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玲先生（1932—2019）
我上了鬧鐘，怕睡過了時間，但早上沒等到鬧鐘響就一下子醒了。看了一下表，5點53分，還不到6點。立冬已過，窗外此時漆黑一片，我躺在床上，思緒拽到三十八年前，那一年是1981年，我26歲。
我插隊由農村返城，進了工廠，當年算是一步登天。農民當了兩年，工人幹了六年，業餘時間寫了篇小說，幸運的發表了，那年月能發表小說，比今天任何網紅都更加網紅。我的處女作《今夜月兒圓》發表七十三天後，我正式前往中國青年出版社文學編輯室報到，當時文學編輯室主任是王維玲先生，那一年他49歲。
1981年10月號《小說月報》轉載我的處女作
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前身是開明書店，1926年由章錫琛，章錫珊兄弟在上海創辦，編輯隊伍陣容強大，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周振甫等大家均在開明書店做過編輯。茅盾先生的《蝕》、《虹》、《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都是開明書店出版的有影響力的小說。開明書店成立二十週年時，除上海外，在北京、瀋陽、南京、漢口、武昌、長沙、廣州、杭州、福州，甚至臺北都有分店，那時的分店都要購置房產，那摞厚厚的房產證裝滿一木箱子，我剛去出版社時還看見過，頗感神奇。
茅盾《子夜》 巴金《家》 開明書店版
開明書店在1953年時更名中國青年出版社，其文學力量依然強大。新中國成立後的頭十幾年紅遍全國的小說《紅巖》、《紅日》、《紅旗譜》和《創業史》就是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出版社內部統稱“三紅一創”。這其中有兩部書《紅巖》、《創業史》王維玲先生都參與其中，特別他27歲時擔綱《創業史》的責任編輯，與作者柳青交往近二十年，由書及人，如家人般情深義厚。
羅廣斌 楊益言《紅巖》 柳青《創業史》
文學是一個社會的精神支柱。尤其在艱苦歲月中，文學如飴糖般能瞬間給人以力量。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百年來精神最為貧瘠時代長大的，對於讀文學書有著今天難以理解的渴求，繼而對文學有著難以割捨的依賴。某種意義上講，文學構成了我們這代人的精神框架，讓我們從骨子裡感到文學神聖。所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到了能夠執筆創作的年代，千軍萬馬都湧上了文學的獨木橋，但能夠抵達彼岸的少之又少，我算是幸運兒，閃轉騰挪地進了文學殿堂，忝列文學編輯。
1982年在泰山，左起：陳浩增、我、王維玲
我進編輯室的時候，我的直接上司叫陳浩增，他是文革前的大學生，大我十五歲，這十五歲明顯讓我們隔成兩代，他文我野，他熟我生；陳浩增的領導就是王維玲。我一個白丁，來出版社的那一年，趕上文革後高考的兩屆大學生還都在校讀書尚未畢業，出版社青黃不接，我才能僥倖進入。當時全出版社我年齡最小，所以每天必須勤快，打開水拖地，然後再去拆解自由來稿，信馬由韁地欣賞來自天南海北的投稿，每幾天就會有大小不同的驚喜，那一代作家精英們都是在編輯們的手下脫穎而出，別無選擇。
當編輯是很辛苦的，只是當時我不覺得。每天面對海量的自由來稿，必須篩選出優質稿件，然後過五關斬六將地才能發表。那個年月不似今天，每個人可以隨手將自己的作品掛在網上，可以先不論成敗。那時想把自己的寫作變成鉛字如同彩票中彩一般，幾近不可能。我們做編輯的，負責第一道篩選，按我的話說，就是趴在前沿陣地上用機槍掃射，絕大部分作品都死於機槍之下；待過了編輯這關後，主編又審一道，拿著大杆槍一槍一個地斃掉。主編會在我們的推薦意見上批覆，否多成少，否定的再由我們負責退回作者，寫封婉言退稿信外加鼓勵，客套幾乎成了套路；稿件僥倖過了主編這關，就會到了總編手裡，我私下說，總編此刻掏出手槍，瞧哪個不順眼，上去就是一槍爆頭，於是乎臨近成功的這篇小說倒在了最後時刻。那時中國人剛從十年禁錮中衝將出來，寫小說可以說是全民愛好，有能力的寫，沒有能力的也寫，而且創作慾望高燒不退。每天成麻袋的來稿堆積如山，讓編輯們不堪重負。
總編王維玲
總編王維玲執掌的就是我們這麼大的出版社文學編輯室最要命的一把手槍。他不僅要審閱文學編輯室的長篇小說，還要審閱我們的文學雜誌《青年文學》。《青年文學》當年可是僅次於《人民文學》的雜誌，中國今天尚在創作的有名的作家幾乎都在《青年文學》發表過作品。我去出版社時，《青年文學》還叫《小說季刊》呢，三個月一本，以書代刊；很快文學大潮湧來，季刊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小說季刊》改刊《青年文學》，時至今日，回頭一想，《青年文學》也近不惑之年了。
審閱稿件十分費神，“文無第一，武無第二”，說的就是文學的評判沒有統一的標準，稿件採用與否，編輯，主編，總編依次要寫明審讀意見，不能簡單地說好與不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都要有態度有說法。稿件量是呈金字塔狀送審的，底下十幾位編輯，總編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每天挑燈審讀對總編王維玲是家常便飯，可他什麼時候都是笑呵呵，眼睛眯成一條線，不給我們一線編輯壓力，但也不給我們一個松心的答案。
王維玲在工作中
1984年，王朔發表了《空中小姐》，接著又發表了《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這兩部小說言情浪漫，風靡一時，所以王朔得了一個通俗小說作家的稱謂。當時文學界對通俗小說持有偏見，認為純文學才是正宗。《青年文學》的江湖地位僅次於《人民文學》，純文學大旗必須死扛著。王朔幾次投稿未獲通審，直到《橡皮人》放在我桌上，我看了以後興奮異常，琢磨怎麼能夠通審，將它刊發在《青年文學》之上。
《青年文學》1986年11期
我寫了審讀意見，很長，又與陳浩增主編交換了意見；主編說，小說是不錯，可惜太長了，《青年文學》發不了。《青年文學》當時容量有限，每期規定只能發一個小中篇，字數限制在三萬之內，可《橡皮人》有六萬字。我當時想，好就不怕長，於是決定去總編王維玲家聊。那天下班後，我騎上自行車，備了一瓶酒，一進門就叫“王大叔”，因為我與總編的兒子春元非常熟，幾乎天天見面。我在班上就叫官稱總編，下班就叫大叔，以示親切。王大叔笑咪咪地不多說話，聽我一個人嘚波嘚地一通說。我有一個本事，不管熟人生人，可以一個人自己說上半天。那天晚飯一瓶酒下肚，王大叔終於吐口說，六萬字對《青年文學》真是太長了，只能分兩期連載；另外開篇的第一句不妥，要刪去。這頓酒喝得我心花怒放，回家時一路高歌。
《橡皮人》在《青年文學》1986年11、12兩期連載
《橡皮人》開篇第一句在當年十分出格：“一切都是從我第一次遺精開始的。”恰巧那一期《青年文學》我負責盯印廠，在三校結束後，我實在舍不掉這句很酷的開場白，就自作主張將刪掉的這句話恢復了，並隨手將打樣寄給了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刊物《小說選刊》。那是1986年秋天 ，《青年文學》11月12月號破例連載，總編看了木已成舟的小說，只寬宏地說了我一句“你惹事我扛著”，這事就過去了。那時的領導多有擔當啊！想想這件往事居然也過去33年了。
下面的故事就像放花，《小說選刊》選載了《橡皮人》，從此王朔摘掉通俗作家的帽子；緊接著，王朔的小說集《空中小姐》出版，這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小說集，三十多年前這是莫大的成就，而我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再後來，《橡皮人》改編成了《大喘氣》，葉大鷹導演，謝園主演。據說這兩年“橡皮人”一詞又捲土重來，再度折射這個已充分麻痺的社會。
王朔小說集《空中小姐》，責任編輯馬未都
《青年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如日中天，每期都有好作品問世。因為每月一期，稿件需求量大，那時我們出版社有個創舉，就是舉辦筆會，把優秀的作者集中起來，出版社出錢找地，一般都在外地，用上個把月的時間，攢一批好稿子，以解燃眉之需。
遊覽祖國山水過去只能藉助出差機會，我年輕時跑遍大江南北多是借筆會或組稿之機。參加筆會比外出組稿舒服些，有地方住，又管吃，大家每天神侃胡聊，個把月的相處時間，每個人的脾氣秉性也都摸得差不多，這期間甚至備不住誰和誰還能好上。因為作家來自天南海北，職業五花八門，所以筆會生態特別好，各取所需。
1982年青島筆會，曲阜留影
陝西有個作家叫鄒志安（1946-1993），瘦高個兒，很風趣，惜英年早逝。陝西方言古老生動諧謔深刻，因此易出作家，故文學界有“陝軍”之稱。陝軍可分為兩類，一類巧言詼諧，賈平凹是其代表；另一類寡言凝重，路遙、陳忠實乃領軍人物。鄒志安算是前者，善說也願說，聊天時滔滔不絕，夾雜著陝西方言中的笑料，讓人忘了時間。
文學陝軍
前排左起：京夫、蔣金彥、鄒志安、賈平凹
後排左起：路遙、徐嶽、陳忠實、王蓬、王曉新
大約是1984年，《青年文學》又辦筆會，筆會一般都是二三十人，人多了少了都不合算。那回是我第一次見鄒志安，很快就熟了。他隨大溜叫我“小馬”，那年月沒人互稱老師，真的沒那麼庸俗，我就是個編輯，有點兒初級生殺大權，但在年齡傳統面前，我還是“小馬”，不是“老師”。
1984年海南筆會，攝於西沙群島
筆會期間，聽說總編王維玲要來看望大家，作家們都有些興奮。總體感覺是家長要來了。這類外出工作有領導探班的事並不多，所以作家們覺得機會來了，因為每一次筆會都有發表不了的作品，能和總編見個面喝頓酒總會有人情在，中國就是個人情社會，不講人情一事無成。
在總編到來的前一日晚上，鄒志安來敲我的房門，說是和我聊聊天，瞎聊，沒目的。那時住房條件差，房間小，左右各一張床頂牆，中間是個過道，鄒志安進門就脫鞋上了另一張床，一副要長聊的架式。我們東扯西拉不知怎麼就扯到看相上去了。陝西作家中看相第一的公認是作家賈平凹，聲聲有料，句句見血；名列第二的就是鄒志安了，據說鄒志安巧舌如簧，能掐會算從不失手，會讓對方心服口服。
作家鄒志安（1946—1993）
正聊到興頭上，鄒志安忽然神情凝重地對我說：“小馬，大哥求你個事，你能不能儘可能將王維玲總編的個人信息和我說上幾句……”說實在話，在鄒志安提出要求之前，我對他的相術還抱有幻想，他這一求，讓我如墜五里霧中，我問：“你們看相就是這樣看的？”鄒志安一臉嚴肅地告訴我：“自古都是這麼看的！”然後將相術之道雲山霧罩海闊天空地神侃了半宿，我聽得醉了一般，沒守住底線，將我知道的總編基本情況有意無意地說了出來。
後來的事情可以推測了。我的大領導總編王維玲逢人便講陝西鄒志安看相天下第一，還專門和我說了此事，並說原來他不信這個，可鄒志安讓人不能不信。我一看這玩笑開大了，不知如何收場，只好附和著讚美鄒志安，心中卻在滴血。在後來的日子裡，我幾次想吐露實情，將生活中的喜劇揭底再樂上一回，可看著總編善良的眼睛，寬厚的笑容，實在不知道如何開口，直到我離開中國青年出版社，直到聽到鄒志安先生去世，直到今日我奔赴八寶山看見我敬愛的總編靜臥在鮮花叢中……
總編王維玲（1932—2019）
人生是有命的，還有運。我現在越來越相信這個。命是定數，鄒志安命不及知天命之年；總編王維玲年屆八十七，閱人無數，編書無數；他們相識於《青年文學》筆會之上便是運，講一堂相學之課是緣份，而我在一旁參與又目睹了這一切，借勢而為，順勢而成，逆勢而不知所措，只是深感愧對總編，願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原諒我。
2019年11月16日上午八寶山，我與春元（王維玲之子）
入冬的北京這一天特別清冷，天空陰暗，八寶山的鮮花都是冷色的，我下車站了站，才獨自走向梅廳，遠遠看見“緬懷王維玲”五字，沒有官稱，也沒有世俗的稱謂，兩邊的對聯概括了他的一生，上聯寫：松柏氣概瀝金文壇成就名作輩出；下聯寫：雲水襟懷朋友天下融匯文章等身。臺階上下三兩成群的來賓都是他的親人同事朋友。我看見春元，相擁無言；看見久別的同事，白髮的白髮，謝頂的謝頂，每個人都需要細細辨認一下方可打招呼。歲月最不饒人，讓舊友還能相見已是上蒼寬宏，許多同事已經駕鶴西歸，先行一步；而此時此刻我內心只餘悵然：衰蘭送客咸陽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李賀說得真好啊，一千二百年來還有哪句寄情送別詩能超越此句？！
2019.11.17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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