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九：佛教傳入中國
東西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化交流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佛教作為一種文化，除了它自身主動傳教的動力之外，還會隨著各民族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交往，特別是藉著民間交往的社會潛流，自然地向其他地區傳播。
中國民間社會接受佛教究竟從何時開始已難以考證，迄今所知佛教傳入中國士階層並被記載於史的最早時間，是公元前2 年，即漢哀帝元壽元年，" 博士弟子景緻廬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 (《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魚豢《魏書.西戎傳》）。隨後不久，佛教傳入王室貴族，《後漢書》記載漢明帝的異母兄弟楚王英" 尚浮屠之仁祠"。以《四十二章經》為代表的早期漢譯佛經也開始在中國社會流傳，其形式為概要式的，輯錄了上座部佛教基本經典《阿含經》的主旨，體現了早期佛教的禁慾主義。在佛教界，則有漢明帝夜夢金人，遣使求法，建白馬寺的說法。這些歷史記載表明至遲在公元前後，佛教已傳入中國。
漢代時期佛教在中國南北迅速傳播，遠及交州(今河內）。漢末士燮(137-226年）任交趾太守並領有廣州，在郡40餘年。當時中原戰亂，交州相對安寧，南來避亂學士數以百計，不僅薈萃學術，而且佛教、道教的" 異人" 也集中不少，如與士燮同為蒼梧人的牟子，就是當時很有名氣的佛教代表人物。牟子的《理惑論》反對將佛教與儒學禮教對立起來，認為佛教" 捐家財、棄妻子" ，剃頭毀容，只是權變小節，" 修道德" 、" 崇仁義" ，" 父母兄弟皆得度世" ，才是其" 大孝大仁"。佛教與儒學禮教的區別在於出世和入世，" 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為志也"。
東漢末年的戰亂使社會各個階層皆陷入深重的苦難和心理危機之中，這為佛教在中國社會各階層中生根開花，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空氣。人們對佛教日益感興趣的社會表現之一，是大量漢譯佛經的湧現。從漢桓帝到漢獻帝的40多年間，譯介為漢文的佛教經典54部，74卷，知名譯者有6 人，譯者中最重要的二個人物是安世高和支婁迦讖。
安世高本為安息國太子，其父死後" 讓國於叔，馳避本土" ，在遊歷西域各國後於公元148 年來到洛陽，從事譯經，前後20餘年共譯出佛經34部，40卷，主要有《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人本欲生經》、大小《十二門經》和《修行道地經》等。東漢時期傳播於中國的佛教，摻雜了許多中亞或中國西部民間巫術的成份。安世高從西東來，也是善於" 七曜五行，醫方異術" ，並通曉" 鳥獸之聲" ，他對中國佛教的主要貢獻，在於他首次比較系統地譯介了上座部中說一切有部的學說，晉釋道安曾以" 禪數" 之學概括安世高的佛學特點。
所謂" 禪數" 的禪，即是禪定；所謂" 數" ，指用四諦、五陰、十二因緣等解釋佛教基本教義的" 事數" ，從佛典的文體上說，屬於" 阿毗曇" ，以其能使人懂得佛教的道理，亦稱為" 慧"。因此，" 禪數" 也就是後來中國佛教常說的"定慧" 、" 止觀"。安世高所傳禪法，影響最大的是" 安般守意" ，後稱" 數息觀"。……作為一種氣功，安般禪至今還在流行。
支婁迦讖原為月支人，桓帝末年遊於洛陽，爾後譯出佛經14部，27卷，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道行般若經》、《首楞嚴三昧經》和《般舟三昧經》。
《道行般若經》為大乘般若學介紹進中國之始，" 它的懷疑論傾向和否定一切權威的批判精神，在分崩離析的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引起強烈的反響"。支婁迦讖的譯經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將" 性空" 視為絕對真理，將" 緣起" 作為" 性空" 的表現，形成一種與《莊子》某些思想相通的折衷主義真理觀，為般若學在魏晉時迅猛發展奠定了基礎；二是提出只要專心思念西方阿彌陀佛，並在禪定中得見，死後即可往生西方淨土極樂世界，這為後來日益興盛的淨土信仰奠定了基礎。
從總的情況來看，東漢的佛教傳播、特別是譯經活動的發展，具有下述特點：
第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屬於黃老之道的一支，佛經漢譯中也多借用老莊術語；
第二，譯經以外來僧為主，或單譯或合譯，亦有少量漢地僧人和居士從事輔助工作；
第三，譯經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外來僧帶來什麼經就譯什麼經，大小乘同時流傳；
第四，佛教尚未" 本土化" ，其標誌之一是漢僧著述和註釋極少；
第五，譯經活動具有純民間的性質，未得到政府直接支持，主要資助人為民間地主或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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