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海文化發展史上有件很有趣的事，當12世紀的南宋初，理學家朱熹三代都和安海發生過關係。朱熹之父朱松及子朱在都任過安海鎮的小官，朱熹本人任過同安縣主簿，往來安海，朱在文名不著，安海人不大提他，而特別突出朱松和朱熹，稱為“二朱過化”。朱熹的學生傅伯成，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就在安海建立了“二朱先生祠”並寫了碑記。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文選樓影宋抄本》說：“二朱先生祠在石井鎮，傅伯成記。紹興初，故吏部郎韋齋朱公松為鎮，士嚮慕之。故侍講朱公熹後二十餘年來官同安，間至鎮，與鎮之長上訪父時事，嘉定中，鎮官遊絳於鎮西為書院，繪二先生像而祠焉”。《方輿勝覽》卷十二，也有同樣的記載。可見二朱對安海的“過化”，南宋時已盡人皆知。從安海文化發展史來說，二朱無疑是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可是，人們不應錯覺以為安海的文化全是二朱倡導出來的。
朱熹塑像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文化的發展，這是歷史規律。我們以宋建炎四年（1130年）安海成立石井鎮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安海復界作為二個劃時代的標誌，來觀察安海文化的興衰。建炎以前是安海文化的孕育階段。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設置了石井津，加上二朱過化的促進，安海文化蓬勃發展。經過明清換代，清鄭交戰，安海經濟衰落了。康熙復界之後，雖有所振作，卻已大不如前。我試從這三個時期安海文化的情況作一點小議。
安海的開發，早在唐代以前就開始了。（一）手抄本蔡水兼《西山雜誌》說“唐開元八年，林鑾舟到勃泥、臺灣，引入蠻船，恐被礁石，故造七星石塔”。（二）《安海志》卷十六載：“安海龍山寺在八都安平，古稱普現殿。……隋皇泰間建”。（三）乾隆《泉州府志》說靈源寺“在五都，唐時道士蔡明濬居之。……有靈源，宋林知讀書處”。（四）《安海志》卷二十五《鰲海安氏族譜》載：“安連濟……宋開寶中徙居本土西安聚奎坊，興築古陵橋岸，填地卻潮以備農耕，濟民粒食，是以鄉人易灣海為安海”。（五）據王安石所撰高惠連（973-1041年）墓誌雲，父宣奉與伯父朝奉始居安平，高氏一族早於北宋初年即定居安海。這一族在建炎以前，據《安海志·選舉》統計中了20名進士。以上各條史料，證明安海在建炎以前，也即在“二朱過化”之前，在經濟、文化、宗教、古建築等方面，已具一定基礎。又如高惠連，進士出身，且任泉州本籍的太守，最後官居尚書。他的大女兒高良嫁給宰相王安石的著名助手呂惠卿，可見安海紳士於北宋初在朝的勢力。
王安石塑像
建炎以後，安海建立石井鎮，派官駐守。朱熹的父親朱松是首任鎮監。其後朱熹過往安海，訪父遺事。二朱均為宋代理學名家，對安海文化之促進，厥功甚大。在朱熹之後，安海文化迅速發展，歷宋、明等朝代，約近五百年，表現如下三個方面：
（一）倡導教育，學術研究之風大起。 二朱先生祠又名鱉頭精舍，以後成為石井書院，如州縣學之制，小鎮學風之盛可知。儒學《五經》中以《易》最難，是儒家哲學理論的經典著作。泉州人研究《易》的風氣在朱熹而後，一向極盛。明成化間蔡清精於《易》，清雍正皇帝把他入祀孔子廟庭。歷史上泉州人有《易》學著作者計89個，據王四達先生對《福建通志·藝文志》統計，明代69人。
安海儒生多學《易》，萬曆間解元進士黃志清著有《易說》。據《安海志》卷二十三統計，自明景泰元年（1450年）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274年間，安海共中115個舉人，內中註明學《易》者59人。譬如王慎中，人們只知他是明代和唐順之齊名的大文學家，卻不知他同時還是一個“易學”家，他是蔡清的得意門生易時中的學生。蔡清曾稱讚易時中說：“晚年得此士，吾《易》不孤矣”。而“慎中受學於易時中，一見避席曰，不當在弟子之列也。”
至於安海直接受朱熹教化的人，有史實可查者為高禾（高惠連的裔孫）。乾隆《晉江縣誌》卷九載：“高禾，字永叔。伯父倬先第，父伉與叔似復聯第，宋淳熙八年進士。……來倅臨漳，朱文公時館府第，禾執子侄門弟子禮，卑以恭，文公深器之”。安海先輩重視教育，重視理論研究傳統，今天仍鬚髮揚。
（二）安海人藏書甚富，黃居中、黃虞稷的“千頃堂”，是我國明末清初有名的私人圖書館。
安海金墩黃氏一族，明代科名甚盛。自黃鑄中嘉靖丁未（1547年）進士之後，黃伯善、黃憲清、黃汝良、黃居中等相繼登科，特別是汝良於萬曆丙戌（1586年）中會試第二名，官到禮部尚書。乾隆《晉江縣誌》卷九稱：“汝良歷仕凡五十年，職列清班，凡關宗社大計，知無不言。忠君愛國之誠，始終不替”，評價很高。這一族所以有賢人，當然原因諸多，但家藏萬卷書，提供子孫有博覽群書的機會，我想應該是很起作用。
這裡有一段史料可說明明代泉州的藏書情況。明末藏書家丁雄飛“十三歲隨先君（其父丁明登，江寧府江浦縣人，進士、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任泉州府通判）宦溫陵，固文藪也。雖閉署中，先君子日搜典籍，餘得肆意披閱，燈燼雞鳴，率以為常。凡手錄者、童子錄者，雖未等身，然已盈箸。十九歲自溫陵返，……今復得黃子俞邰，海鶴先生次郎也。先生文壇伊呂，藏書甲金陵。南京人到泉州這個“文章淵藪”來抄書，可推想當時泉州民間藏書之富。
金墩黃氏世代積書，到黃居中（號海鶴）手裡，乾隆《晉江縣誌》卷十二稱他“遷南京國子監丞，遂家金陵。後遷黃平知州，博通經籍，工書法，為詩秀骨玲瓏，老氣無敵。藏書到六萬餘卷”；其子黃虞稷“字俞邰，上元人，本籍晉江。七歲能詩，以諸生舉鴻博，遭母喪不與試。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又修《一統志》，皆與姜宸英同。家富藏書，著《千頃堂書目》，為《明史》藝文志所本”。虞稷承其父遺書，再加擴展，藏書至八萬餘卷，與丁雄飛等結“古歡社”校刻諸書。他是大學問學又兼大藏書家，《千頃堂書目》在我國目錄學上很有地位。《辭源》、《辭海》均收有“千頃堂”條，給予高度評介。新編《安海志》卷廿七附鄉賢著作目錄中漏列這本鼎鼎大名的《千頃堂書目》及黃居中的《千頃堂集》、《洗心文集·詩集》等書，應該補入，以光鄉閭文化。
（三）南宋至明末，安海人才輩出，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談安海人才的延續性。從舉人的科目看，起自嘉靖廿八年（1549年）至明朝覆亡的一百年間，安海的舉人除脫掉四科無人外，其他都連科中舉，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這一科安海便中了五名，這和清末道光元年（1821年）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廢科舉前的八十多年間，安海只中了四個舉人的衰落情況相比，簡直不可想象。世科也是人才延續性的表現，高倬一家在南宋世科仍很盛，明代黃鑄、黃伯善、王慎中等家更盛，黃汝良、王慎中還是全國性的大人物。
其次，是安海人才的廣泛性。文有王慎中，武有鄭成功；鼎甲有南宋榜眼石起宗，會魁有明代黃汝良，解元有黃志清、蔡高標、鄭懷陔，名師有明代理學家蔡清的業師莊概，學者有黃虞稷：明代安平華僑有李寓西、陳鬥巖，富商有曾友泉等。從事商業能卓有所成的，也是人才，李光縉稱曾友泉“以文持武，智能權變，勇能決斷，仁能取予，強能有所守”。這種才能今天我們也是需要的。建議《安海志》的人物傳可增《名僑》與《貨殖》二編，以資發揚。
大凡一個人文鼎盛的地方，有著名的好人，也必有出名的壞蛋，這點過去方誌常忽而不談。泉州亦然，歷代如此忠奸對比，是非分明，對人們才有正反兩方面的教育作用。安海人在明代也是忠奸並有的，黃汝良“忠君愛國之誠始終不替”，而靈水人吳淳夫則是魏忠賢手下的“五虎”之一，拜魏為義子，趨承拍馬，陷害好人，官至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最終落得個“逮治論死”的下場；事見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二《垂誡》。查淳夫的叔叔吳從憲，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進士，官到浙江參政，《泉州府志》稱他“其居鄉不念舊憾，中懷耿介，不稍詭隨，人敬憚之”。從憲是個忠厚長者，不料淳夫竟成見利忘義，寡廉鮮恥的壞蛋。安海還有鄭芝龍，此人也是朝秦暮楚，以致殺身滅家。但其子鄭成功卻為我國著名的民族英雄。人才有忠有奸，主要是本人志向素養所定；鄉出了壞人，垂戒後世，可起教育作用，也不全是壞事。
第三是安海人的閱歷豐富。一個人如果株守家園，沒有周遊四方，眼光短淺，難成為人才。安海是海濱港口，商業貿易遍及國內外。讀書人既發跡，遊宦各地，如黃居中更移家南京。商人“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 “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瀕於海上，人戶且十餘萬，詩書冠紳等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這種閱歷是安海出人才的原因之一。鄭成功假如少年時沒有到南京入太學，以後恐亦不一定成為文武雙全的英雄。其他大商人也必須有點文化，才不憑愚昧發財。
所以，南宋至清初是安海文化的高峰時代，“二朱過化”起了重大作用。清初以後，安海受兵災破壞，受禁海限制，經濟衰落。鴉片戰爭後，廈門興起，安海只成為廈門的附屬港，於是文化就大不如前了。但是安海人有進取心，有眼光，至今仍然如此。
巨型建築跨海大石橋應是安海宋代經濟文化科技發達的集中表現。據趙令衿《石井鎮安平橋記》說，這座橋“即石于山，依村於麓，費緡錢二萬有奇，而公私無擾”。橋長五里，造價巨大，籌資卻“公私無擾”，其調集得宜，地方富庶，可想而知。對於“五里橋”我沒有新見解。只是修橋挖出一個刻有“浯州嶼顏達為考妣施此一間”的石欄，我才領悟當時籌資出錢的人還包括如“浯州嶼顏達”這樣非安海人，並且籌資方式是分間勸募。有錢人可獨造一間（兩墩之間一段謂之一間），也可合造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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