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穀安

李白、杜甫、蘇軾三位詩人都是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影響深遠，若論誰的文學成就更高，這很難有定論，也沒有做這個比較的意義，因為他們的背景不同，個人的成長經歷不同，詩風也不同。

李白，浪漫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被後世譽為“詩仙”。在中國古代的詩人中，只有兩個人得到過“仙人”的評價，一個是李白，另一個是蘇軾。李白的詩豪邁奔放，清新飄逸，想象豐富，極具浪漫主義色彩，《夢遊天姥吟留別》和《蜀道難》集中體現了李白詩歌的藝術特色和創作個性。

杜甫，現實主義文學的代表人物，其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鉅變。杜甫的詩沉鬱頓挫，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三吏”和“三別” 最能體現杜甫的藝術特色和創作個性。在宋代以後，蘇軾、王安石、陸游、秦觀、司馬光等人對杜甫的詩推崇備至。

杜甫對李白的詩作評價極高，他在《春日憶李白》中寫道：“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亦寫道：“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若論文學成就，在杜甫的心中，李白會比他自己高一些。

蘇軾，文學史上極為罕見的全能型文人，詩詞、散文、書畫樣樣精通，造詣非凡。詞開豪放一派，其詞奔放豪邁、傾蕩磊落，《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極具代表性；散文著述宏富，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書法，筆法肉豐骨勁， 跌宕自然， 給人以"大海風濤之氣"，是“宋四家”之一。

蘇軾曾說道：“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在蘇軾的心中，李白和杜甫成就非凡，很難超越。

閱讀與思維

蘇軾在當時文壇上享有巨大的聲譽，他繼承了歐陽修的精神，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文學人才。當時就有許多青年作家眾星拱月似的圍繞在他周圍，其中成就較大的有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秦觀四人，合稱“蘇門四學士”。再加上陳師道和李廌，又合稱“蘇門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儀、唐庚、張舜民、孔平仲、賀鑄等人，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蘇軾影響。由於蘇軾的成就包括各種文學樣式，他本人的創作又沒有固定不變的規範可循，所以蘇門的作家在創作上各具面目。黃庭堅、陳師道長於詩，秦觀長於詞，李廌以古文名世，張、晁則詩文並擅。同時，他們的藝術風貌也各具個性，例如黃詩生新，陳詩樸拙，風格都不類蘇詩，後來黃、陳還另外開宗立派。

蘇軾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在遼國、高麗等地都廣受歡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蘇軾作品的流傳，但是禁愈嚴而傳愈廣。到了南宋黨禁解弛，蘇軾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以後歷代翻刻不絕。

在後代文人的心目中，蘇軾是一位天才的文學巨匠，人們爭相從蘇軾的作品中汲取營養。在金國和南宋對峙的時代，蘇軾在南北兩方都發生了深遠的影響。蘇詩不但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而且對明代的公安派詩人和清初的宋詩派詩人有重要的啟迪。蘇軾的詞體解放精神直接為南宋辛派詞人所繼承，形成了與婉約詞平分秋色的豪放詞派，其影響一直波及清代陳維崧等人。蘇軾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標舉獨抒性靈的公安派散文的藝術淵源，直到清代袁枚、鄭燮的散文中仍可時見蘇文的影響。

蘇軾還以和藹可親、幽默機智的形象留存在後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遊蹤，他在生活中的各種發明都是後人喜愛的話題。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後人廣泛喜愛的程度而言，蘇軾是無與倫比的。

蘇軾是北宋中期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縱橫恣肆；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善書，“宋四家”之一；擅長文人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瀟湘竹石圖卷》《古木怪石圖卷》等。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柳永雖然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卻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而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不同於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狹小的生活場景，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閒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三百六十二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蕩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蘇軾與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佈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湧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遊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臺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盛唐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傑出的詩人，一個純粹的天才，為詩而生，被後人譽為“詩仙”，李白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

李白深受黃老列莊思想影響，詩作中多以醉時寫的，李白的樂府、歌行及絕句成就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無依傍，筆法多端，達到了任隨性之而變幻莫測、搖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絕句自然明快，飄逸瀟灑，能以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出無盡的情思。在盛唐詩人中，王維、孟浩然長於五絕，王昌齡等七絕寫得很好，兼長五絕與七絕而且同臻極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詩雄奇飄逸，藝術成就極高。他謳歌祖國山河與美麗的自然風光，風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義精神，達到了內容與藝術的統一。他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其詩大多為描寫山水和抒發內心的情感為主。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也是他的詩歌中最鮮明的藝術特色。李白的詩富於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

　　李白詩中常將想象、誇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彩、瑰麗動人的意境，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詩歌對後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游、辛棄疾，明清的高啟、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風格：　豪邁奔放，清新飄逸，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奇妙，浪漫主義，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時期，他性格豪邁，熱愛祖國山河，遊蹤遍及南北各地，寫出大量讚美名山大川的壯麗詩篇。他的詩，既豪邁奔放，又清新飄逸，而且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輕快，人們稱他為“詩仙”。李白的詩歌不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精神，而且從形象塑造、素材攝取、到體裁選擇和各種藝術手法的運用，無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藝術特徵。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強烈地表現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獨特個性，因而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採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表現他的喜怒哀樂。對權豪勢要，他“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醉後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勞動人民艱辛勞作時，他“心摧淚如雨”。當社稷傾覆、民生塗炭時，他“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那樣慷慨激昂；與朋友開懷暢飲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又是那樣天真直率。總之，他的詩活脫脫地表現了他豪放不羈的性格和倜（俶）儻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詩歌的主要特徵。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際諸因素外，李白詩歌採用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體裁結構也是形成他豪放飄逸風格的重要原因。善於憑藉想象，以主觀現客觀是李白詩歌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重要特徵。幾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運用多種多樣的想象。現實事物、自然景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夢中幻境，無不成為他想象的媒介。常藉助想象，超越時空，將現實與夢境、仙境，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交織一起，再現客觀現實。他筆下的形象不是客觀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內心主觀世界的外化，藝術的真實。

　　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之一是把擬人與比喻巧妙地結合起來，移情於物，將物比人。

　　李白詩歌的另一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點，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大膽的想象誇張。他的誇張不僅想象奇特，而且總是與具體事物相結合，誇張得那麼自然，不露痕跡；那麼大膽，又真實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強化感情的作用。有時他還把大膽的誇張與鮮明的對比結合起來，通過加大藝術反差，加強藝術效果。

　　李白最擅長的體裁是七言歌行和絕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採用了大開大合、跳躍宕蕩的結構。詩的開頭常突兀如狂飆驟起，而詩的中間形象轉換倏忽，往往省略過渡照應，似無跡可循，詩的結尾多在感情高潮處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絕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詩歌清新明麗的風格。如《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靜夜思》等，妙在“隻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說詩晬語》上）。

李白詩歌的語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語，有的豪放，不拘聲律，近於散文，但都統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之中。這和他自覺地追求自然美有關。他繼承陳子昂的文學主張，以恢復詩騷傳統為已任，曾說“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孟棨《本事詩·高逸》）他崇尚“清真”，諷刺“雕蟲喪天真”的醜女效顰，邯鄲學步。他的詩歌語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認真學習民歌明白通俗的特點的結果，明白如話，通俗生動。

代表作品：

《將進酒》《蜀道難》《夢遊天姥吟留別》《靜夜思》《望廬山瀑布》《俠客行》《春思》《子夜秋歌》等。　

李白是否有詞的創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論，但是今傳為李白詞的作品，若不論其真偽及是否可歸入詞體，約有20餘首，如《菩薩蠻》《憶秦娥》等。

就其開創意義及藝術成就而言，“李白詞”在詞史上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這一地位猶如古代希臘神話在西方藝術中的地位，作為一種“不可企及”的規範，李白詞成為人們心目中永遠的偶像。李白在詞體文本模式的形成，詞的創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貢獻。

實際上，從唐末五代《花間集》以來，所有的唐宋詞選集、總集，在具體操作中，都不會忘記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題記中提上一句。其作為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大詞人，雖然只有很少幾首著作權經常受到懷疑的詞作，但卻從來沒有人對他表示過任何的不滿或批評意見。如果評選天下第一詞人，李白無疑將以全票當選“詞王”。

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功業自許，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實現“談笑安黎元”、“終與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鵬、天馬、雄劍自比：“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輔佐明君，像諸葛亮興復漢室。《梁甫吟》《讀諸葛武侯傳抒懷》《永王東巡歌》《行路難》（其二）都反映了他的這類思想。

　　李白覺得憑藉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對於那些靠著門第蔭封而享高官厚祿的權豪勢要，他投以強烈的鄙視，表現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視封建等級制度，不願阿諛奉迎，也不屑於與俗沉浮。現實的黑暗使他理想幻滅，封建禮教等級制度的束縛使他窒息，他渴望個性的自由和解放，於是採取狂放不羈的生活態度來掙脫桎梏、爭取自由。其表現方式或縱酒狂歌，尋仙學道，然而，酒既無法銷愁，神仙更虛無飄渺，於是他“一生好入名山遊”（《廬山謠》），把美好的大自然作為理想的寄託、自由的化身來歌頌。他筆下的峨嵋、華山、廬山、泰山、黃山等，巍峨雄奇，吐納風雲，匯瀉川流；他筆下的奔騰黃河、滔滔長江，盪滌萬物，席捲一切，表現了詩人桀傲不馴的性格和沖決羈絆的強烈願望。

這是李白對社會的憤怒抗爭，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體現。他反對玄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揭露將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於玄宗的驕縱，宦官權勢炙手可熱……通過對政事綱的分析，併到幽燕的實地觀察，李白以詩人的敏感，洞幽燭微，在當時詩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禍亂將作。“安史之亂”爆發，他的愛國熱情因此昇華，擺脫了用藏出處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愛國內涵，並富於社會意義和時代特徵。《古風》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對社會現實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李白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鄉中去尋求，所以在《將進酒》《江上吟》《襄陽歌》等詩中流露出人生如夢、及時行樂、逃避現實等思想，這在封建社會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總之，無人敢和李白比詩。

李白號稱詩仙，眾所周知，李白是中國詩詞上的一座豐碑，後人很難超越，唐朝因為有李白，詩詞才發展到顛峰，中國詩詞因為有了李白，而顯得分外燦爛，格外耀眼，李白豐富了中華詩詞藝術寶庫，對中華文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後人愛他，敬仰他，膜拜他，皆是因他出眾的才華，高尚的人格和非凡的人生經歷。李白少有才華，可被稱為天才，也是少有抱負，受儒家思想影響，他也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飽讀詩書，熱衷政治（官場），曾積極想邁入朝廷為官，為國效力，但是官場向來都是黑暗的，李白的個性又是正直，才華又高，做不來小人，這樣的人註定了是仕途失意，歷經坎坷的，不是被貶謫就是被殺頭，還好，雖然安史之亂中李白也不明不白被捲入其中，但是皇帝老兒沒有殺李白，因為愛惜他才華。李白官場失意，倍感苦悶，壓抑，不斷跌入人生底谷，但是李白就是李白，他聰明發揮道家，佛家，俠士風格，看的淡，想得開，他仗劍縱遊天下，注意啦，李白是會武功的，劍術高超，這裡按下不表。他結交江湖奇人異士，高人隱士等，縱情遊覽天下大好河山，喝酒寫詩，心存善念，兼濟窮人，一生朋友眾多，人緣極好，他暢想自由奔放，把對仕途的失意，官場的腐敗黑暗寄託於天才般的，奇思妙想的詩詞歌賦中，寫出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好詩，正是他這種不依附權貴，不向黑暗勢力低頭的正氣和崇尚自由、灑脫的個性，使得他的詩很豪邁，酒脫，加之天性個性使然，充滿偉大的浪漫主義色彩氣息，他一生創作頗豐，幾乎每一首詩都是精品，得以傳承後世，流芳千古，令後人津津樂道也望塵莫及，他是中國歷史上永恆話題的人物而存在。

關於李白的死，有幾種說法，李白在輾轉流放了一年多之後，皇帝因為關中地區大旱，宣佈大赦天下，李白的流放被赦免，得以回家去。他乘船順著長江回家，還寫出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早發白帝城》。

李白在回家的途中逗留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生病返回了金陵。這時候的李白已經六十歲，因為流放的經歷，導致身體狀況並不好，並且久病未愈。在上元三年李白留下一首《臨終歌》就與世長辭了。

在《舊唐書》裡說李白“以飲酒過度，醉死於宣城”，這個也是李白去世的一種說法，但沒有更多的證據說明。在民間流傳李白是在酒後去河裡撈月亮，不小心溺亡的說法，充滿了符合李白浪漫主義詩人身份的浪漫色彩，但也是缺少正式證據。總之，李白傳奇的一生充滿浪漫主義色彩，連死因都存謎。李白和蘇軾皆是流芳後世，傳承千古之偉人文人，李白生在盛唐，詩歌繁榮，出現了很多燦若星河的大詩人，李白又是其中的佼佼者，號稱詩仙，其詩充滿偉大的浪漫主義色彩，奔放熱烈，文采飛揚，激情澎湃，光芒四射，富於誇張的表現手法，讓人讀了熱血沸騰，李白也是一位劍術高手，據史傳在當時僅次於天下第一的那個人，他排名第二，唐朝有三絕，其中一絕就是李白的詩，可想而知，李白的詩有名到何等地步！李白的詩在當時是世所公認的，連皇帝老兒都佩服，本來李白是因一首詩差點招致殺身之禍，但是皇帝唐玄宗愛惜李白之才，才放他一條生路，李白的詩對後世影響也是巨大的，代代相傳，即使現在，也是有很多入選學校語文課本中的，可以說，他無愧於詩仙這一美好稱號，李白喜歡喝酒，估計酒量大沒有人不同意吧，有李白斗酒詩三百之說，喝了酒，靈感爆發，寫詩汪洋大氣，一發不可收拾，可見其才也高，天賦更高，真的是歷史上罕見之奇才也！李白年輕時也是胸懷大志，立志報國，進朝廷為官，但是個性使然，加之朝廷黑暗，他鬱郁不得志，最終看淡官場，縱情享樂於大好河山，喝酒寫詩，倒也是活得灑脫。

蘇軾生在宋朝，具體說是北宋，他也是生在文人興盛的時代，他那個時代也是出現了影響中華歷史的文人大家，包括一些政治家，官至宰相，地位至高，但同樣是文壇大師，修養極深，比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晏殊父子等，蘇軾在這些個星光閃耀的文人叢中也是出類拔萃之人物，蘇氏父子都是很有名，號稱三蘇，在這樣濃厚的社會文化氛圍的大好環境下，加之家庭的薰陶，從小耳濡目染，有父親的耳提面命，蘇軾的文學天賦也好，自然形成他良好的文學根基，奠定了他以後作為一代詞壇大家之基礎。宋朝和唐朝不同的是，唐是興詩，宋是盛詞，蘇軾也是年輕時希望進入朝廷，為國效力，這個符合古代文人學而優則仕之路徑，尊奉儒學傳統，學成文武藝，報與帝王家，但偏偏大知識分子的正氣或帶有骨子裡的清高，與黑暗的官場不吻合，最終難免失意，或被流放，或被貶謫，只能遊覽山水，縱情美景，結交一些志趣相同之輩喝酒寫文，還好，沒有真的隱居起來，但這無形之中卻有好處，一是不為官場所累，二是可以自由的寄情喻志於山水美景，往往能寫出精妙的好文章，即使發一些感慨之言也是久經人生各種考驗，經歷，具有了豐富的人生閱歷之後總結出來的，甚是有理，成了流傳後世的至理名言警句。蘇軾也是喜歡吃，喜歡美食的，據說還發明瞭一種東坡肉。蘇軾是中國歷史上數一數二的全能人才，在詩詞、散文、書法、繪畫、音樂等領域，都有極高造詣，在整個中華歷史上，象蘇軾這樣子的全才極其少見，他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大師級的貢獻與成就。蘇軾做人也是極為豁達，灑脫，他一生命運可謂跌宕起伏，歷經坎坷，幾次被貶謫，他都想得開，反而更以一種積極樂觀之心態面對紛繁複雜的世事，這個真的是值得後人學習。李白和蘇軾都是各自領域獨一無二之人物，李白的詩之好，相信沒有人敢和他比，他直抒胸臆，誇張，浪漫，盡情的抒發他心中的喜怒哀樂，有飄飄欲仙之感，蘇軾創下以詩為詞的文風，其詞包含哲理性，蘇軾也是豪邁奔放的，這一點與李白有相似之處，但是蘇軾比李白思考的沉穩，內斂，李白是浪漫主義詩人，蘇軾是豪放派詩人。李白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獨特個性，因而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採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蘇軾的詩，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對社會的批判並未侷限於新政，也未侷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總之，李白和蘇軾都是值得大寫特寫之人物，都是千古曠世奇才，都為中華文化貢獻了巨大的精神財富，都是流芳萬世，享譽文壇之大人物，都是兩座令後人難於超越的文人豐碑，都是值得中華民族驕傲之人物。

詩聖杜甫，他的詩因為多描寫社會現實和民間疾苦，可以作為研究歷史的輔助資料，因此被人們稱為“詩史”。杜甫其人，因詩顯名，雖然生前默默無聞，卻在死後一千多年來深受世人的敬仰和稱道。

李白和杜甫，可以說是唐詩史上兩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兩人並舉，一個被後世之人譽為詩仙，一個被後世之人譽為詩聖。詩仙李白，以及詩聖杜甫，都是盛唐時期的人物，杜甫稍晚，他比李白小了十一歲。正是這短短的十一年，讓兩個人的詩歌創作，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風格。

李白走的是浪漫主義風格，他的詩歌雄渾壯麗，天馬行空，飄逸灑脫之至；杜甫則走的是現實主義風格，他的詩歌古樸蒼然，憂國憂民，情真意切之極。

杜甫一生顛沛流離，鬱郁不得志，過得很悲催。他的人生經歷，讀來比他的詩還要催人淚下。杜甫，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原籍湖北襄陽，後徙河南鞏縣。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

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時年五十九歲。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註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鬱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盪、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鉅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裡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於擴大了律詩的表現範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遊，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迴旋往復，標誌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鬥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後。王禹、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鉅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蝨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雲：“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虯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曆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繫。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嶽》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飢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捱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

納蘭自強

蘇軾、李白、杜甫都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大神級人物，但磊落故人認為，應以蘇軾的文學成就更高一些。下面，在下就從詩、詞、散文、文學理論四個方面進行論證。

1.詩

李白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其代表作《望廬山瀑布》、《行路難》、《蜀道難》、《將進酒》、《越女詞》、《早發白帝城》等等，大都天馬行空，恣意奇絕，被稱為“詩仙”。與李白相反，杜甫是我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尤擅七律，其中《登高》被很多評論家稱為“七律第一”。杜甫的代表作《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多反映現實，針砭時弊，被稱為“詩聖”。蘇軾是宋朝詩壇的領軍人物，與黃庭堅合成“蘇黃”，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別具風格。

蘇、李、杜以詩PK的話，顯然李白以天縱之才，毫無疑問應在第一位，杜甫在詩最輝煌的唐朝，堪堪能與李白比肩，其成就應在蘇軾之上。

2.詞

杜甫無詞作傳世。李白為人熟知的詞作則有《菩薩蠻》和《憶秦娥》，清陳廷在《雲韶集》中說:“唐人之詞如六朝之詩，惟太白《菩薩蠻》、《憶秦娥》兩調，實為千古詞壇綱領。”因此，對於詞的創作，李白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關於蘇軾，他寫的詞比詩更加令人喜歡，尤其是他以詩筆寫詞，拓寬了詞的境界，其代表作為《念奴嬌.赤壁懷古》、《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等等。

李白雖然是詞這一文學體裁的開山祖師，但其作品太少，而蘇軾才是詞之大成者。如果說蘇軾是中國古代寫詞第一人，想來沒有多少人會反對。因此詞作方面，蘇軾勝出。

3.散文

這個蘇軾的優勢就更明顯了，蘇軾的散文題材多樣，風格行雲流水，說理透徹，寫景飄逸，收放自如，名列“唐宋八大家”

因此，在散文方面，還是蘇軾勝出。

4.文藝理論研究

李白、杜甫在此方面基本為空白，而在蘇軾的散文、詩詞作品中，我們卻可以常常看到蘇軾的文藝理論思想。比如他的《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所說:“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即逝矣。” 這種“胸有成竹”的創作思想，說的是從生活體驗到藝術創作的過程，也就是形象思維的過程，是符合藝術創作的規律的，同樣也適用於文學作品。

綜上所述，蘇軾在詩、詞、散文、文藝理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驚歎的成就，除詩作一方面不如李白、杜甫外，其他方面都以絕對優勢勝出，所以磊落故人認為蘇軾的文學成就在三人中是最高的，甚至可以說，在中國文學史上，蘇軾是當之無愧的第一人。

磊落故人

我覺得這比較難比，首先李白和杜甫是唐朝時期的大詩人，蘇軾是北宋時期的文學家，書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們三位牛逼轟轟各有各的詩風。

蘇軾是豪放派的代表，其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並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

杜甫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原籍湖北襄陽，後徙河南鞏縣。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少年時代曾先後遊歷吳越和齊趙，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三十五歲以後，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官場不得志，親眼目睹了唐朝上層社會的奢靡與社會危機。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先後輾轉多地。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創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雲。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李白是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被後人譽為“詩仙”，與杜甫並稱為“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據《新唐書》記載，李白為興聖皇帝（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與李唐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愛飲酒作詩，喜交友。

李白深受黃老列莊思想影響，有《李太白集》傳世，詩作中多以醉時寫的，代表作有《望廬山瀑布》《行路難》《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早發白帝城》等多首。

男兒本色——

難！難！難！蘇軾、李白、杜甫三位詩人，都是歷史文學上重量級人物，要說誰更勝一籌，確實很難定論。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他們的文學史。

詩驀詩書畫

蘇軾、李白、杜甫三位大神，今天就不提他們三位的詩詞，問他們誰文學成就更高一些，好像又不能不說他們的詩詞，但是我還是不想說。

什麼叫文學成就？一方面是說代表作，還有就是作品對但是朝代及後世的影響。無疑這三位都做到了，說誰更高一些，我說誰肯定有人不苟同，專家教授來講也只是聽聽，因為每個人的境遇、學識、出發點不同，會有不同的認識、想法。

蘇軾主要是詞、文，李杜主要是詩。蘇軾豪放，他的貢獻是把詞提到文學性上來，少了音樂性，多了思想內容，少了風花雪月，無病呻吟，以文為詞是一種革命性改變吧。李白，天馬行空，大氣磅礴詩，非常容易引人神往、好感，耳熟能詳的詩幾乎都光芒萬丈，他的浪漫沒人不喜歡吧。杜甫，悲天憫人，社會現實意義較多，一般人讀起來會覺得沒有其他人詩詞提氣，更多的給人以帶入感多，總的來說思想意義較多。

他們三位文學成就，我認為不太好分，分的也只是個人喜好，按喜好我是李白、蘇軾、杜甫。

一南

中國的古代文化史，唐代是一個高峰。在唐代的文苑裡，可謂萬紫千紅，爭奇鬥豔。詩文的成就蜚聲四海，映照古今，以詩而論，唐詩在古典詩歌中可謂登峰造極，沒有哪個時代的詩可以同它相比擬。其中最傑出，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白和杜甫。

之後的五代，兩宋，詞壇隆起，盛極一時，蒙古入主中原，戲曲幾乎獨霸文壇。可以說宋詞，元曲堪以唐詩相媲美，同為中國古典文學的三顆明珠，交相輝映。

宋詞與元曲，作者隊伍龐大。同時。宋代散文的成就也是相當可觀的，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就有六家是北宋人。其中的蘇軾，文繼韓柳，詩承李杜，詞作堪稱獨步，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代巨人。

從上面的分析上看來，李白，杜甫，蘇軾他們各自的風格不同，各有千秋，要說到哪位的文學成就更高些？從綜合性上看，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蘇軾。

蘇軾（1037年一1101年），北宋傑出的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人。嘉祐進士，神宗時曾任禮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貶謫黃州。哲宗時任翰林學士，官至禮部尚書。後又貶謫惠州，儋州。最後北還，病死常州。

蘇試一生，雖不得意於官場，卻得以縱橫馳騁於文壇，大顯身手，成就驚人，蘇軾於文，詩，詞，賦。無所不精。蘇軾是散文大手筆，他主張寫文章“當如行雲流水，常行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蘇文真切自然，恣態橫生，考科舉的學子們爭相效仿。

後世將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並稱為“韓柳歐蘇”，號稱“唐宋四大家”。他們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佼佼者。蘇軾的詩，以藝術性見長，往往富有美學情趣與哲理意味。看他題於廬山西林寺壁上的一首七絕：

橫看成嶺側成峰，

遠近高低各不同。

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

這詩明如白話，通俗易懂。然而細細咀嚼，其味至深，其理無窮。“不識廬山真面目”的詩句，己成為人們通用的成語，比喻對事物的本質尚沒有真正的瞭解。

蘇文，蘇詩創作甚豐，但他的最大成就還在於詞。蘇軾的詞超邁古人，獨步於文壇。代表作有《念奴嬌.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這詞意境雄奇，風格豪邁。詩人此時此刻面對如畫江山，憶及千古英俊，發出人生如夢的感嘆，不覺悲從中來。然而，筆鋒一轉，竟以“一樽還酹江月”作結。這就令人想見詩人胸存浩氣，激盪不已。猶如大江東去，萬古不息。

現來總結一下李白，杜甫，蘇軾三人的風格：李白的詩，感情熱烈，雄奇奔放，瑰麗絢爛，是我國古典詩歌發展史上浪漫主義的新高峰，人們稱他為“詩仙”。杜甫的詩，沉鬱雄渾，語言精煉，反映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是我國古代詩歌現實主義的高峰，有“詩史”之稱。

蘇軾的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在藝術表現方面獨具風格，其詞開豪放一派，對後代很有影響。擅長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四家”。會畫竹，也喜作枯木怪石。從蘇軾在文苑上所涉及的領域之廣上看，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大於李白和杜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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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倆個人，同是唐代的大詩人。一個被後世稱為詩仙，一個被後人譽為詩聖，都是光芒萬丈的巍然存在，他們兩個也代表了唐代詩歌的最高峰，中國詩歌的最高峰，至今無人逾越，也不可能逾越。

李白杜甫，經常被後人並列起來稱謂，就是因為倆個人的生活年代時代幾乎重疊，兩個人的詩壇卓越成就幾乎並峙，自然就會被後人相併來看。而且，史實上的倆個人，確也彼此欣羨傾慕，惺惺相惜，成了一對詩壇雙璧傳為千古佳話，他們之間的友誼永遠是後世稱頌的楷模。

他們兩個人中，李白成名最早，遊歷大山大河，寫下了氣勢如虹的雄偉詩篇，連開皇李隆基都對他青眼相加，一度招進宮中供奉翰林待詔，專一寫詩討好聖上貴妃龍顏大悅。那首著名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詩句就是為一人得寵全家昇天的楊貴妃而作，也寫出了皇室的驕奢靡費。

杜甫的聲望是後來才逐漸趕上甚至超越李白的。老杜一生窮困潦倒顛沛流離，生不逢時，懷才不遇，連自家的孩子都眼睜睜看著被餓死，可以說艱難已極，只能是在漂泊的旅途中用詩句抒發無端的感慨。而其詩作遣詞造句尤為老道艱深，後世謂其沉鬱頓挫，端嚴整肅。這也體現了老杜高深的自身文學造詣，越到後來越發精煉，已經達到了難易一字的卓絕地步，得到的尊奉和仰望自然也就越發的多，越發的火。

自明清已降，老杜的聲望甚至幾乎超越了李太白，可謂是對老杜一句詩詞一生血的真實寫照。就我個人來說，我也是先喜歡李白，後來逐漸熱愛杜甫，對老杜的詩詞奉若至寶，頂禮膜拜。

相較於他們兩個，蘇子則生活在宋代，以詩書畫作各色兼擅而享譽後世。是有宋一朝最傑出的文人代表。他的詩詞美譽度絲毫不亞於李杜，更是豪放派的發端肇始，還開創了文人字畫的先河，可謂是豪放派和文人字畫的開山鼻祖，後世的聲望遠邁前朝，故而可以和李杜一樣躋身文化聖人的行列。

而且，蘇東坡的民間影響力無比巨大，歷史上鮮有抗衡匹敵者，發自民間的追捧和摯愛也就自然水漲船高，愈發顯赫。

總結起來看，李白的民間聲望最著，老杜的詩風最嚴謹整飭，蘇子的綜合素質更為人所稱頌。他們三個人，完全沒有高下之分，只有喜愛的程度不同，都是古代文化的旗幟引領，都代表了一個或多個領域的最偉大巔峰，無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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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字太白，701—762年。號青蓮居士，又號謫仙人。被後人稱為“詩仙”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與杜甫合成“李杜”。創造了古代浪漫主義文學高峰，歌行體和七絕達到後人難以企及的地步。

杜甫字子美，712—770年，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成“李杜”，被後人稱為“詩聖”。

李白杜甫是唐代兩座難以企及的詩壇高峰，李詩曠達、豪邁、想象奇特，酣暢淋漓，杜詩現實主義濃厚，憂國憂民，悲天憫人，留下了無數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名篇。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四川眉州人。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蘇是北宋時期文壇領袖。與黃庭堅並稱“蘇黃”，與辛棄疾並稱“蘇辛”，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屢次被貶，卻始終保持積極向上、不畏時艱的胸懷氣度。何妨吟嘯且徐行。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三人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各具千秋。從直麵人生來講，我佩服蘇軾，也欣賞杜甫，更為李白的豪邁曠達所折服。

因似我(們)這一代讀書少(老三屆初一生)，工作後又不是執筆書寫之人，若去評說蘇軾、李白、杜甫三人誰的文學成就高，真的落筆不了。 故對"天馬行空(友友)"就此題的論述，我是很認同。畢竟在手機的"欄目”上能有據有實客觀去闡述，閱後很得益。 若要談看法，我認為評說歷史上的人物之間的差異，雖各有側重點，但李白、杜甫、蘇軾他們在唐宋代時的文學作用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 在他們詩詞之中，令我更值得去追思的是蘇軾李白杜甫他們都有一種憂國憂民之心。 他們三人一生仕途難逐心願，然始終不忘運用詩與詞去表白自己"報國無鬥“之心。 這恐怕於現改革進入"新時代”之時，會有對"我愛我的祖國"有共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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