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水法書
此為揚之水先生所贈賀年之物，小小的一張泥金箋，正中書“條達而福持”，而後落年款與鈐章。箋上每字有小核桃大小，此為我所得水師法書中最大之字，甚為歡心。查此語，乃出自《莊子·至樂》：
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莊子此語的大概意思，乃是稱適合自己者才是最佳，只有明白此理方能福德長久。然我之性格一向不自量力，好大喜功，水師以此語相贈，想來是規勸我量力而行，真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裡能夠認清形勢，作出相應調整。魏武曾言：“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我就以此為座右銘吧。
大生法書
前一度見到了南京十竹齋畫院院長衛江梅女史，衛老師說上午剛見到大生先生，他本想一起見面，正趕上有事，故請衛老師轉贈這副對聯給我，以此作為賀年之物。該對聯乃是很細的小篆體，字跡秀美而有力，能將兩者結合得如此完美，可見大生先生書法功力之深。對聯的內容為“隔窗千峰依舊秋色，臨軒一水不斷書聲”，這樣的雅聯掛在書房內最為合適，而其信封落款為“明精舍主”，想來明精舍是大生先生的堂號，而封口所用之箋乃是錄胡適先生語：“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諸人，要在有疑處不疑。”能做到這一點，可謂極難。而大生先生以此為座右銘，想見其志存高遠。
賈建鋼法書
年前的幾天，賈建鋼先生與孫院長一同來京，賈兄有此之贈，依然是他最為拿手的小篆體：“松窗翠繞凌雲久，蘭畹香清承露多”，橫批為“春光駘蕩”。另一套聯則為：“文章真處性情見，談笑深時風雨來”，橫批為“雅量高懷”。這兩副對聯掛於寒齋，頓覺滿庭春色。
戴新偉法書
此乃戴先生的賀年帖，“步履安吉”一詞，想來是指我近期的那場奇遇。大約一個月前，我在曲阜尋訪時不小心掉進了糞坑，那裡的味道頗為馥郁，幸而在友人的幫助下，畢竟化險為夷，只是報廢了一部相機。其實，在掉入之前，我還是拍了幾張照片，回來細看照片，感覺如果我第二次走到那裡，還有可能再掉下去，因為那裡遮掩得了無痕跡。這真可謂步步陷阱。但人生道路總要走下去，誰知道下一個陷阱布在了哪裡，因此“步履安吉”不啻為最大的幸運。故得新偉兄此帖，頗可以“深得朕心”來形容之。
《王韜詩集》，王韜著，陳玉蘭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大概在兩年前，我與陳玉蘭取得了聯繫，是何人所紹介，我已記不起，只是知道她在浙江師大圖書館任館長之職。該校處在金華，我原本受邀前往金華去舉辦一場講座，後來因為時間上的衝突未能成行。半年前，我在福州地區尋訪歷史遺蹟，在那裡得到了林怡老師的大力幫助，而在聊天時我方得知，林怡與陳玉蘭是同學，她們在一起同窗七年，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同時林怡告訴我，近些年來陳玉蘭主要在研究王韜，而寒齋恰好藏有一些王韜的手稿，而後林老師拔通電話，我與陳玉蘭聊了聊關於拙藏之事。
之後的幾個月，陳老師兩次來京，都因為我在外地而與之擦肩。前些天她又來京辦事，我們終於得以見面，同時前來者，還有陳玉蘭的先生陳年福。在見面時，陳玉蘭贈給我這部大作，而陳年福先生也贈了我兩部專著。
我對王韜一向有興趣，這緣於他奇特的經歷，尤其他跟李善蘭在上海的那段時期，讀來最令人解頤。王韜的很多行為頗為矛盾，比如他曾經給上海的管理者多次去信，出謀劃策如何對付太平軍，後來他又給太平軍寫信，幫助太平軍規劃建國方略，可惜事情敗露，王被通輯，在外國傳教士的幫助下，他躲在租界地一百餘天，之後亡命天涯。在歐洲住了一段時間後，王韜又長期居住於香港，而後在藏書大家丁日昌的斡旋下，終於得到了李鴻章的默許，得以回到上海，在那裡做翻譯工作。
以往見到的關於王韜的經歷，都是他人的敘述，而我在陳玉蘭點校的該書附錄中，看到了王韜所撰《弢園老民自傳》，他在自傳中講到了年輕時的經歷，而對於在上海時給地方官的出謀劃策，王的解釋是：
顧所言頗見施行，多能見效，其最要者，以西人為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槍隊。後行之益廣，卒以此收復江南。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並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
按王韜所言，上海組織的洋槍隊乃是用的他所出的主意，但那些官員用其計而不用其人，並且還中傷王韜的為人，這才是他乾坤大挪移，轉而給太平軍出主意的原因所在。但王韜卻自稱，他認識太平軍中的一些董事，而王韜“密相結納，說以反正”，以此說明他在做策反工作，對於此事，他在自傳中又說到：
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為折辨。顧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粵，旅居香海。自此杜門削跡，壹意治經，著有《毛詩集釋》，專主毛氏，後見陳碩甫《毛氏傳》、胡墨莊《毛詩後箋》，遂廢不作。
沒想到王韜的策反工作被人抓住了把柄，認為這是他通匪的證據，而那時王韜正在家鄉甪直，他聞訊後立即返回上海，準備向有關當局自辯，但這件事很難辯白，不得已只好到了香港，他說自己從此杜門不出，專門鑽研《毛詩》，但研究了一段時間後，發現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等已經刊行，於是他只好放棄了繼續鑽研《毛詩》的打算。
至於王韜的自傳是否為實情，這不是《王韜詩集》探討的主題。陳玉蘭在《前言》中簡述了王韜的生平，並且把他視之為“中國最早睜眼看世界的文化巨人”，但陳玉蘭也提到，王韜從小受到嚴格的傳統教育，雖然他自稱不善於詩，但他同樣說，自己的詩“足以見我性情”，想來這正是陳玉蘭系統研究王韜詩作的原因所在。
陳玉蘭將王韜的生平創作分為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關涉到王韜的重要經歷，而對於王韜詩作的收集，陳玉蘭除了主要採用王韜手自編刊的《蘅華館詩錄》外，還參考了多部未刊稿，比如有臺灣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畹香仙館遣愁編詩集》，此稿收錄的是王韜青春年少時的詩作，另外還轉錄了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弢園詩詞》《弢園未刻詩稿》《弢園集外詩存》等稿本。對於這些稿本的價值，陳玉蘭在《前言》中一一予以點評，比如第一種詩集所收之詩，主要是王韜年輕時的一場痴戀，除此之外，王韜也把其他兩場戀情寫入了詩中。陳玉蘭說：“王韜將他三場傷心蝕骨的愛情故事結撰為《三恨錄》，可惜也未能刊版。”
然在上海期間，王韜與李善蘭經常到妓院中尋花問柳，並且李善蘭還因欠嫖債而被扣在妓院內，王韜曾想辦法前去營救。如何來看待他的這段經歷呢？陳玉蘭認為：“王韜後來徵歌醉酒、問柳看花、樂此不疲的歡場冶遊生涯，除了以續嗣為理由外，追逐迷幻的愛情遺夢，也當為重要的潛在的心理動因。”當然，王韜對此也有自己的解釋：
信陵君醇酒婦人，夫豈初心？鄙人之為人，狂而不失於正，樂而不傷於淫。具《國風》好色之心，而有《離騷》美人之感。……世但知不好色之偽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傑，此真常人之見哉！
俗話說英雄不問出處，年少的輕狂正說明王韜思想活躍，而他的一些心思也用詩作的形式予以表達，比如《笙邨紀夢》中的前兩句：
萬種相思一紙緘，鴦鴛四角寫回環。
約來眉閣初三月，身到銀河第幾灣。
當年王韜也藏了不少書，故而我更為關注他的藏書之事，我在本書中翻出了一首《題閒日讀書圖》，王韜首先稱：
世間好事那有此，得閒蕭然讀書史。
男兒在世事業多，安肯低頭鑽故紙。
可見王韜志不在此，因為“殘縑滿篋久生塵，不識一丁快無比。賣書何能易米炊，煮字終愁飢餓死。”看來指望著賣文為生，並非易事，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有著黃丕烈的志向：
要讀人間未見書，縱橫蝌蚪辨疑似。
不屑沾沾兔園冊，以此弋第誇鄉里。
但無論怎麼說，以王韜的性格，他不可能躲入故紙堆中，而他那奇異的經歷，正是這句詩的最好註腳。
《甲骨文字典》，陳年福編著
四川辭書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次見到陳玉蘭的同時，很榮幸地結識了她的先生陳年福，而陳先生送給我兩部書，一看書名，就讓我頗感吃驚，因為這是我所認識的當代第一位甲骨文研究專家。而與之接談時，我能夠感受到一位真正學者的內心平靜。
我對甲骨文完全外行，但對此也充滿好奇，為此我將很多問題拋給陳先生，比如如何看待孟廣慧首先發現甲骨，如何看待《說文解字義證》的初版本，以及對於明義士所藏甲骨的歸屬問題等等，聽到陳先生一一予以解惑，讓我聽來大感過癮。
大約十餘年前，我到成都尋訪，在龔明德先生的帶領下，去拜見了流沙河先生。那時老先生正在研究古文字，記得他首先問到我“韋”字的古意，我只好以許慎在《說文解字》中的解讀來回答：“韋”字乃是指去了毛的熟皮子。但流沙河認為許慎說錯了，他從字形上分析，認為“韋”字乃是一個人繞著城牆走。當時我不好意思問流沙河，他的解讀何以證明，而且流沙河先生在幾個月前已歸道山，這使我再沒機會向他求教。
陳年福的這本字典，其編排方式乃是以漢語拼音為序，故我一下子就翻到了“韋”字。而這本字典的使用性也極強，陳先生將每個字分為五欄，首先是通行漢字，第二欄為拼音讀音，第三欄是甲骨文對於該字的不同寫法，第四欄則是解此字之形，重在分析甲骨文的造字方法以及形意關係，第五欄則為該字的釋義。
從這本字典上看，“韋”字的甲骨文竟然有二十種寫法，這麼說來，孔乙己所津津樂道的“回”字有四種寫法並不算多。細看這些字體，每個都有相似之處，只是有些字的寫法特別像照片把字拍反了。對於該字的字型，陳先生的解讀是：
從舛（二止相對），囗（wei）聲，或增從“止”；字形所從之形符“舛”在聲符“囗”的上下或左右，方向或相反，以表背離之意。
對於“韋”字的釋意，書中寫道：
“違（違）”字初文，本義為背離。引申為違背、違反，這類意義後寫作違（違）。皮革為皮與肉相分享的產物，故古稱皮革為“韋（韋）”，引申有皮繩義，這類意義仍寫作“韋（韋）”。
有些事情真是巧，“韋”字在該書中的頁碼，恰好是我身份證上的生日，當然陳先生是嚴謹的學者，他對這種巧合毫無興趣。而我更好奇於書中的這些用字，我寫此文要儘量避開他書中不斷出現的甲骨文，因為這些字用電腦完全打不出來。陳先生告訴我，書中的每一個甲骨文字，都是他造出來的，而以前造字很費時間，如今他幾分鐘就能造出一個來。
我對甲骨文字只是從外形上胡蒙亂猜，也僅能猜出少數的幾個，而陳先生本書中竟然收錄了1800多個已釋字的甲骨文，另外還有重出字頭300多個。同時他提到：“本字典採用‘六書’中的前五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註來說明甲骨文的造字方法。”我在上學時，曾經學到過許慎《說文解字》中提到的六種造字法，除了以上五種外，還有假借，而陳先生在本書的《前言》中提到，“假借”乃是用字之法，而非造字之法，記得當年老師也是這樣告訴我的。
關於許慎提出的造字法，他在《說文解字序》中有簡明扼要的說明，同時對每種造字法舉出了兩個字例：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註。轉註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其實，這六種造字方式，最難理解的是轉註。我記得老師在講課時說來說去，也是“考”和“老”這兩個字，看來是我太愚鈍，以至於影響了老師的英名，而今我得到陳先生的這部大作，首先翻閱他如何解讀轉註，他在《前言》中稱：“轉註造字法是指在表意、表音和意音字符的基礎上通過改變（增加、減少或改換）某些筆畫造出字符的方法。”
而後陳先生將轉註分為了三種類型，比如第一種是通過增加筆畫而形成轉註字，他舉出了“夕”和“月”兩個字：
早期甲骨文“月”像半月形，有形可象；“夕”無形可象，月在夕見，故可以“月”示“夕”。後為求別，在“月”字中加一短豎即為“夕”字，這樣便造出了“夕”字（晚期甲骨文二字又反過來用，變成“夕”像月形，“月”字為月形中多一畫，為今字形所本）。“夕”為轉註字，二字記錄的語詞環境相同 。
通過這樣的解釋，我終於明白轉註是怎樣的一種造字之法，由此而大感快樂，也更加感念陳先生惠我以識。
《甲骨文新編》，陳年福著
線裝書局201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亦為陳年福先生所贈，一函三冊線裝本，以排版方式印在細膩的宣紙上，從書口望上去，特別像傳統的木活字本。該書每行字的字頭為小篆，下面則是甲骨文，然其甲骨文字體比尋常所見整齊許多，由此而讓我想到了“甲骨四堂”的甲骨文書法。就市場而言，以董作賓的此類書法作品最為人稱道，但陳年福先生說他更喜歡雪堂的書風。細想之下，我未曾看到過郭沫若的甲骨文書法，他雖然研究甲骨文，但是否寫過相應的書法作品，我並不知曉，陳先生亦稱他未曾見到過鼎堂的同類作品。
因為字頭的小篆，我們聊到了“說文四大家”，以及《說文解字義證》在版本上的珍罕性，我留意到陳先生是典型的專家，他的著眼點更多在於甲骨文字跡的辨識。我前一度看到相關部門在搞網上徵集，似乎是能辨識出來一個新的甲骨文字就有十萬元的獎勵，陳先生講到社會上的一些辨識大多經不住專業推敲。專家就是專家，我還是別在他面前胡扯了。
談到殷墟甲骨的發現，我遺憾於這些年來未曾買到過新的甲骨片，而陳先生告訴我，在安陽地區還有不少人收藏甲骨片。聊到明義士時，他說現存在加拿大的那批明義士舊藏中也有偽品。我記得有一個文獻上講到，當年明義士買了一櫥子甲骨，後來發現那些甲骨都臭了，方才讓他明白，自己買的都是偽品，後來他再收的甲骨就沒有出現類似的問題。然而陳先生告訴我，明義士甲骨收藏中的偽品，有一部分是老的甲骨刻上的新字，因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有些是不帶字，於是有些古玩商就在上面刻上字再賣，以此謀得暴利。他同時告訴我說，近些年來他還見到過整片龜甲刻滿字的珍品，這真可謂地不愛寶，有運者得之。
陳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講到了甲骨發現百餘年來研究著作不斷，而記得我當時跟他談到第一部研究甲骨的著作乃是孫詒讓的《契文舉例》，那時孫詒讓就是靠《鐵雲藏龜》來作研究。寒齋藏有《鐵雲藏龜》一書，該書乃是石印本，有些字跡很難看清楚，而陳先生告訴我，這正是孫詒讓厲害之處，他竟然通過那些不甚清晰的石印甲骨照片，釋讀出幾百個甲骨字。
陳先生在《前言》中又談到了近年所出的甲骨文類編之作，其中提到《甲骨文字形表》《新甲骨文編》《甲骨文字編》三種，為什麼在近十年內出了這些相應著述，陳先生認為有三個原因：
一為甲骨文新材料、新釋字不斷刊出，舊有字編已不敷使用；二為文本釋讀材料彙纂、字釋彙編類書之檢字之需。三為撰編者於甲骨文字考釋全面整理研究之專著。
其實我很好奇於如何釋讀這些難以辨識之字，陳先生簡約地告訴我說，這除了對傳統文字的熟悉外，同時還要具備豐富的聯想力，而辨識甲骨文其實也有規律可循，但如何印證所辨識之字，陳先生沒有向我做過多的解釋，然而他在《前言》中也提到了這個問題：
其實，凡古文字學者，每人心目中皆存有自己所認可之一字表。甲骨文同一字形往往數釋並存，見仁見智，各不相同，似乎未有定論，然在學者眼中，每一字形總有一種考釋結論為其個人所認同，或已公佈，或未公佈而已。故形跡於紙之字編，必少於存乎古文字學者心目之字編也。
進行這種具有開拓性的工作是何等之難，在萬丈紅塵中，能枯坐冷板凳是何等之不易，這讓我想到了范文瀾的名言：“坐得冷板凳，吃得冷豬肉。”而陳年福也在《前言》中談到了釋讀甲骨是一個冷寂的工作：
編者經年浸涵於甲骨文文本之整理釋讀，煢煢獨守，亦時有少許拙見與發明。多年來，陸續新釋、改釋之甲骨文已有百餘例。故纂集是編，亦望藉此總結個人所治甲骨文之釋續之績。故是編不避大梨小棗，傾囊而出，芹獻而已。
黃丕烈詩曰“我為嗜奇荒產業，君因勤學耗年華”，這句詩頗可以形容我與陳年福先生的處境。
《宋本陶淵明集二種》，（晉）陶潛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為責編南江濤先生所贈，該書精裝一冊，全綵印刷，甚至將每冊原書的封面及空白扉頁全部影印在內，如此還原方式，在古籍影印方面最值得讚賞。
本書前有許逸民先生所作提要。幾年前在評審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時，我與許老先生分在同一個組，他的謙謙君子之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可惜這幾年無緣見面聆聽教誨。對於《陶淵明》集，許先生在提要中首先談到了該書的行格以及陶潛的生平，之後提到了陶集的版本情況：
陶淵明的詩文，最早由梁昭明太子蕭統輯集為八卷本，北齊陽休之補入《五孝傳》《四八目》，合序目為十卷本。隋、唐、五代，別本紛出，及至北宋，始經宋庠重新刊定為十卷本。今存最早的宋庠重定本，即此次影印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宋刻遞修本《陶淵明集》十卷本。
許先生的提要中又談到了本書的遞傳過程，因為書內有文彭和毛晉之印，可知該書曾庋汲古閣：
此本末附《本朝宋丞相私記》，無疑是經宋庠重新編定。但此本是否就是宋庠原刻的遞修本，或他種北宋刻本的遞修本，乃至南宋刻本的遞修本，今人頗存疑問。
汲古閣何以將本書視為北宋本，許先生在文中分析到：
前代藏書家判定為北宋刻本的依據，主要是此本附錄在顏延年《誄》、蕭統《傳》和《本朝宋丞相私記》後還有一篇《曾紘說》。考曾紘字伯蓉，本南豐（今屬江西）人，其父與曾鞏為從兄弟，家襄陽（今屬湖北），號臨漢居士。約生活在兩宋之交。曾文謂平生酷愛陶詩，“每以世無善本為恨”，例如“刑天舞干鏚”句，各本皆誤為“形夭舞千歲”，理當據《山海經》改正，適逢其親友範元羲寄示義陽太守開雕的《陶集》，於是致書於範，說明應予校改之意。曾文寫於宣和六年（1124）七月中元，藏書家乃據此斷言為北宋刻本。
但是，因為本書中的一處刊刻之語，證明這種判斷不準確。殊不知此文末署“臨漢曾紱書刊”，而曾紱從末刻過《陶集》，“刊”字不可解。今檢南宋紹熙三年（1192）曾集所刻不分卷本《陶集》，《曾紱說》附見於《讀山海經》詩後，形同題識，末句作“臨漢曾紱書”，無“刊”字，可見此本“刊”字實屬衍文。曾紱晚於宋庠數世，宋自無由得見曾文，加以宋庠跋文無有冠稱“本朝宋丞相”之理，故可證明此本並非宋庠原刻。
可見本提要頗為嚴謹的敘述了該書的版本遞傳情況，以及相應的辨析。而該書影印的另一種則為《陶靖節先生詩注》，許先生也是先簡述了原書的刊刻者，而後提及該書版本時則稱：
湯漢自序其箋釋陶詩起因，是有感於陶詩“精深高妙”，又間或“亂以廋詞”，深恐“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為何語”，故想通過箋釋“以表暴其心事”。湯序作於“淳祐初元（1241）九月九日”，可知箋註陶詩是其早年的事。而付諸剞劂則在其晚年出守福州時期。今之《陶靖節先生詩注》寫刻精美，不僅版式風貌頗具福建刻本特色，而且其刻工如蔡慶、鄧生、吳清等，也知鹹淳間建寧所刻《周易本義》《張子語錄》為同一人，此皆鹹淳初年刻於福建之明證。故此書版本應為“南宋鹹淳福建刻本”。
兩部難得之書都曾藏在海源閣，後來又一同歸了大藏書家周叔弢，周先生將這些善本捐獻給了國家圖書館，而今將其影印出來，以便讓更多的愛書人能夠欣賞到宋版之美。
《江陰曆史文化叢書》，江陰市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前一度我準備寫關於江陰文廟的文章，但所查得的各種材料基本沒有原始出處，而幾年前我到江陰探訪文廟時，是由當地的愛書人顧晟楷和陳龍兩位先生帶我前往。顧先生在旅遊部門工作，經常到處奔忙，為此不好意思因此小事再度打擾他，而陳龍先生就職於江陰市博物館，是我給陳先生去電，向其索要江陰文廟的史料，轉天他用微信給我發來幾張圖片，也許是圖片格式問題，五張僅能看到兩張，無奈再次致電陳龍，請其重發，然陳先生說，他會安排朋友將原書寄出。
幾天後我收到一箱書，裡面乃是一套十本的《江陰曆史文化叢書》，每本書都有單獨的書名，分別是：《江陰史事縱橫》《江陰古今兵事》《江陰明清學政》《江陰杏林春秋》《江陰民間文藝》《江陰文物勝蹟》《江陰曆代吟詠》《江陰翰墨珍賞》《江陰曆代名人》和《江陰民俗特產》。
我索要一篇文章，竟然得到這樣一大套書，陳龍兄的高誼真令我感動。但我做事還是一根筋，立即將可能有關文廟的那一本《江陰文物勝蹟》拆開，從中找到了陳龍兄發給我的那五頁照片。然而我翻遍這套書，未能找到與文廟有關的更多史料，為了五頁紙，得到了一大套書，這真可謂悲喜交加。無奈，再次微信陳龍，向其表示謝意的同時，又問他還有沒有更多的文廟史料，他告訴我確實沒有了，而寄給我這套書，乃是讓我全面瞭解江陰曆史文化。有意思的是，他更為關心的是這部書在包裝時是否用心，郵寄過程中有沒有被磕角摔壞，真是標準的愛書人一枚。
既然陳龍贈我這麼一大套書，我不能辜負其美意，於是認真翻閱了《文物勝蹟》和《歷代名人》兩冊，在拜讀第一冊時，果然收穫了不少新知識。該書每一節都會單列一篇普及知識性的概論，比如第一節《新石器時期文化遺存》起首先稱：“太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這三支文化一脈相承，分別代表了新石器文化的早、中、晚期。這三支文化遺址在江陰境內均有發現，具有代表性的遺址分別為祁頭山遺址、南樓遺址和高城墩遺址。”
而後該書分別解讀了這三種文化的特性，其中祁頭山遺址已有距今7000年的歷史，可見當地文化之悠久。如此專業性的文章通常比較刻板，讓讀者很難有興趣讀下去，然而本文的作者在運筆時卻能做到既嚴謹又通俗，比如他講到該遺址發些了一些紅燒土塊，但是這些土塊是如何燒製出來的，作者說到如今仍然不瞭解：
從大量紅燒土塊中夾雜樹枝、蘆杆以及紅燒土上一個個排列有序但大小不一的孔洞來看，這些紅燒土應該是經過燒烤的牆壁碎塊，它們比一般的土塊比重要輕得多。古人是如何將泥糊好的牆燒成比較結實的紅土（可以肯定不是燒成以後再砌牆），已無法考證，這在原始社會中也算是建築上的高科技了。
對於該遺址的出土之物，除了大家關注的玉器外，祁頭山遺址還有其他的出土，其中一件陶器居然可以證明祁頭山的先民執物是左撇子，這太有趣了。更有意思的是，這個遺址的出土物中還發現了一件陶祖，但作者卻作出了這樣的推論：“這是新石器時代早期母系社會對男性生殖崇拜的例證。”
對於早期遺址的發現有著很多的偶然性，比如高城墩遺址就是這種情況：
高城墩遺址是江陰最西北石莊鎮的一個自然村，村北有一個高大的土墩，原有直徑在百米以上，相對高度在10米左右。早先，村民以為這個高大的土墩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因此有敬畏之心而無人敢去冒犯，千百年間土墩安然無恙。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隨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運動的開展，村民開始在墩頂上修了一個小水庫，用柴油機將河水抽到水庫裡灌溉村北的一大片農田。
然而那時的人不識寶，他們發現了大量的古器物後，大多會將其砸碎：
村民們對土墩敬畏之心徹底被打破，在墩上從事生產，取土填屋基、鋪路，只是對時不時從土中挖出的一些陶罐迷惑不解，對一些白色石頭製作的形狀怪異、紋飾恐怖的器物更是視為不祥之物，或丟或棄，或乾脆砸碎，還不敢對人聲張。1975年左右，地處偏僻、交通閉塞的高城墩生產隊決心改變落後面貌，提出挖平高城墩，以擴大農田面積，於是決定在土墩西南建磚窯。在挖土時又挖出不少陶罐和石頭做的器物，有的像斧頭，有的扁扁圓圓中間有個圓孔像個大餅，有的長長短短細長像原珠筆，還有帶孔的圓珠珠，中間有孔的管子，還有的外方內圓，滿身刻有紋飾，四個角還有類似眼睛、鼻子、嘴巴的圖案，他們驚恐之餘又要一砸了之，這時個別膽大的人留了個心眼，將其中幾件收藏起來。
不知算是幸運還是不幸，正是由於土墩中夾雜著大量的陶片，不適合用來作磚瓦，所以該磚窯被迫停產，也正因為如此，高城墩沒有被挖平，為此保留了下來。後來有村民帶幾件玉器到常州文物商店去售賣，工作人員看到後大吃一驚，因為這均是製作精美的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商店的人立即將此推薦給常州市博物館，該館的工作人員立即到該村去進行收集，為此得到了許多精美的玉器。
讀到這段記載，更加讓我感受到了文化普及的重要性，否則不知還會有多少精美的歷史文物就此而被毀。而此前的幾天，我恰好在微信中看到一段視頻，有人挖出一個瓷瓶，立即用鋤頭把瓷瓶打碎，從裡面找到一些銀元，為此高興不已，而後方知那個瓷瓶價值上億，遠比那些銀元價值高千倍，此人聞聽後後悔不已。我不知道這個事情的真假，但是此人的作法，頗像本書中的描寫。怎樣能讓更多的人瞭解到古物的價值呢？看來這件事依然任重道遠。
《親身實見：杜甫詩與現地學》，簡錦松著
兩個月前，我在溫州市圖書館舉辦了一場講座，經方韶毅先生介紹，得以認識當地的幾位愛書人，其中一位朋友在聊天時談到了我的尋訪，告訴我說，有位叫簡錦松的先生多年來也從事相應的田野調查，他們將這種活動稱之為“現地學”。而我卻第一次聽到這個名詞，足見我視野之窄。回來後不久，這位朋友就寄給我簡先生所著的三本書，此為其一。
閱讀該書的自序，終於讓我理解到了現地學的特性。這篇自序頗長，作者用舉例的方式講述了他的研究方法，比如唐詩中那首著名的《楓橋夜泊》，為此作者曾寫過一篇《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夜半鐘聲”新解》，作者在該文中總結說：
我的基本立場是，必須先知道唐人使用的時刻制度，才能瞭解唐人生活的常態，才能解讀‘夜半鐘聲’。我仔細研讀了正史中的歷代歷志，然後把焦點集中在《隋書》《舊唐書》和《新唐書》，又因為張繼是天寶時人，我特別取出當時使用的《開元大衍曆經》，先逐句解析曆書的術語，瞭解晝夜時刻的定義及實際用法，驗算書中的各種計算公式，並做成《唐開元大衍步軌漏全年晝夜漏刻及日出、日沒、昏、明、五更古今時刻對照表》，使讀者可以簡易的在現代鐘錶和唐人五更計時的雙方，自由來回地換算。
如此說來，首先要懂得天文曆法，才能做相應的詩學研究，因為：
有了清楚的唐代時刻知識之後，再來看我所主張的“夜半鐘聲”時刻，便知道我只是解讀了相關詩文和文獻史料，從中精密地計算出張繼抵達蘇州的日期，乃是天寶14載9月16日夜，再依佛門十分普及的《百丈清規》等書，把佛寺晨鐘的時間，定位在“四更結束、進入五更”之時，然後利用五更表，得知張繼作詩當天，四更結束、五更之始，乃是寅時二刻三百四十分，換算成現代鐘錶的時間，是755年10月26日凌晨3點39分左右（蘇州地方時），此時雖然月明如霜，但天色仍黑，離日出也還有3個小時，失眠的張繼因而以“夜半”來形容這種感覺。
如果只僅僅是這樣的推論也就罷了，但作者又要作相應的田野調查，而他在調查時，還會使用各種先進的手段：
我最近三年來也深入現地，從北京到杭州、寧波，考察了大運河的全程。我所使用的研究工具，除了一直在強調的文獻精讀法之外，也陸續增加了GPS儀器，高階數位相機＋GPS定位、數位行動攝影機、雷射測距儀、Google Earth Pro 、Starry Ningt、Stellarium、ArcGIS QGIS等實體和軟體。此外，過去我十分重視古代地圖，收集了不少宋、明、清、朝鮮的古地圖，得力於此不少。
簡先生使用這些儀器和軟件，而後前往寒山寺去調查。作者首先考慮的問題，是張繼為什麼要夜泊楓橋，而後簡先生將當時的大運河情況以及現在的狀況進行了對比：
唐宋元明清的行舟，除了以蘇州城各門為起點者之外，無不以楓橋為必要的夜泊碼頭，其故安在？原來，當水路從大運河本流要進入蘇州城之前，在楓橋以接近八、九十角度東折，古運河的河道，在郊外時寬度較大，約二、三十米，進入通往城區的河段，就限縮到15米以內，有時窄到10米上下，因此，作為主要碼頭的楓橋站，會開挖比較寬的塘面，供客舟停泊。
而後 文章提到了當時因航道狹窄，故來不及進入蘇州城區時，就要夜泊在楓橋：
南宋朱南傑和薛季宣的詩中都稱此地為“楓橋灣”。此地有橋，可以跨岸而成酒市，有石岸，可以系行舟而便登陸。往蘇州城的舟船，在進入楓橋灣之前，不便停泊，在通過楓橋灣之後，除非走完長約3公里的擁擠河道直接進入閶門，如果時間上來不及入城，中間是不可能停泊的。瞭解這一點，才恍然為什麼客舟都在楓橋停泊。
簡錦松先生還與學生徐嫚鴻合寫過一篇《〈全唐詩〉中“殘燈”一詞對時間定位之意義》，該文引用了白居易所撰《望亭驛酬別周判官》中的詩句：“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不屬蘇州。……”為此簡先生與學生特意到望亭鎮去探看，他經過實地考察後得出如下結論：
古望亭鎮正當蘇州府與常州府無錫縣的交界，從唐至今，並未改變，白居易所說“五十里”，是使用了《元和郡縣圖志》所使用的唐小尺，唐代小尺的一里等於0.445公里，換算之後為22公里。今由蘇州閶門到楓橋3.5公里，從楓橋到望亭鎮18.5公里，合計22公里，恰好相符。
想一想我的尋訪之旅，雖然已進行了20年，但所得主要是自己的感受，我並沒有記錄下相應的數據。但簡先生何以能跑那麼多地方，並且留下那麼多的數據呢人？他在序言中也談到了朋友的幫助：“在中國做現地研究，沒有大陸學生組成團隊，幾乎寸步難行。”而後他在文中舉出了很多給他提供幫助的人名，比如他講到組織人力考察褒斜道時，陝西理工學院文學院院長王建科安排其弟子協同前行：
因為山中的地圖十分簡略，我們採取每500米按一次衛星定位，紀錄沿途所見，這個辦法雖然有效，但工作人員很累，即便在開車中也不能休息，要一直盯著GPS看，其實是很笨的方法，不幸，那個笨方法是我想出來的。
而到實地時，簡先生還要用尺子做丈量，某次尺子忘記在了車上，而車停在了山腳下，一同前往的助理文瑜竟自告奮勇地躺在地上，用他的身高作尺子。讀到這樣的記載，頗令人感動。而他們的沿途中，有時也會發生一些小的意外，比如到新疆作王洛賓邊塞詩的現地考察時，沿著天山南北兩路繞行了幾千公里，中間三次越嶺，歷經苦寒和高溫，甚至發生被憤怒的公牛追趕事件。
想到自己一路走來的艱辛，頗能體會簡先生與他助手們的遭遇。而簡先生在序言中也提到了他的家況，他說弟弟老四先他而去了，母親也去世了，他的幼子也得白血病去世了，而其夫人黃博君也在車禍中去世了。這些年來他連遭喪事，卻依然能堅定信念，進行他熱衷的現地學，這種精神是何等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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