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至清初是安海文化的高峰時代,“二朱過化”起了重大作用](http://p2.ttnews.xyz/loading.gif)
在安海文化發展史上有件很有趣的事,當12世紀的南宋初,理學家朱熹三代都和安海發生過關係。朱熹之父朱松及子朱在都任過安海鎮的小官,朱熹本人任過同安縣主簿,往來安海,朱在文名不著,安海人不大提他,而特別突出朱松和朱熹,稱為“二朱過化”。朱熹的學生傅伯成,隆興元年(1163年)進士,就在安海建立了“二朱先生祠”並寫了碑記。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文選樓影宋抄本》說:“二朱先生祠在石井鎮,傅伯成記。紹興初,故吏部郎韋齋朱公松為鎮,士嚮慕之。故侍講朱公熹後二十餘年來官同安,間至鎮,與鎮之長上訪父時事,嘉定中,鎮官遊絳於鎮西為書院,繪二先生像而祠焉”。《方輿勝覽》卷十二,也有同樣的記載。可見二朱對安海的“過化”,南宋時已盡人皆知。從安海文化發展史來說,二朱無疑是起過重要作用的人物。可是,人們不應錯覺以為安海的文化全是二朱倡導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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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塑像
經濟的發展,必然帶來文化的發展,這是歷史規律。我們以宋建炎四年(1130年)安海成立石井鎮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安海復界作為二個劃時代的標誌,來觀察安海文化的興衰。建炎以前是安海文化的孕育階段。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設置了石井津,加上二朱過化的促進,安海文化蓬勃發展。經過明清換代,清鄭交戰,安海經濟衰落了。康熙復界之後,雖有所振作,卻已大不如前。我試從這三個時期安海文化的情況作一點小議。
安海的開發,早在唐代以前就開始了。(一)手抄本蔡水兼《西山雜誌》說“唐開元八年,林鑾舟到勃泥、臺灣,引入蠻船,恐被礁石,故造七星石塔”。(二)《安海志》卷十六載:“安海龍山寺在八都安平,古稱普現殿。……隋皇泰間建”。(三)乾隆《泉州府志》說靈源寺“在五都,唐時道士蔡明濬居之。……有靈源,宋林知讀書處”。(四)《安海志》卷二十五《鰲海安氏族譜》載:“安連濟……宋開寶中徙居本土西安聚奎坊,興築古陵橋岸,填地卻潮以備農耕,濟民粒食,是以鄉人易灣海為安海”。(五)據王安石所撰高惠連(973-1041年)墓誌雲,父宣奉與伯父朝奉始居安平,高氏一族早於北宋初年即定居安海。這一族在建炎以前,據《安海志·選舉》統計中了20名進士。以上各條史料,證明安海在建炎以前,也即在“二朱過化”之前,在經濟、文化、宗教、古建築等方面,已具一定基礎。又如高惠連,進士出身,且任泉州本籍的太守,最後官居尚書。他的大女兒高良嫁給宰相王安石的著名助手呂惠卿,可見安海紳士於北宋初在朝的勢力。
王安石塑像
建炎以後,安海建立石井鎮,派官駐守。朱熹的父親朱松是首任鎮監。其後朱熹過往安海,訪父遺事。二朱均為宋代理學名家,對安海文化之促進,厥功甚大。在朱熹之後,安海文化迅速發展,歷宋、明等朝代,約近五百年,表現如下三個方面:
(一)倡導教育,學術研究之風大起。 二朱先生祠又名鱉頭精舍,以後成為石井書院,如州縣學之制,小鎮學風之盛可知。儒學《五經》中以《易》最難,是儒家哲學理論的經典著作。泉州人研究《易》的風氣在朱熹而後,一向極盛。明成化間蔡清精於《易》,清雍正皇帝把他入祀孔子廟庭。歷史上泉州人有《易》學著作者計89個,據王四達先生對《福建通志·藝文志》統計,明代69人。
安海儒生多學《易》,萬曆間解元進士黃志清著有《易說》。據《安海志》卷二十三統計,自明景泰元年(1450年)到清雍正二年(1724年)的274年間,安海共中115個舉人,內中註明學《易》者59人。譬如王慎中,人們只知他是明代和唐順之齊名的大文學家,卻不知他同時還是一個“易學”家,他是蔡清的得意門生易時中的學生。蔡清曾稱讚易時中說:“晚年得此士,吾《易》不孤矣”。而“慎中受學於易時中,一見避席曰,不當在弟子之列也。”
至於安海直接受朱熹教化的人,有史實可查者為高禾(高惠連的裔孫)。乾隆《晉江縣誌》卷九載:“高禾,字永叔。伯父倬先第,父伉與叔似復聯第,宋淳熙八年進士。……來倅臨漳,朱文公時館府第,禾執子侄門弟子禮,卑以恭,文公深器之”。安海先輩重視教育,重視理論研究傳統,今天仍鬚髮揚。
(二)安海人藏書甚富,黃居中、黃虞稷的“千頃堂”,是我國明末清初有名的私人圖書館。
安海金墩黃氏一族,明代科名甚盛。自黃鑄中嘉靖丁未(1547年)進士之後,黃伯善、黃憲清、黃汝良、黃居中等相繼登科,特別是汝良於萬曆丙戌(1586年)中會試第二名,官到禮部尚書。乾隆《晉江縣誌》卷九稱:“汝良歷仕凡五十年,職列清班,凡關宗社大計,知無不言。忠君愛國之誠,始終不替”,評價很高。這一族所以有賢人,當然原因諸多,但家藏萬卷書,提供子孫有博覽群書的機會,我想應該是很起作用。
這裡有一段史料可說明明代泉州的藏書情況。明末藏書家丁雄飛“十三歲隨先君(其父丁明登,江寧府江浦縣人,進士、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任泉州府通判)宦溫陵,固文藪也。雖閉署中,先君子日搜典籍,餘得肆意披閱,燈燼雞鳴,率以為常。凡手錄者、童子錄者,雖未等身,然已盈箸。十九歲自溫陵返,……今復得黃子俞邰,海鶴先生次郎也。先生文壇伊呂,藏書甲金陵。南京人到泉州這個“文章淵藪”來抄書,可推想當時泉州民間藏書之富。
金墩黃氏世代積書,到黃居中(號海鶴)手裡,乾隆《晉江縣誌》卷十二稱他“遷南京國子監丞,遂家金陵。後遷黃平知州,博通經籍,工書法,為詩秀骨玲瓏,老氣無敵。藏書到六萬餘卷”;其子黃虞稷“字俞邰,上元人,本籍晉江。七歲能詩,以諸生舉鴻博,遭母喪不與試。左都御史徐元文薦修《明史》,又修《一統志》,皆與姜宸英同。家富藏書,著《千頃堂書目》,為《明史》藝文志所本”。虞稷承其父遺書,再加擴展,藏書至八萬餘卷,與丁雄飛等結“古歡社”校刻諸書。他是大學問學又兼大藏書家,《千頃堂書目》在我國目錄學上很有地位。《辭源》、《辭海》均收有“千頃堂”條,給予高度評介。新編《安海志》卷廿七附鄉賢著作目錄中漏列這本鼎鼎大名的《千頃堂書目》及黃居中的《千頃堂集》、《洗心文集·詩集》等書,應該補入,以光鄉閭文化。
(三)南宋至明末,安海人才輩出,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談安海人才的延續性。從舉人的科目看,起自嘉靖廿八年(1549年)至明朝覆亡的一百年間,安海的舉人除脫掉四科無人外,其他都連科中舉,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這一科安海便中了五名,這和清末道光元年(1821年)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廢科舉前的八十多年間,安海只中了四個舉人的衰落情況相比,簡直不可想象。世科也是人才延續性的表現,高倬一家在南宋世科仍很盛,明代黃鑄、黃伯善、王慎中等家更盛,黃汝良、王慎中還是全國性的大人物。
其次,是安海人才的廣泛性。文有王慎中,武有鄭成功;鼎甲有南宋榜眼石起宗,會魁有明代黃汝良,解元有黃志清、蔡高標、鄭懷陔,名師有明代理學家蔡清的業師莊概,學者有黃虞稷:明代安平華僑有李寓西、陳鬥巖,富商有曾友泉等。從事商業能卓有所成的,也是人才,李光縉稱曾友泉“以文持武,智能權變,勇能決斷,仁能取予,強能有所守”。這種才能今天我們也是需要的。建議《安海志》的人物傳可增《名僑》與《貨殖》二編,以資發揚。
大凡一個人文鼎盛的地方,有著名的好人,也必有出名的壞蛋,這點過去方誌常忽而不談。泉州亦然,歷代如此忠奸對比,是非分明,對人們才有正反兩方面的教育作用。安海人在明代也是忠奸並有的,黃汝良“忠君愛國之誠始終不替”,而靈水人吳淳夫則是魏忠賢手下的“五虎”之一,拜魏為義子,趨承拍馬,陷害好人,官至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最終落得個“逮治論死”的下場;事見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二《垂誡》。查淳夫的叔叔吳從憲,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進士,官到浙江參政,《泉州府志》稱他“其居鄉不念舊憾,中懷耿介,不稍詭隨,人敬憚之”。從憲是個忠厚長者,不料淳夫竟成見利忘義,寡廉鮮恥的壞蛋。安海還有鄭芝龍,此人也是朝秦暮楚,以致殺身滅家。但其子鄭成功卻為我國著名的民族英雄。人才有忠有奸,主要是本人志向素養所定;鄉出了壞人,垂戒後世,可起教育作用,也不全是壞事。
第三是安海人的閱歷豐富。一個人如果株守家園,沒有周遊四方,眼光短淺,難成為人才。安海是海濱港口,商業貿易遍及國內外。讀書人既發跡,遊宦各地,如黃居中更移家南京。商人“賈行遍郡國,北賈燕,南賈吳,東賈粵,西賈巴蜀。或衝風突浪,爭利於海島絕夷之墟”。 “安平一鎮在郡東南陬,瀕於海上,人戶且十餘萬,詩書冠紳等一大邑。其民嗇,力耕織,多服賈兩京都、齊、汴、吳、越、嶺以外,航海貿諸夷,致其財力”。這種閱歷是安海出人才的原因之一。鄭成功假如少年時沒有到南京入太學,以後恐亦不一定成為文武雙全的英雄。其他大商人也必須有點文化,才不憑愚昧發財。
所以,南宋至清初是安海文化的高峰時代,“二朱過化”起了重大作用。清初以後,安海受兵災破壞,受禁海限制,經濟衰落。鴉片戰爭後,廈門興起,安海只成為廈門的附屬港,於是文化就大不如前了。但是安海人有進取心,有眼光,至今仍然如此。
巨型建築跨海大石橋應是安海宋代經濟文化科技發達的集中表現。據趙令衿《石井鎮安平橋記》說,這座橋“即石于山,依村於麓,費緡錢二萬有奇,而公私無擾”。橋長五里,造價巨大,籌資卻“公私無擾”,其調集得宜,地方富庶,可想而知。對於“五里橋”我沒有新見解。只是修橋挖出一個刻有“浯州嶼顏達為考妣施此一間”的石欄,我才領悟當時籌資出錢的人還包括如“浯州嶼顏達”這樣非安海人,並且籌資方式是分間勸募。有錢人可獨造一間(兩墩之間一段謂之一間),也可合造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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