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伶官傳序》，雖只是一個三白餘字的短章，但容量大，感染力強。被前人譽為“千年絕調”，“《新五代史》中的第一篇文字”。
歐陽修是宋代傑出的散文大家，其文章的主要特點和風格，正如蘇軾所說，“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析之於至理，以服人力。”用歐陽修自己的話來說，是“簡而有法”。 《伶官傳序》一文就充分體現了歐陽修的這種文風。
在《伶官傳序》中，作者引述《伶官傳》的歷史事實作依據，作出“逸豫可以亡身”的結論。然而，《伶官傳》中並未提及李存勖憂勞興國的故事，為了給“憂勞可以興國”的論斷提供事實根據，作者就不得不補充李存勖在創立帝業的過程中殫精竭慮的的情況。自晉王李克用去世至李存勖稱帝的十多年內，李存勖與後梁、燕王、契丹之間的戰爭，從未間斷過。可以想見，李存勖為厲兵秣馬而“憂勞”的歷史事例，可謂多得不可勝數。然而作者捨棄了這些材料，只選用了晉王李克用授遺命，李存勖接受和執行遺命的事例：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勞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從上述文字來看，李克用臨終之前對兒子的叮囑，感情熾烈，言辭懇切，他是懷著未除後梁、燕王和契丹的“遺恨”離開人間的。李存勖面臨強敵，不敢懈怠，他一時一刻沒有忘記父親的遺命。所以，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祭太廟；他不是“取”其矢，而是“請”其矢；不是把“三矢”裝在一般的箭筒裡，而是盛在“錦囊”裡；可見他執行父親遺命是何等的堅決，何等兢兢業業，何等發憤！父親留下“三矢”給予他的力量是何等巨大！作者通過受、藏、遣、請、盛、負、驅這一連串的動詞，描繪出李存勖重視執行父親遺命的生動形象。這個事例最能說明李存勖的“憂勞”。這段文字，可謂“文約而事豐”，是李存勖消滅群雄建立後唐的十多年戎馬生涯的形象概括，顯示了歐陽修這篇文章“簡而有法”的藝術特色。
李存勖在十多年的戰爭中打了許多勝仗，但作者評論後唐之盛衰時，卻只選用了其中三個事例：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因為梁末帝朱友貞和自稱大燕皇帝的劉守光，是李存勖三大敵中的兩大敵，根除此二敵，對建立和鞏固後唐政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李存勖則分別於公元912年和923年拔掉了這兩顆釘子，這無疑是他一生中取得的兩次最大勝利。引此說明後唐之盛，是最恰當不過的。這段文字融記敘、描寫、抒情於一爐，寫得十分精妙。讀者既可從中瞭解“燕父子”、“梁君臣”敗亡的歷史事實，又可通過“系、函、入、還、告”等動詞，來想見李存勖所向披靡，躊躇滿志的氣質與形象。
引皇甫暉乘機作亂，李存勖一蹶不振的事例說明後唐之衰，也很得體。因為這次變亂給李存勖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是他的腐朽政權徹底崩潰的標誌。而且作者的文字生動形象：“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說明此時的李存勖已經失去了人心。“伶人困之”，“身死國滅”的命運已經註定，不可避免；“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惟妙惟肖地畫出了李存勖在風聲鶴唳中，走投無路的極端狼狽相。這段文字造成的悲劇氣氛濃烈，與前面描繪的極盛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讀到這裡，不能不信服“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這個結論的正確性。
此外，《伶官傳序》的“簡而有法”的特色，還表現在結語含蓄，頗具警策力方面。歐陽修認為，編史書的目的應該是“垂勸戒，示後世”，他寫《伶官傳序》的目的，當然也不例外。後唐莊宗李存勖(xù)取得政權後，荒淫腐化，癖好音律，寵用伶人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等，讓他們做官掌權，以致敗政亂國，只做了三年皇帝便身死國滅。“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這些話，其實是在含蓄地提醒宋王朝的統治者和以後的統治者，應該從廣泛的意義上汲取李存勖因寵幸伶人而身死國滅的教訓，以免蹈李存勖的覆轍。
伶官，即封建時代演戲的人，在宮廷中授有官職的伶人，叫伶官。伶官也是樂官，既掌管樂隊，又負責樂器和演出安排，自己更是精通音樂之人。伶官比其他伶人的地位高，因而，伶官和弄臣常被相提並論。古人認為，一旦帝王寵幸伶人，那就離滅國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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