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東亞在吸收西方文明過程中，曾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即這樣一種思維方式——
西方文明優越的原因在於西方人的體格、人種的優越性。隨著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被介紹到東亞，誕生了這樣一種強制觀念：為了生存下去，必須對人種和民族進行改良。這是中日韓三國共有的現象。但在日本，這種思想尤其普遍。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認為，日本不應向中國那樣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出於這種危機意識，日本人積極開展了“人種改良論”。
隨著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被介紹到東亞，中日韓等國的人種觀念開始發生變化
具體而言，日本人認為應該通過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結合，誕生混血兒，以此為手段，改良日本人種。在世界上，通常將其稱為“黃白雜混論”。在日本正式提倡這種“黃白雜混論”的人是高橋義雄。他在1888年根據自己的改良思想，出版了《日本人種改良論》。
現在回過頭來反觀當時的這種思潮，似乎是把人類視為一種家畜。但在當時，人們卻是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件事的。與先進的西方國家相比，日本仍然屬於一個落後的國家，而且從體格上講，也比西方人羸弱。因此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生理上，日本人都有一種“劣等感”。
從人種改良論的時代背景中，我們可以看出進化論的巨大影響力。在日本作家當中，也有人認為，最好能讓日本的妓女和俄羅斯男人結婚生子。1910年代，從西方翻譯過來的《人種改良論》在日本大行其道。而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把人類視同家畜的想法，其實也隱含著一種優生學思想。
“人種改良”思想，後來在日本演變為“人種改善”思想。這意味著日本的思想從進化論模式，轉變為優生學模式。而這種優生學模式，後來衍生出日本的“斷種法”。於是，在1935年前後，日本提出引入“斷種法”的思路。但是，由於受到更重視環境而非遺傳的唯物論立場的批判，斷種法並沒能按計劃執行。後來，於1940年，斷種法改頭換面，以“國民優生學”的面貌重新登場。
在謳歌進化論的同時，日本也有一些學者尖銳地指出了進化論的負面影響。山內茂雄的《人類的進化》一書中有“人類的不便”這樣一個章節。作者在文中指出：“四足爬行的人類，開始直立行走以後，產生了諸多的不便。而這些不便，也引發了身體各部位明顯的不協調。”
現在有的理論甚至認為，人體是進化的失敗。而在100年前，日本人就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這是尤其令人驚歎的。
無論是從心理上還是生理上，日本人都有一種“劣等感”
我們再來看一下中國。
百年前，優生學理論和進化論一起傳播到清末民初的中國。因此，當時的報刊上，認為中國人在身體上處於劣勢的“種族退化”觀點盛極一時。據說，自1912年倫敦召開第一屆國際人種改良大會以後，優生學理論才開始被大量介紹到中國的。
魯迅也於1919年把中國傳統文化比喻為祖先遺傳的“先天性梅毒性病”，向中國人提出警告稱，在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時候，應該接受“善種學”的處置。魯迅的弟弟周建人也是一位這方面的專家。他在1930年出版《進化與退化》的時候，還是由魯迅作的序。
五四時期的陳獨秀也很推崇優生學，並認為優生學具有一定的進步性。潘光旦作為一個傳統的優生學家，其著作中帶有濃厚的亨廷頓地理學理論色彩。亨廷頓認為，地理環境決定人類的身體和性格，因此中國的北方人將日益變得愚鈍；北方很少出現美女，而且北方女人也不如南方女人。
魯迅先生向中國人提出警告稱，在將來進行社會改造的時候，應該接受“善種學”的處置
吸收了亨廷頓理論的張君俊是一位專門供讀過心理學、哲學的教授，但他卻對優生學、人種學懷著濃厚的興趣。在1923年，張君俊陸續出版了《華族素質檢討》等著作。他所處的歷史時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快馬加鞭對中國大舉侵略時期，因此中華民族正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機之中。他認為，中國人是一個有很多缺點的民族，所以“即使國土面積三十倍於日本，人口多達日本的八倍以上，也遭到了日本的侵略”。
所以他認為：“中國人是一個退化了的民族，一個衰老、女性化了的民族，缺乏勇氣。全國的男女都普遍虛弱，表現出畏首畏尾的形象；而中國的男人，十之八九都是女性化的，也缺乏魄力。”
他還全面吸納了亨廷頓的理論，強調中國南北人從本質上具有不同的民族性和體質。於是，張君俊開始全面推廣了他的人種改良論。根據他的理論，在胎兒、嬰兒期，應該增加富含鈣質、維生素的食物，並提倡南方人應該移民北方。他強調，作為一種基本方式，應該強制計劃遺傳政策。
張君俊還提倡與日本人通婚，尤其提倡與西歐聯姻。他的計劃遺傳政策主張，應該隔離弱智、聾啞、精神病患者等人，以阻止其傳播。他甚至還主張，中國民族的40%具有生存權，而其餘60%，應該予以滅亡。這一點完全是繼承了德國納粹的優生理論。
這種言論現在看起來真是匪夷所思、駭人聽聞，小編在此不做評價。
張君俊的言論實在是駭人聽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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