陳曰訓接到二人的訴狀，經瞭解後對張文柱的做法十分不滿。他認為“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是亙古不變的道理，且所賣之地並非私產（官地），一個小小的廟丁竟敢如此大膽，此舉不但有辱儒門，而且荒唐可恥之極。身為堂堂的林廟百戶，屬員竟然如此刁蠻，豈能聽之任之，讓其任性無賴於鄉里。於是，派下屬田開泰等人攜帶刑拘，高舉著“欽設至聖林廟守衛司”醒目招牌，前往盛國寺捉拿張文柱歸案。
這陣勢把張文柱嚇的著實不輕，剛剛還相安無事、悠閒自得的他，懵懵然被一隊人馬押解到百戶衙門。
此案由田開泰具體負責審理。田屬於典型的酷吏式人物，他急於立功，努力表現自己，在堂上引律據典，例述張文柱種種罪過，大施淫威。其實，張文柱雖然身為廟丁有些貪慾，但畢竟是沒見過大世面的一介農夫，生性懦弱，膽小怕事，經過田開泰的一番訓斥恐嚇，已是六神無主，魂飛膽破，無言以對。就在牢所反省之際，他放棄了生的希望,掏出隨身攜帶的火鐮（舊時點火工具），劃破了脖子的大動脈，鮮血汩汩流出，無聲無息的張文柱靜靜地離開人世。
自古人命關天，哪怕是在封建社會，一介草民的性命也會拷問世間良知，不會無聲無息。屍體當然不久就被發現，可張文柱家人親屬拒絕領屍埋葬，認為此案隸屬民事，應有地方官審訊，並質疑林廟百戶衙門濫用私刑。一紙訴狀打到省府衙門，出現了開頭一幕。
此案問責，作為林廟百戶的掌門人陳曰訓，自然首當其衝。可陳曰訓也有一肚子委屈，他認為自己並沒有越職行事，張文柱確實屬供應灑掃戶的廟丁，是自己管轄之內的成員。盡心盡力，全心全意為聖公府效力，從來沒有犯下過錯的他，看到此次大事已出，自己面臨革職懲辦，心中忿忿不平，難以緘默：“若不將約束、即幹究遣，不得不差人查明。若可處息，固免滋事。倘不能結，以便移送地方官審訊。詎意所差之田開泰，不知法度，言詞恐嚇，以至張文柱情急自刎身死，是田開泰威逼，自有應得之罪。”耿直的陳曰訓如是說。
如此一來，把衍聖公府推上了左右為難的境地。客觀地講，陳曰訓盡職盡責並無越俎代庖，主體人為廟丁，完全有理由獨立處理此案，只是過程略有瑕疵。表現在行事簡單，草率的委派他人，沒有能夠全盤、謹慎考慮買賣雙方矛盾形成的基本點，及雙方不同身份，一時興起便自作主張。上述“倘不能結，以便移送地方官審訊”等語，大概屬事後彌補過錯之詞。但事情總有兩面性，此案確實又有民間性質，畢竟事情是發生在“民人”與戶丁之間的經濟糾紛。沒有及時與曲阜縣衙聯合辦案，應為此案的最大過失。
無奈的衍聖公府，在強大的壓力下最終做出妥協，答應田開泰革職罰銀。但對百戶陳曰訓，則為其求情。在回覆辯詞中寫道：“欽設守衛百戶一員，專司管轄是林廟戶丁，該百戶原有管束之責。倘戶丁相互雀角鬥毆，理應剖斷是非懲治，毋使滋事。若內有關涉民人者，自應移送地方官審理。今百戶陳曰訓，因民人李之貴爭買官地房屋，呈控廟戶張文柱到案，差田開泰查明，欲行移送地方官審訊，似與擅受民詞、濫差滋擾者有間。且陳曰訓任事二十餘年，巡防維謹，從無過誤。即現今委署管勾員缺，承辦祀事，亦為稱職。而張文柱自刎一案已經外結，可否念其事非越俎，過出無心，從寬免其諮革，賜記大過一次，以策後效。該百戶自當頂戴栽培之恩，益加勤慎供職矣。”陳曰訓在衍聖公府的請求下，最終有驚無險的免於革職處罰，保住了百戶職位。
林廟百戶作為一種特殊宗法機構，毋庸置疑的是為維持衍聖公府的政治、經濟穩定。同時，也為曲阜彼時的社會治安做出了貢獻。但由於歷史的侷限性，雖然身處講究禮義仁愛的聖人之地，封建勢力的強權也無時不在侵蝕著尚不平等的社會肌體。那麼，今天的我們就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來正視它的存在。林廟百戶畢竟在曲阜歷史空間裡留下一道道年輪，功過是非，任由後人評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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