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鼎芬（1859-1919），廣東番禺人。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號節庵，稱節庵先生，別號不回山民、孤庵、病翁、浪遊詞客、葵霜、藏山、藏叟等。室名有恥堂、葵霜閣、棲鳳樓、抗憤堂等。光緒六年（1880）進士，任編修。中法戰爭時，曾疏劾李鴻章被連降五級。年二十七歲罷歸，歷任豐湖、端溪等書院院長。張之洞督粵時，設廣雅書局，被聘為首任院長。張調兩江，復聘主鐘山書院。又隨張還鄂參幕府事。後任湖北布政使等。康有為在滬設強學會，他參議章程。變法時期又毀謗康梁。辛亥革命後為遺老，參與張勳復辟。王森然著《梁鼎芬先生評傳》（載《近代名家評傳》，三聯書店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版）雲：“先生治學之餘，最喜賦詩譜詞……先生書體，早年近黃、柳，中年自成一家。晚年以寫崇陵全徽碑，豪邁變為謹飭矣。學先生書者，胡元初（先春）、楊子遠（其觀）二氏，得其神似。胡失諸柔，楊失諸剛，各有其短處也。若以宋徽宗之瘦金書法，強為先生書，是誠可哂也！”又：“先生善書，每作短札，一事一紙，若數十事則數十紙，且於起訖處，蓋用圖章。或問之，侈然曰：‘我備異日珍貴者之裱為手卷冊頁耳。’”談到梁鼎芬書法，有一點必須提及，由於梁的遊幕經歷（一八八四年秋冬為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客；一八八九至一八九四年及一八九六至一九○○年均佐張之洞湖廣總督幕），因而他能與同在張之洞幕下的楊守敬、沈曾植、鄭孝胥、章太炎等交遊，並相互影響。這從其同學沈曾植寫給他的一通信札中可看出二人間的交誼及書法用筆、結字之某種相似處。
辛亥革命後，梁鼎芬隱棲上海，以清節自持。待陸潤庠卒，被徵為宣統之師傅，雖不恆值內廷，然終為溥儀帝最畏之師。斯時兼督辦光緒陵寢工事，以上海為中心，與諸同志往來，畫策復辟運動。袁世凱死後，隱於鎮江之焦山，避世論之攻擊。一九一七年參與張勳復辟，失敗後乃遁去。梁鼎芬別署不回山民、藏山，室名有恥堂、抗憤堂，包括其常用印有“不改其度”、“百折不回”等均反映出他忠於前朝，誓死不變的政治立場和堅定意志。就連作品的落款甚至寫成“宣統八年”。以書法的眼光看，這些信札頗具書家情性之美，表面看來信手拈來，不計法度，不問工拙，實質上恰是詩人內心鬱勃之氣的自然噴發，故通篇結字大小參差，前後氣勢連貫。梁鼎芬除了行、草書，楷書、行楷皆極精，祝嘉先生收藏的兩件梁鼎芬書扇分別作於一八九六年和一九○九年，或蠅頭小楷，或以行楷出之，堪稱精品。今蘇州網師園內尚有其題額“鋤月”等，也是不可多得之佳構。
辛亥以後效忠清室的遺老中，梁鼎芬是最著名的一個。民國成立，黎元洪任副總統、湖北都督，駐紮武昌。此前端方在四川保路運動中被殺，7月份屍體從四川運回；梁鼎芬溯江而上到武漢迎接靈柩。梁氏為保護他的寶貝辮子，每天出門都戴著風帽，遮蓋得嚴嚴實實。黎副總統一日跟部下閒聊，說：我打算請他到都督府來參加宴會，趁機剪了他的辮子。鼎芬早有戒備，把請帖退回了。革命黨人曹亞伯自告奮勇，帶人到旅社見梁鼎芬，說：天氣太熱，先生不要太過拘禮，還是脫掉帽子吧。梁鼎芬不理。這邊的人竟動起手來，拉下風帽，硬是把老梁的辮子剪斷，呼嘯而去。梁伏地痛哭，當晚搭乘輪船逃離武漢。人生於世，各有各的“門面”；硬要將人家的“門面”拆去，看似“進步”，實則也是干涉別人的自由，不可不察。
請殺李鴻章，請廢“大阿哥”，請罷袁世凱
梁氏飽讀書史，崇拜歷史上的忠臣義士，立志做“理學名臣”。1883年法國侵略中國的藩屬國越南，李鴻章力主言和，成為朝中“清流”的攻擊對象。1884年，梁鼎芬上疏彈劾李鴻章有六項“可殺之罪”。下一年事定之後，以“誣謗大臣”罪，降五級調用，從正七品的編修，降到太常寺司樂，不得不掛冠而去，時年僅27歲。
梁鼎芬自罷官之後，當過惠州豐湖書院、肇慶端溪書院、廣州廣雅書院山長，1892年起參湖廣總督張之洞幕府，從此成為張氏手下得力干將。在張氏聲威之下，梁鼎芬不再惹事生非，孜孜矻矻，在湖北興學練兵辦實業，吸引、培養了大批人才，此中就有革命元勳章太炎、黃興、黎元洪在內。
1900年爆發驚天動地的庚子事變，慈禧西逃到西安，端王載漪被列強認作“禍首”，如何處置端王的兒子“大阿哥”溥儁就成了大問題。戊戌政變後慈禧有廢光緒的計劃，1900年初立溥儁為“大阿哥”，準備隨時繼承皇位。《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已暗示要廢掉“大阿哥”，但大臣誰也不敢向上彙報。張之洞為此焦慮萬分，梁鼎芬主動請纓，赴西安“行在”說服慈禧。
按清朝祖制，漢臣不得與聞立儲大事，違者殺無赦。梁鼎芬從武漢出發，一路上思量如何措詞，越靠近西安，心裡越發虛，往往嘴巴里念出一段，心裡又把它否定了。到了潼關登山遠眺，忽然有了靈感，口中唸唸有詞：“不如我們自己料理。”當天晚上終於睡了個好覺。到西安覲見慈禧，梁鼎芬鎮定自若地說：臣在武漢的時候，聽說外國人要向老佛爺提出廢大阿哥；如果等到人家提出，我們再照辦，成何國體？以臣愚見，不如自己料理好。慈禧沉吟半晌，說：“此事怕有邊”。果然在回到開封的時候，慈禧下旨把溥儁趕出宮去。
誰知1907年張之洞奉召進京，梁鼎芬已官至湖北按察使，又成脫韁野馬，上疏彈劾權傾朝野的慶親王奕劻、直隸總督袁世凱，被傳旨申飭，斥責他“有意沽名”。張之洞對梁鼎芬多年以來十分倚重，交情極深，人所共知；當此張之洞入京將受重用之時，作為張的多年下屬作此舉動，外人皆以為是張之洞主使，處境尷尬，十分被動，“太息不已”。眼看進言不受採納，梁氏又一次掛冠而去。
勸降黎元洪，反被羞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義打響第一槍，革命勝利了，革命軍卻群龍無首，不得不請出在湖北軍界威望甚高的黎元洪出來領導。黎元洪考慮了三天，終於答應了。10月13日，黎元洪就任都督，發表演說，提出“推翻清廷，恢復漢土，廢除專制，建立共和”，成為革命軍領袖。
黎元洪跟梁鼎芬在湖北有十多年的交情，雖說一文一武，但業務上仍有很多來往。梁鼎芬協助張之洞管理湖北學務，文武學堂都歸他管轄，湖北新軍軍官中不少人名義上都是梁鼎芬的學生。見到昔人同僚如今成為叛軍領袖，梁氏身在廣州，心急如焚，主動為清廷擔任說客，發電報給黎元洪，意在勸降：
宋卿仁兄左右：鄙人客居湖北十七年，深知仁兄將才難得，張公之洞也同意我的看法。忽然聽到武昌出事，我大吃一驚，心想宋卿足下已經不幸殉節了；接著聽到足下竟被逼出任都督，更加吃驚不小。宋卿你本是忠孝之人，跟逆黨素無交往，今天的事，不是出於本心。以前人人說可強國禦侮的只有湖北陸軍，如今背叛朝廷、禍國殃民的，竟然也是湖北陸軍，而宋卿你竟然做了頭領，此心安乎？我知道宋卿足下必然會率領湖北子弟歸順朝廷，皇上只會自責，不會責怪你的。如果還不放心，我可以送我的獨子到武昌作為人質。奉勸宋卿，做“大清國第一等忠臣”。（原文見《梁節庵先生年譜》）
梁鼎芬以詩詞見長，寫文章卻不是強項，這一封信氣勢毫無，情、理皆弱。相比之下，黎元洪幕僚代寫的回信，則大氣磅礴，把梁鼎芬這個老翰林徹底比下去了：
“閣下甘為滿奴，當我大漢光復神州之時，不知來漢共襄義舉，反欲誘鄙人歸順，以邀虜歡，是虎狼之所不忍為者，而閣下竟毅然為之。嗟乎！節庵儒士也，又高官也，幼承庭訓，誦孔孟之書，豈不知此次之起義，為救大漢同胞計，為雪二百六十年之深恥乎？”（《湖北軍政府文獻資料彙編》）
“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
梁鼎芬湖北勸降不成，卻轉過頭來，想操縱廣東搞假獨立。三月黃花崗之役，令清廷在廣東的高官惶惶不可終日。武昌事起，各省紛紛獨立，人心向背已昭然若揭。梁鼎芬與兩廣總督張鳴岐立下“攻守同盟”，想利用梁氏在廣東的人望，搞假獨立，“苦撐待變”。
10月10日武昌事起，廣東革命黨躍躍欲試，準備響應。10月25日，新任廣州將軍鳳山乘船抵達天字碼頭，行經倉前直街，遇革命黨人炸彈襲擊，鳳山及隨從多人被炸死，30多人受傷，威力無匹。當天，廣州各大團體假座文瀾書院開大會，協商廣東獨立事宜。會議選出鄧華熙為主席，梁鼎芬任副主席。梁鼎芬即席發言：“保全廣東，非個人可以保全，當合千萬人之力以保之，併合千萬人之心為一心以保之。廣東者廣東人之廣東，官代管治而已，官之良者贊成之，其不良者則去之，官力所不能逮者協助之。今革命黨所持主義，在改良政治耳。政治若良，革黨應不來，即來亦可以對付。”其發言含糊其辭，實際是希望群眾繼續擁護總督張鳴岐，打出獨立的名義，事實上仍然聽命朝廷，以此抵擋革命黨。第二天，梁鼎芬寫密信給張鳴岐，表明心跡：“吾二人誓不相負。”
總督張鳴岐威信盡失，廣州謠言滿天飛。梁鼎芬挺身而出，以個人名義發出安民告示。11月1日，梁鼎芬寫成兩塊木牌，派人插到府前，大意是說：謠傳廣東初九日有事，現巳過去，無事發生。大家同為大清國百姓，切勿輕聽謠言，各宜安居樂業。我家住炸粉街，我家大小無一搬遷，如有虛言，查出任罰。連日來在文瀾書院議決，滿漢巳經融和，城上並無架炮，革黨亦無來攻之事。各商場居民，可以不用驚慌，速速—律開鋪，照常貿易。（《廣東辛亥革命史料》）可是，到11月9日廣東諮議局宣佈廣東獨立的時候，梁鼎芬本人卻偷偷溜到上海去了。
慶親王沒有良心 孫寶琦不是東西
1912年2月12日，清帝遜位，梁鼎芬如喪考妣，“即日穿孝，終身如此”。此後流連京、滬、穗之間，為光緒帝陵墓工程、落葬等事奔忙。1913年12月，光緒帝、後奉安崇陵，曾經權勢熏天的慶親王奕劻及其子載振都沒有出現。梁鼎芬仰天長嘆：“奕劻上哪裡去？載振亦不來。像這種東西，天理良心，實在絲毫沒有，前清用此等臣子，焉得不亡？”
民國政府派出內務總長趙秉鈞為首的使團前來祭奠。使團成員大多換上清朝臣子的袍褂行禮，只有外交總長孫寶琦穿著西裝。梁鼎芬走上前去，指著孫的鼻子問：“你是誰？你是哪國人？”孫寶琦被問得一下怔住了。梁鼎芬手指顫抖，繼續指著孫寶琦，聲音越來越大：“你忘了你是孫詒經的兒子？你做過大清的官，你今天穿著身衣服，行這樣的禮，來見先帝先後，你有廉恥嗎？你是個什麼東西？”引來了一大群人圍觀，把孫寶琦嚇得面無人色，低下認錯：“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我不是東西。”
梁鼎芬自命為大清的孤忠，為光緒帝守陵，被封為“崇陵種樹大臣”，後來還當了溥儀的師傅，參與張勳復辟。梁氏一生忠於清室，敢於彈劾權貴，但只博得個人的名聲而已；在湖北十七年，輔佐張之洞培養新軍、留日學生，這批人卻正好成了顛覆清朝的急先鋒。晚年內心悲苦至極，把文稿燒掉不少，“勿留一字在世上。我心淒涼，文字不能傳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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