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評圖書：
書名：《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
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提到鰲拜？你腦海裡首先出現了什麼？
周星馳主演影片中，徐錦江飾演的跋扈鰲拜？
你會不會想到康熙帝智擒鰲拜的故事：康熙帝事前召集親貴和太監少年練習摔跤，然後待鰲拜單獨進攻時，一舉將之擒獲？
有關鰲拜，我們還能想到什麼？被他屈殺的蘇克薩哈？與鰲拜持續周旋，充當了少年康熙帝重要保護者的索尼？還是被說成是助紂為虐的遏必隆？奸猾的班布爾善？
其實，康熙帝粉碎鰲拜集團，並沒有民間傳說以及電影裡描繪得那樣艱險。1669年6月14日，康熙帝經過數月的準備（將索額圖、明珠等親信提任到重要職位，強化了皇帝與京城兵馬的聯繫）後，下詔向鰲拜發難：“朕念鰲拜舊臣，遺詔有名，寵眷過深，望其改惡悔罪。今乃貪聚賄賂，奸黨日甚……種種惡跡，難以枚舉。”
康熙帝隨後讓親王傑書帶人抓捕並審問了鰲拜。6月25日，傑書上奏總結了鰲拜的罪行，建議將其與所屬黨羽共25人執行死刑。而康熙帝選擇了寬待處理，鰲拜被撤職、查抄家產並監禁，另一輔政大臣遏必隆被革去官職，而被處死的鰲拜集團成員僅有班布爾善、穆裡瑪等7人。
有意思的是，近半個世紀後，康熙帝還專門追贈鰲拜以公爵爵位，鰲拜之孫達福在雍正帝年間承襲了這一爵位。但這一細節很少被人提及，更沒有出現在民間傳說中。有關鰲拜的民間傳說依然主要由鰲拜無惡不作兼欺凌君主，以及康熙帝以弱敵強，異常艱險的擒獲這一被描述為等同於梁冀、董卓、朱溫的權臣的內容構成。
美國漢學家、美國亞洲協會前主席安熙龍 (Robert B.Oxnam) 曾師從海外漢學泰斗史景遷研習清史。他的力作《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這本書指出主流清史以及大眾的清史認知觀念中，對於鰲拜輔政時期評價估量不足，過高估計了鰲拜與其他三大輔臣的矛盾和政策差異，忽視了四輔臣輔政時期在清初政治演變中的重要意義。
依照安熙龍的觀點，四輔臣扭轉了順治朝後期明顯的漢化傾向，避免了清朝政治秩序過早的轉向類似於遼朝、金朝以及更早的北魏的快速漢化，從而在較短時間內失去了對草原遊牧區域的統御能力。事實上，雖然康熙帝粉碎了鰲拜專權集團，卻很大程度上延續了鰲拜等四輔臣在輔政時期開創的政策。
《馬上治天下：鰲拜輔政時期的滿人政治（1661-1669）》這本書介紹了鰲拜、蘇克薩哈、索尼、遏必隆四輔臣在清朝崛起過程中立下赫赫功勞，成長為清朝統治集團的重要支柱的過程。按照書作者的解讀，四輔臣其實很大程度上推翻了順治帝的治國思路，而隔代接續了皇太極的做法：首先，融合滿洲和明朝以及之前的金朝的制度，建立起了一種混合型的統治體系。議政王大臣會議成為了統治的制度核心，而理藩院專司處理西藏、新疆和蒙古事宜，沿襲明朝建立的禮部則處理與東亞、東南亞屬國的關係。其次，仔細選出一些可以信賴的漢人合作者，但不能任其成為統治集團的核心，人數也不能超過滿蒙貴族。第三，強調清朝有著不同於明朝以及之前的漢族統治者王朝的歷史責任、統治理念。
多爾袞專權時期，提高了清朝中央的專權程度。之後的濟爾哈朗輔政，提拔了索尼等未來的四輔臣。四輔臣在順治帝時期沒有贏得重視，後者表現出完全不同於皇太極和多爾袞的多疑不定，親近外國人，也更為重視漢人知識精英——這一過程儘管時間並不很長，但足以讓鰲拜、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等人在並非清朝宗室的情況下，成為新皇帝的輔助者後，決心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面來淨化在他們看來已經變得越來越接近於中後期明朝的清王朝。
議政王大臣會議依舊重要，但參與人數被有意縮減。而對於朝廷官制，四輔臣推動從名稱和功能兩方面迴歸滿洲體制。四輔臣還簡化了官員考核（考課）制度，簡化了對地方官員的考察，主要集中在錢糧徵收和盜案審結兩項指標，而刪減了其他被認為有助於庸官粉飾太平的內容，極大的削減了漢人知識精英官員在考課中的裁量權。
四輔臣還在1663年決定取消各級科舉考試中的八股文，而改為時務策。儘管漢人知識精英對此強烈反對，但四輔臣堅持認為，八股文只能選出精於學究式格律的行家裡手而不是治理國家和地方的幹才，所以毫無意義。書中認為，四輔臣致力於行政效率的提高，以滿足國家治理需要，建立起了由負責可靠的官員的考試製度。不僅如此，四輔臣還大幅削減了科舉的中式名額，以儘可能削減漢人知識精英對於滿蒙貴族的地位威脅。但在漢人知識精英看來，四輔臣的這些做法毫無疑問動了自己的“奶酪”，而輔政時期後期開始獨攬權柄、而後又被康熙帝罷黜的鰲拜，就成為了他們指控、發洩怨氣的最好對象。
康熙帝粉碎鰲拜集團後，一定程度上改弦易轍，在科舉考試中重新恢復了八股文，卻沒有調整以增加科舉中舉名額，並相當完整的繼承了四輔臣開創的滿漢分界、滿洲特色濃郁的政治秩序。可以說，這使得康熙帝以及之後的多任皇帝，確實都有足夠的權威來控制地方，閣臣哪怕權傾朝野，也構不成對皇帝的根本威脅；而清朝軍隊在很長時期內也能夠較好的完成平叛、應對小規模外敵入侵的任務。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間更是強化了對西藏、新疆、蒙古地區的控制，以制度創新來弱化邊疆的反叛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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