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唳華亭》：雪滿梁園，家國天下，這份書生意氣，缺失了太多年
我一直以為，決定一部小說最終價值的，不是語言，不是人物，不是情節，而是思想境界。正是因此，《鶴唳華亭》這塊金子，在一堆意淫文與商品文中，在一堆糟粕快餐與魚目濫竽中，光芒萬丈地閃亮起來了。我是很看好古言小說的。古言小說從五四以來就受新文學的排擠與打壓，但正是古言小說，最直接、最忠誠地承繼著中國本土敘事文學傳統，尤其是明清小說。
匪我思存也好，桐華也好，這個大那個大也好，一大批晉江小言的作者，她們對於中國傳統的認同，僅僅浮於詩詞文句的淺表。她們會引用“願得一心人”，會引用《詩經》，會從明清小說裡挑出漂亮的衣妝穿在主角身上，會挑出人物與情節用到自己的故事裡，可是她們能做到的也僅此而已。三千年的文史傳統，放到她們的文章裡，就是一件花衣裳，內裡裝著的爛骨頭，是“愛情”，是“獨立”，是西方主導下的現代話語與個人主義；而骨頭裡藏著掖著的核心，無外乎物慾色慾。
我不是說物慾色慾不該存在於小說。弗洛伊德告訴我們，所有藝術創作，都是藝術家性活動的昇華。《紅樓夢》說到底也不過是一個敗家中年大叔對於一個美女大花園的美好意淫。可是《紅樓夢》就從泥沙俱下的明清肉文裡站出來了。為什麼？因為《紅樓夢》除了意淫之外，還有一種佛教的大悲憫，一種融匯儒釋道的大包容。對所有角色，無論正面、反面，作者都傾注了悲憫與體察。我們的作者，信筆一揮就死幾萬幾十萬人，金手指一開就踩扁歷史上的王侯將相。對於那些被寫死、被踩死的角色，他們有哪怕一點關注和同情麼？
在《花千骨》裡，淫慾凌駕於忠義；在《鶴唳華亭》，國高於家，忠高於情，對中國儒家傳統忠孝價值的歸依認同，遠遠高於西方價值體系下對自由解放的個體訴求。這種價值旨歸，這等思想境界，在被歸為一類的權謀小說，都是看不到的。《慶熹記事》也好，《琅琊榜》也好，《慶餘年》也好，我都沒有看到任何一點對於忠義的認同，而“忠義”兩個字，正是貫穿從《春秋左傳》到《三國演義》，整個中國敘事傳統的核心。
我明白，批評其他小說以抬高《鶴唳華亭》，必然招致非議。我在試圖說明，《鶴唳華亭》出現在我們這個時代，殊為不易。正是要拿同一時期、同一個年齡段的小說來作對比，才能顯現《鶴唳華亭》的難能可貴。如果放在明清，《鶴唳華亭》不足以如此驚歎，因為明清小說的作者多是落魄文人，無論再怎麼落魄，大半生的儒家正統教育擺在那裡，不需要人說，他們對忠義孝悌的儒家價值旨歸就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所以，即使是在《紅樓夢》這樣一部幾乎是消極避世的小說裡，你也能看出儒家作為一個巨大的、不可逃避的背景存在著。
《鶴唳華亭》裡定權的道德處境，跟賈寶玉如出一轍。寶玉跟黛玉念偈語，講佛經，但到了父親跟前，還是要講忠誠孝悌；定權跟阿寶對答時的言辭，也多涉及佛語，可是一旦他站到朝堂上，還是要講他的君臣父子，所以他跟寶玉一樣，到死不得解脫。那些不能理解定權最後為什麼選擇自盡的同學，只要試著去了解一下這種儒家與佛道、入世與出世、進不能而退不甘的，貫穿中國士子文人兩千七百年的精神困境，就能夠領悟和同情定權的自盡。
那些批評小說“書生意氣”“過於理想主義”的人，試問一句，在物慾橫流的今天，這一點書生意氣，這一點理想主義，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珍惜？在21世紀的今天，當中國的整個的下一代，都拜倒在物質、金錢、情色的腳底，徹底將靈魂託付給慾望，將家國託付給經濟指標，在這樣一個看似烈火烹油、繁華似錦，實則時衰世敗、道德淪喪的時代，這一丁點渺小、微弱的“書生意氣”，難道還不值得我們讚美、歌頌、守護和供奉嗎？誠當手以舞之，足以蹈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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