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人類在短時間內大批消亡的，除了戰爭、饑荒、地震，流行疾病無疑也是一大因素（簡而言之，可以概括為天災人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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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疫病總是喜歡突如其來，讓人猝不及防，例如這次起源於湖北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這也是當前全國乃至全球人們都在關注的焦點事件了。
事實上，疾病在文學作品中也佔據著極其重要的位置，或者說與文學有著“不解之緣”。英國學者托馬斯·福斯特在《如何閱讀一本文學書》的“作家們偏愛那些疾病”一章中，就羅列分析了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各種疾病，包括肺結核、艾滋病等。
而法國學者勒內·基拉爾則在其著作《雙重束縛》的第七章“文學和神話中的瘟疫”中，談到了西方文學中的瘟疫主題，並得出了“犧牲因素”這個概念：“犧牲因素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斷言：瘟疫導致的所有死亡和苦難都不是枉然的，這種痛苦考驗歷程對於淨化社會和恢復其活力都是必要的。”
當然，中國文學中，也許並不能說存在這種主題。但是，我們的古典名著《水滸傳》，倒是以瘟疫肆虐開篇的。——或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建安七子”，有五位是死於同一年，死因正是疫病。曹丕在《與吳質書》中就提到過：“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曹植也寫有《說疫氣》一文。）
西方文學和瘟疫有關的，我們能想起的有不少，例如索福克勒斯取材於古希臘神話的戲劇《俄狄浦斯王》。著名的文藝復興作品，薄伽丘的《十日談》，則是以瘟疫蔓延為背景的。
美國作家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中，女主角不幸感染上了正在爆發的“羅馬熱”（即瘧疾，從前人們以為是有害的空氣所傳染，實由蚊子叮咬而傳播，但丁在《神曲》中對此病也有所描述）而死去。
德國作家托馬斯·曼的《死於威尼斯》也是以意大利為故事地點，以同性戀為題材，愛戀美少年的男主人公不願離去，結果罹患城中的瘟疫喪生。
甚至我們還可能想到拉美作家埃爾南德斯的史詩，博爾赫斯評為最能代表阿根廷文學的長詩《馬丁·菲耶羅》，還有馬爾克斯的長篇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
不過，最能讓人聯想到、符合當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應該還是法國作家，一九五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的《鼠疫》。
早期《局外人》中，加繆表達了世界荒誕的哲學思想。而到了《鼠疫》中，加繆則更重視反抗的精神。因此，儘管小說裡的各色人物，在圍城中面對疫情所帶來的災難，懷著不同的心思，加繆還是著力塑造了裡厄這位偉大的醫生形象——這也正是我們當下所需要的英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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