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紅葉882

所謂“禪讓”，其實就是一場權謀的宮廷政變，史官按照執政者的意志曲筆晦直，未能言實，用漂亮的文字歌功頌德，偽飾了權力繼承的殘酷。

司馬遷寫《史記》時，正是資料缺乏的時代，他不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資料來證實前代所發生的是非曲折之事，故只能按照前代史官記錄的一面之詞秉筆直書，一方面既尊重了歷史，同時又反映了對政治理想的美好向往，後世學者本來就渴望國家政治清明，和諧太平，依此心態，也就樂意接受了司馬遷的記載。

《竹書紀年》的作者要麼是民間人士，要麼是朝廷內的失意者，對當時發生的事件內幕十分了解，寫下後不敢“公開發表”，恐懼禍及自身，故託後人藏於地下，聽天由命處置，最終被髮掘出來，歷史突然之間就真相大白於天下了，近代孫中山與袁世凱的權力交接也沒有逃出這種相似的結局。千年的中華政治，千年的文化傳統，連綿上演著數不勝數的秘密之戲，喜也好，悲也罷，其實都大同小異而已，對尋常百姓而言，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三川半人

先從個真實的例子開始談起：

我三爺跟著我太爺讀了十二年私塾，一手毛筆字村裡一絕，過去村裡對聯、婚喪嫁娶等文儀，無不出自其手，子曰、仁義、禮信脫口而出，且為人謙恭，童叟皆愛。而且極為能幹，十六歲分家立戶，帶著四個長工種三十畝地，種地種菜園是把好手；秋冬跑川、陝馬幫，生意無路人有路，帶著出產之物一路交換，有什麼換什麼，回家都馱著銀錢、必用之物。58、59年村裡開始餓死人，他硬是帶幾牛車棉油渣餅出去，在漢中換回了幾船南瓜，救了幾村人的命。

而我二伯更能，能說會道，但成分不好初二就被下學回家了。腦子靈光，自學木工，兩年後蓋房做樑架，四鄰八鄉老師傅無不聽他使喚。但在家裡，與我三爺極不對付，終於有天爺兒倆幹起來了，好像因為二伯要蓋房、三爺說沒錢更不想欠錢，我當時拖著鼻涕在場：先是三爺拿鞋提抽我二伯，我二伯不敢還手，淌鼻血後才火了，一下把三爺按翻在地，拿板凳給了三爺光頭一傢伙，鮮血頓時直冒，三爺立馬蔫了，躺在地上哭得驚天動地，在房裡睡了三天都沒出門。我二伯呢，第二天就叫了幾十個小夥子，把院牆柴房扒了，五天後硬是在老屋西起了三間大瓦房。此後，三爺三奶奶住太爺傳下的老房，二伯住新房，但凡家裡家外大小事兒，連三爺都說，去找二娃子商量吧，他當家，我老了不作用了。

這場家長權力的父子交接，是通過血腥的暴力革命實現的。你可以說我三爺是選賢與能，聽族老規勸，把家長之位“禪讓”給了我二伯；也可以說我二伯憑武力打敗了我三爺，奪取了政權。一個歷史事件，有很多緯度，看你強調哪個緯度。只有各緯綜合，才更接近歷史真相。

具體到堯舜禹的交班接權，我是這樣看的：儒家《史記》強調了堯舜禹的德性和能幹，因而出現了“禪讓”的說辭；而古本《竹書紀年》強調了舜、禹、啟的權力鬥爭，因而出現了暴力奪權的記載。

我認為兩者只是同一歷史事件的不同緯度，都有誇飾成分。《史記》要突出聖人之道，為後世立典範，肯定過於美化。而《竹書紀年》實出自魏襄王的汲冢竹簡，為魏國史書，三家分晉，魏本得國不正，沒必要諱飾，因而更接近歷史真相。

大家覺得呢？但否定堯舜禹啟之賢，肯定也有失偏頗。如果再有幾種原始記錄，恐怕更有利於我們還原真相。但那是種奢望！

嘉會天下

當然是竹書紀年更真實！根據當代的黃帝研究權威大家，黃帝或者是10代，或者是18代，玉壺九千王大有都說黃帝是15代，齊老師說黃帝是11代，連黃帝時期都已經是父子相傳的王朝模式啦，哪裡有可能堯舜禹時期又是禪讓模式？黃帝世系全是孔夫子編造的，他讓顓頊做了黃帝孫子，大禹做了黃帝玄孫。可是根據科學院對黃帝元年的推策論文，顓頊帝生於元前2840年，黃帝生於元前4428年，差了一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讓顓頊帝做了黃帝的孫子。孔子根本不是一個嚴謹的史學家，他編造黃帝世系完全是要把萬世集於黃帝一身，為他的政治理念服務的，他捏造了禪讓的假象，大禹在元前2070年執政夏朝，科學院推策得出的黃帝元年是元前4414年，差了兩千多年，孔夫子居然讓大禹做了黃帝的玄孫。還怎麼相信他呢？司馬遷是孔子的信徒，為了儒家理想，司馬遷照抄孔子的黃帝世系，按照儒家理念塑造堯舜禹理想社會的聖人形象，豈不知這樣直接閹割掉了中國遠古歷史達幾千年之久。黃帝是六千四百年前的人，可是按照孔子司馬遷的黃帝世系，只能算到元前2717年至元前2599年，孔夫子篡改歷史的餘毒太深。孔子及其信徒司馬遷對遠古歷史的篡改甚至造成我們今天還原遠古歷史的巨大困難。幸好我們還有竹書紀年，尚書這樣的古文獻可以參考，可以把孔子搞混亂的遠古歷史一點一點修正過來。

老楊141007668

《竹書紀年》寫舜囚堯，而《史記》寫禪讓，哪個更真實？

　　其實，《史記》記載的禪讓，與《竹書紀年》記載的舜帝囚禁堯帝，武力奪權，其實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面。

　　哪個更真實？橫看成嶺側成峰，綜合起來，才可能是真實。

　　我們都知道，司馬遷的寫《史記》的態度很認真，不過，在有些地方，司馬遷的記載也很可疑。比如許多英雄人物私下的言論，甚至是心裡話，司馬遷是怎麼知道得？

　　說一千，道一萬，“想當然耳我！”

　　比如說，對於漢武帝、衛青、霍去病三人，明明是本朝人士，偏偏司馬遷寫起來極為含混，尤其是對於衛青、霍去病的功績，幾乎都是一筆帶過，或者用他人奏章表述。而對於像李廣這樣的人物，司馬遷則毫不吝惜筆墨，大寫特寫李廣如何屢敗屢戰，身先士卒。

　　實際上，因為司馬遷的個人原因，司馬遷在描寫到劉家皇帝以及外戚時，多少都帶著鄙視與仇恨。當寫到一些失敗的英雄時，比如項羽、李廣，司馬遷就好感大發，有時候甚至要跳出來大發感慨。

　　當然，司馬遷在多數時候還是非常客觀的。這個客觀中，包括“為尊者諱！”就是隻要是地位崇高的人，即便犯了邪錯誤，我們也要儘量包容，儘量往好的地方講。

　在《史記·五帝本紀》中，也記載了堯舜之間一段往事：

　　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如婦禮。堯善之，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從。乃遍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正月上日，舜受終於文祖。

　　這段故事是說，堯帝因為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賢，不想將帝位傳給他。於是他四處考察賢德之人，終於發現了舜帝。為了考察舜帝，堯帝特意將兩個女兒下嫁，然後讓舜帝執政一方。結果，舜帝果然很有才華，治理能力超群。經過數年考核，最終堯帝認定舜帝就是最合適的繼承人，於是公開將帝位相讓。

　　《竹書紀年》中，一共有四處地方講到了堯帝與舜帝的關係：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　　“舜放堯於平陽。”　　“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按照這本書記載，堯帝並非主觀上禪讓帝位，而是因為舜帝逼迫，掌握了大權，於是被迫退位。舜帝對於堯帝非常警惕，將其囚禁在平陽，並且將堯帝之子丹朱也囚禁，還讓兩父子終身不得相見。　

　　兩段記載中其實除了主觀意願上有所不同，其實沒有本質的衝突。至少在《竹書紀年》中並沒有否定堯帝將女兒並且是倆女兒嫁給舜帝的事情。

　　我們綜合來看，真相極有可能是，堯帝年老，舜帝崛起。為了安撫這個年輕的部落首領——我們知道，當時的社會還處於部落聯盟時期。最強部落並不是固定的，因此，部落聯盟盟主也就是天子，也不是固定的——堯帝先後將兩個女兒嫁給舜帝，可見，堯帝為了得到舜帝擁護作出了多大努力。

　　可是，堯帝沒有想到，舜帝並沒有安於現狀，反倒趁勢崛起，最終逼迫堯帝退位，自行接掌天子大權。就連大舅子丹朱也被他鎮壓。

　　事實上，這類橋段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比如曹丕之於漢獻帝。比如隋文帝楊堅對付北周小皇帝，比如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收拾後周小皇帝……

　　難怪曹丕之接受漢獻帝禪讓時慨嘆：舜禹禪事，我今知矣！

葉之秋

瞌睡家思考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聽瞌睡家來為你們講講四千五百年前到底發生了什麼！

不用看竹書，史記裡記錄的就已經很精彩了！

黃帝之後，長子少昊氏玄囂繼位。在這個時期，上演了黃帝少子昌意之子高陽氏顓頊大戰共工的好戲，結果顓頊上位稱帝。共工掘河水水攻顓頊，為後世留下了持續幾十年的洪水災難。

顓頊之後，是玄囂的孫子，高辛氏帝嚳繼帝位。

史記中說，顓頊輔佐叔叔玄囂有功，帝嚳又輔佐叔叔顓頊有功，才能得以繼承帝位。這看起來是標準的因功擇賢而立的禪讓制，或者也是繼位者為了說明自己繼位的合法性而編出來的理由。

但是帝嚳死後，他沒有擇賢而立，而是傳位給自己的長子摯，而史記裡又說帝摯不善被廢，這說明所謂的禪讓制至少在帝嚳這裡是沒有執行的。

帝摯被廢以後，他的弟弟放勳繼位，就是帝堯。史記裡說帝堯同樣是輔佐帝摯有功才得到禪讓。

表面看上去，只有帝摯破壞了和諧的禪讓制，但是帝堯頂替哥哥帝摯的過程更像是篡位而不是禪讓。由此聯想，很有可能只有帝摯接替他父親帝嚳是和平順利的繼位，之前的顓頊頂替叔叔玄囂，帝嚳頂替叔叔顓頊，包括帝堯頂替哥哥帝摯，都應該是篡位而不是禪讓！

黃帝長子玄囂、次子昌意的後代連續三代互相傾軋，互奪帝位！

帝堯繼位二十年，一任洪水氾濫，即使有四嶽推薦，他也不同意啟用鯀來治水，原因很簡單，鯀是廢帝顓頊之子！

這個時候，與鯀一脈同是黃帝少子昌意之後六世孫的虞重華，後來的帝舜，本是躬耕歷山的窮小子，但是通過自己的努力開創了媯芮這片寶地，實力大增，影響力很大。

巨大壓力下的帝堯，為了對抗鯀和整個昌意一族，刻意拉攏昌意遠枝虞重華，並將兩個女兒都嫁給了他。心機頗重的虞重華歷盡艱險終於通過了帝堯的考驗得以執政。但是面對始終不肯徹底放權的帝堯，虞重華為表忠心，甚至替帝堯齏鯀於羽山！終於得到帝堯的絕對信任，虞重華成了帝舜。大權在握的帝舜立刻兇光畢露，直接攻擊了帝堯的唐都，將年邁的帝堯流放。

死了父親的禹只能離開自祖先顓頊時代，住了幾百年的羽山行宮，最終流落到淮河流域的塗山附近，做了塗山氏的女婿。

當時淮河被塗山所擋，氾濫成災。出身治水世家的禹，順理成章的被塗山族人推舉為治水的首領。禹在塗山開山導水入海，平定了淮河的水患。這讓禹明白，河流下游的治水要重疏導而不是堰堵。禹治水效果顯著，聲明開始遠播。

而此時，飽受水災之苦的帝舜不得不啟用聲名鵲起的禹，來治理濟水流域持續了幾十年洪水。

禹在初期並未得帝舜的信任，帝舜派遣包括伯益在內的很多重臣來輔佐禹，實際上是監視他。禹只能裝作專心治水，甚至十三年期間三過家門而不入，以表示其專注治水的決心。

待到禹羽翼豐滿，掌握了絕對的人力物力之後，立即對帝舜發難，以報父仇。

帝舜為避禹，經常迅狩四方，其實就是到處逃難，最終死於蒼梧之野，帝舜的二妃也被逼得自投湘水。

最終禹成了大禹，終於可以會盟塗山昭告天下。會議期間禹殺防風氏以立威，同時也是用來試探其他部族的反應。認為已經是天下歸心的大禹，可以放心的把帝位傳給自己的兒子啟了。

但是此前禪位的故事已經講了三四百年，大禹也不得不做做樣子。他先是選擇了比自己年紀還大的皋陶做繼承人，結果皋陶比大禹還先死。大禹又選擇了跟隨自己治水，一直忠心耿耿的伯益做繼承人，希望他將來能給自己的兒子一個面子。但是大舜和大禹似乎都忘記了，伯益說起來，是放勳帝堯一族的人。

禹死後，放勳帝堯的的遠房侄子伯益起兵擊啟，企圖恢復放勳帝堯一族的帝位，結果不敵被殺。大啟，終於可以開創大夏了！

堯舜禹的時代細想起來就是一部王子復仇記。

麻爪工學院首席瞌睡家

我是文開石，我有靠譜的答案。

從年代和權威性論，《竹書紀年》和《史記》都是王室皇家的正史，對於春秋戰國時期的事情記錄，相對說來成熟較早的《竹書紀年》可信度更高。

對於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內容，兩者的可信度一個水平。

從內容傾向上看：

《竹書紀年》感覺更符合人性人心。

《史記》感覺更符合儒家教化的需求。

從時間上看：

二者水平和可信度真的差不多。

研究三皇五帝夏商周，離不開一個時間點“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這個時間是什麼？孔子的生卒時間。

除非找到這個時間點之前成書的史書，否則對三皇五帝夏商周描述的可信度都大打折扣。

因為孔子之前這些由周室保管的典籍，包括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包括自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的皇家藏書典籍，都被孔子燒燬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之後的史書，涉及三皇五帝夏商周內容的，基本上都是一個水平的了。

一靠隻言片語的記錄，二靠充分的想象，三靠口口相傳的真假莫辨。

文開石

隨著早期人類的不斷繁衍和發展，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出現了很多氏族部落，其中以居住在我國西北方姬水附近的黃帝部落和居住在姜水附近的炎帝部落最為強大，黃帝和炎帝是遠房親戚，所以二人一直和平共處。

後來炎帝逐漸衰敗，蚩尤領導的九黎族逐漸崛起，炎帝被蚩尤欺負，跑到黃帝那裡求援，黃帝身為老大哥，一拍胸脯，接下了這差事，於是黃帝和炎帝打了起來。

黃帝把自己訓練的熊、豹子、老虎、獅子都派到了戰場上，把蚩尤族人咬的大敗而逃。

在逃跑的路上，蚩尤請來了風伯雨師助陣，黃帝一看，立即做法請來了天女驅趕烏雲。蚩尤又請來了巫師製造了大霧，皇帝使用指南車指引族人作戰。

最終，黃帝抓住了蚩尤，把他砍了腦袋。至此，黃帝就是華夏最大的部落首領。

黃帝做了幾十年首領之後，把位子傳給了孫子顓頊，顓頊又傳給了兒子帝嚳。帝嚳有四個兒子，他把首領的位子傳給了大兒子，最小的兒子堯則被冊封到了河北唐縣，所以堯又稱為唐堯。

老大貪圖享樂，不理朝政，受到非華夏聯盟——東夷族的進攻，老大不管不問，只管享樂。堯自己招兵買馬，打敗了東夷族的進攻。因為戰功卓著，品德高尚，被推舉為部落首領。

等到堯七十歲的時候，感覺自己快要不行了，就拉起了手下各位頭領，商量繼承人的問題。

大家商量來商量去，覺得還是舜合適。舜這小子為人處世很有智慧，舜的親媽死得早，後母是一個壞女人，對自己的兒子象很好，但是對舜十分敵視。但是舜一點也不計較，還是對後媽很好。

堯知道後，就把自己的女兒娥皇、女英都嫁給了舜。他後母一看分外眼紅，就一心想辦法弄死他。

兩人想了很多辦法，比如當舜在屋子裡的時候，兩人點著了火，想把舜燒死在屋裡，結果，舜安然無恙的走了出來。

兩人讓舜跳到井裡去挖井，當舜跳下去的時候，兩人拼命往裡邊鋤土，結果，舜往上爬的速度勝過他們埋土的速度，舜毫髮無損。

他們又讓舜去修屋頂，趁機把梯子抽走，想把舜餓死或者是摔死。沒想到舜像有降落傘一樣，飄了下來。

想了這麼多損招，這母子倆折騰得夠嗆，而舜越活越有精神，看來就是當領導的命啊。

在堯死後，舜想把領導的位子讓給朱丹，覺得這都是人家的事情，自己只是一個外姓女婿，姐夫總不能搶小舅子的位置。結果，大家都不同意，沒有辦法，領導的位子還要做下去。

堯在位的時候，黃河爆發大洪水。經過商量決定派鯀去治水，鯀這個人太死板，遇到洪水就知道修造堤壩。那時候修的攔水壩不牢固，經常被沖垮，這樣修了衝，衝了修，一直鬧騰了九年，水沒治好。

等到舜繼位後，他實在不想再等下去，就把鯀革職殺頭，另派他的兒子禹去治水。禹沒有像他爹那樣死腦筋，經過仔細查看地形之後，率領眾人疏通河道，開渠引水，把水引到了大海里。經過十三年奮鬥，治水成功，威望得到很大提升。

舜是禹的殺父仇人。在舜年邁體衰的時候，禹把舜流放到了長江流域，舜因此病死途中，娥皇和女英在舜死的地方日夜哭泣，眼淚哭幹了，鮮血流了出來，滴到了江邊的竹子上，主子浸染血斑，成為瀟湘竹。

在禹年來的時候，再也沒有開會搞選舉，直接把皇位傳給了兒子啟。啟稱王之後，把氏族公社時期的部落聯盟選舉制度變成了王位世襲制度，他建立了我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中國社會從此進入了“家天下”的王朝時代。

從這裡可以看出，三黃五帝那時沒有搞禪讓制，堯是禪讓得到皇位，堯禪讓給了女婿舜，禹架空了舜，奪得皇位。

人都是自私的，沒有人願意把權利和利益傳承給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現在如此，古人亦如此。

品讀春秋001

那麼，舜囚堯和禪讓，哪個是真的？或許，都是假的；也可能都是真的。

一

爭論這件事，也就是認可歷史上曾經有過堯舜禹這幾個人了。

打個比方，甲說，張三真義氣，把自己大哥的位子讓給李四了。乙說，不對，是李四逼著張三把大哥位置讓出來的。為此，兩個人爭吵激烈恨不得動手。結果，警察來了，說吵什麼吵，根本沒有張三李四這倆人。完了，爭得毫無意義。

上世紀20年代，“疑古”之風勁吹，堯舜禹都被看作是神話。王國維這個時候站出來了，在課堂上講《古史新證》，後來還出了書。他認為，堯舜禹是確有其人的。

過去，認為堯舜禹存在並且禪讓的，主要依據是《論語》和《堯典》。

後來發現了遂公盨，現在保存在保利藝術館，證明《堯典》、《皋陶謨》、《禹貢》所載內容是有根據的。自然，《論語》也不是瞎說。

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楚簡《容成氏》和《子羔》；湖北荊門楚簡《窮達以時》；清華簡《保訓》等等，也分別證實了堯舜禹的人和事。

山西陶寺遺址的發現，和文獻裡關於堯的記載高度吻合。學者們說，這裡很可能就是堯都。

無論如何，現在雖然不能說對這三個人一清二楚了，但如果還矢口否認其存在，那就真的無話可說了。

按照司馬遷自己說的，他寫《史記》——這是後人改的名字，原來的名字叫《太史公書》——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蠻高大上的立意。由此，也決定了他對於史料的取捨，極其嚴謹。

《史記》裡，引用了先秦古籍有一百多種，其中，《六經》及傳解二十餘種，諸子百家五十餘種，歷史地理書籍二十餘種，文學藝術書籍十餘種。他還說，《山海經》等書，考慮再三，覺得不靠譜，不敢引用。

對一些史事，不夠清楚或材料不足的，司馬遷多次田野考察，東南西北跑了相當大的範圍。

這樣的寫作主觀動機，以及治學態度，使《史記》的記載，具有了極高的真實度和可信度。不然，歷經2000多年，這部史書不會獲得國內外如此高度的評價。

人類社會，大都經歷了一個原始社會階段。這如同《家庭，私有制和國家起源》中說的，由部落到國家，是一個漫長過程。

之所以可以認為夏朝存在，是因為從禹的兒子啟開始，實行了家族統治，父子或兄弟傳承，這是符合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史的。

在夏朝之前，不是這種權力繼承關係，那總會有一種傳承方式吧？所以，“禪讓”是很可能的，儘管“禪讓”的背後，還有一些深層次的“道道兒”可講。

人類社會，不可能從和動物一樣的混沌狀態，一下子跳進建立國家那種文明形態的。其間，必有一個部落和部落聯盟的過渡階段。在這個階段中，部落和部落聯盟的首領，基本是以推舉產生的。這是世界上的人類學家和古史學者比較一致的認識。

“禪讓”的本質，很可能就是這種推選的過程。 這種推選，一定是有某些“選賢任能”的標準的，反正不會採用類似“抓鬮”的方法。

到了戰國時期，這種選賢任能，被儒家、墨家誇大了其中道德的含義，著力突出聖人讓賢的高風亮節，反而搞得不太讓人相信了。

戰國時的儒墨之學宣揚“禪讓”，是有其時代原因和目的的。那個時候，“禮崩樂壞”， 諸侯爭霸，搶權奪利。儒家大講“禪讓”，墨家力主“非攻”，只不過是力圖挽回奴隸社會的頹勢而已。殊不知，自啟殺益，又經千多年，早就過有可能靠推選確定“首領”的年代。

司馬遷錯在看不透禪讓的本質，按照《六經》，人云亦云。只是限於時代，也真怪不得他。

七

《史記》從黃帝寫起，是有道理的。這個時候，已經不是最早的原始時期，也不再是一個個單獨的部落，而是大得多的部落聯盟。

黃帝和炎帝，大概是最早的部落聯盟首領。而且，已經有了權力之爭——黃帝就是因為覺得炎帝領導不好部落聯盟，才徵之討之，取而代之。

“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中國的戰爭史，自黃帝始。 黃帝的時候，已經這樣了。到了堯舜禹，如果按道理說，堯應該讓位於舜，而堯“不守規矩”，霸著位子不讓，舜難道不能以堯“不好好玩兒”為理由，先囚堯再奪位麼？但即使這樣，仍然沒有改變當時總體上是“禪讓”這個總體玩兒法。

這是說《竹書紀年》的記載，也可能是真的之理由。

最能證明這個觀點的是可以參考一些對當今世界上殘存的原始部落的研究，可以發現這些部落的首領，不是老子傳兒子，而是推舉能打仗，能保護本部落的能力強的擔任，這些首領的權力也完全不是像皇帝一樣的絕對權力，氏族成員之間的地位也沒有太大分化，甚至重大問題還會平等協商交流。

換個說法，堯舜禹那個時代的禪讓，其實就是選一個族長/酋長出來，這就很容易被就接受了。後人之所以不信，是因為後人理解這個選族長/酋長，把它看成是選皇帝，才感覺皇帝那麼好，誰不想做啊，皇帝那麼好，誰不想傳給自己兒子啊，才會覺得禪讓是陰謀之類的。實際上，一個原始部落的酋長/族長，和一個封建國家的皇帝，那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概念。

師明禮

堯、舜、禹三代禪讓的盛世，一直為後人津津樂道，一直到啟的出現，“家天下”取代了“公天下”。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那種以賢明而擇君主的“禪讓制”，成為了主流的史學觀念，包括《史記》記載也是如此。但西晉時期，盜墓賊發現一古墓，其中出土的先秦古籍《竹書紀年》中，卻有著：堯舜禹之間，通過囚禁流放奪取權勢的記載，那麼事實究竟怎樣呢？

其實，堯舜禹禪讓的佳話，是有一定的人為因素的。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下為公”，這種美好的構想也吸引著歷代的仁人志士。可什麼是“天下為公”，總需要一個標準，幾乎沒有文字記載的上古時代，就成了塑造這種構想的最佳選擇。

《史記》成書於漢武帝年間，儒家早已成為有數的正統思想，對司馬遷本人有著深刻的影響。其次，對於缺乏史料的上古時代，司馬遷採用民間傳說作為借鑑依據之一。堯舜禹的“禪讓”，更多是人們口口相傳的結果。但對於司馬遷來講，秦代焚書形成的史料斷層，採用如此方式補全缺失，是無奈之舉也是最佳選擇。

可《竹書紀年》作為先秦時代的史書，對此記載截然不同：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於平陽，取之帝位。也就是說堯晚年有荒唐的舉措，舜通過一些手段囚禁了堯，然後登上了權力頂峰。

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為何會出於史書之中呢？秦這個時代節點是關鍵，《竹書紀年》出自先秦戰國時代，而《史記》成書於漢武帝年間。前者代表的是分封制下的割據時代，後者代表的是郡縣制下的大一統時代。

有些標新立異的說法憑藉《竹書紀年》，攻擊《史記》正統地位，其實大可不必。因為他們的立腳點在於：越早的史料，越接近上古時代，真實性也越有保障。

乍一聽很有道理，可仔細一琢磨，這種論斷漏洞百出。甲骨文的出土使商朝，有了切實研究的文物基礎，而夏朝至今都缺乏豐富的文物佐證，更何況是飄渺的上古時代呢？其中間隔夏、商、週三代，對於堯舜禹時期的瞭解程度，不會有很大的偏差。司馬遷和《竹書紀年》編撰者，間隔堯舜禹時代的年限，都超出了可以實際考證的週期。

就像伽利略的比薩斜塔實驗也是有前提的：投擲物必須達到能夠自主下落的質量，不受空氣浮力影響。史料準確性驗證也是大同小異，如果《竹書紀年》編撰於夏商時代，可以準確接觸堯舜禹時代，那麼這種論斷可信度就很高。但戰國時代對於上古時代，不存在直接附屬關係，換句話說：《竹書紀年》編撰者也不能準確考證那段塵封的往事。

因此，以兩者有限的年代差，來區別兩者的準確性，其實就是利用人們的“慣性思維”，“五十步笑百步”式的偷換概念。既然過遠的年代都無法準確考證，那歷史研究的價值是什麼呢？

這個問題許多人都會疑惑，其一，無法確定不代表不能證實，其中需要一個必要的過程，就像甲骨文出土之前，商朝的記載也如“鏡中月，水中花”。而夏朝在內的更久遠的年代，需要一步步考察，必要文物出土之後才能證實，如此才符合史學研究的嚴謹性。

其二，考察一個時期和考證一個時期，存在根本性的區別。前者是根據文字、文物等資料，逐步探索的過程；後者則是文字、文物資源充足，足以拍板定案的階段。

因此堯舜禹階段的還原過程中，不能偏聽偏信。《竹書紀年》出自戰國年間，那個時代：禮樂崩壞，就是周王室的分封制即將崩潰，處於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其撰寫者作為魏國人士，眼見連年爭端，生靈塗炭，心中憤懣可想而知，堯舜禹依靠手段奪取權力也就解釋的通了。春秋無義戰，戰國尤甚之，對於一段難以考證的歷史，撰書人會將當前社會主流觀念帶入其中。

《史記》成書於西漢年間，儒家自此興盛，之前道家、法家盛行之時，儒家也是主流思想之一。因此司馬遷會受到儒家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在他的筆下，無法考證的堯舜禹時期，依靠才能、互相推舉，也就成了上古時代的盛舉。

所以“禪讓”真相，要一分為二的看問題，其一，它不會像《竹書紀年》撰寫的那樣赤裸裸的殘忍；其二，它也不會像《史記》描繪，如此平和愜意。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爭端，上古時代絕不會脫離人的範疇，必要的爭端一定會有。但文字記載能夠有效保存之前，人們依靠口口相傳的方式傳承文化，有兩個突出特點：其一，不會空穴來風，一種言論不會憑空產生；其二，不能全盤接受，同一件事物，傳播到第二個人時，已經有了或多或少的偏差。

《竹書紀年》、《史記》對於堯舜禹時期的記載，傳承於民間傳說，夾雜有時代背景。因此，前者堯舜禹互有齷齪屬實，後者描繪“禪讓”以賢任能，也有一定的基礎。

堯舜禹“禪讓”是在以賢任能的大時代基調下，存在一定齷齪舉動的。“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堯舜禹也不例外。一個人是脫離不了大時代基調的，三人之間或許會有齷齪，但上古時代以賢任能的時代基調不能否認。

以賢任能在上古時代紮根，在於人們落後的生產力，難以單獨生存在殘酷的大自然。部落需要英明的首領，帶領大家爭取生存的空間，人們都發自內心的擁護賢明的人。這就是“禪讓”制度存在的現實依據，一代代賢明首領帶領下，一個個部落才能繁衍生息。而試圖打破“公天下”的人，都會受到部眾的反噬。

啟能夠結束“禪讓”，建立夏王朝，開啟“家天下”的時代。在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使一個個家庭或氏族，有了獨立生存的能力。堯舜禹三代之前，何止三代？“禪讓”整體上是一種舉賢任能的求存行為，紮根於群體部落的生活方式。

《史記.五帝本紀》、《竹書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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