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ler
其實這話不對，準確的來說是清朝特權階級有錢，但是民間十分的貧窮。清朝算是封建制度的一個巔峰，一點資本的痕跡都沒有，小農經濟佔據主導。
封建制度的基礎就是農民，就是小農經濟，所以封建制度之下，重農抑商往往都是國策。
但是像清朝屬於歷朝歷代之最，清朝在康熙和雍正手中，基本完成了這種轉變。
這種制度的好處之一就是便於管理，而且這種稅收制度之下，儘可能的使得社會財富集中在朝廷手上。
像康熙南征北戰，這些錢都是來自於稅收。都是來自於農民的稅收，由於海禁政策，清朝商業稅遠遠低於土地稅。
所以後世很多專家認為，清朝這種制度，乃是登峰造極的封建制度，而且出現還是一種巧合！
簡單來說就是因為嚴格海禁和清朝的限制人口流動政策，這些使得商賈階級無法掌握社會大量的財富。
歷朝歷代可以看出，商賈階級是最搖擺不定的階級，這些人佔據財富之後，會大量的佔有土地，從而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清朝入關之時，受到了大地主階級的支持，也受到了商人的支持，但這反而讓他們恐懼，因為不好掌控。
所以康熙和雍正，都在挖空心思限制商賈和大地主階級，且這個時候還遇到了人口大爆發。
原因就是當時紅薯、土豆的引入，解決了糧食的問題，這鞏固了小農經濟。
這種穩定的經濟結構的產生，使得清政府只需要內治就行，而且十分的輕鬆，只要吃飽了飯，農民不會想要造反。
幾百年社會創造的財富，都集中在清朝的特權階級的手裡，百姓只能被這些特權階級擠壓。
清朝百姓確實是歷朝歷代最窮的，因為人多財富少，只能吃飽飯，不能創造其他的價值。
就像英國人鴉片戰爭之後才發現，原來清朝的百姓，十幾年才會換一身衣服，而且還是家裡織造的！
小司馬遷論史
的確，作為一個末期王朝，清政府有錢的有點不正常，甚至在清朝末年，清政府的年收入居然節節增高。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年，僅僅前十個月，清政府的收入居然達到了空前絕後的3億兩！創下了中國封建王朝空前絕後的記錄。
為什麼清政府的財政在王朝末期，居然能夠逆勢上揚呢？
首先，清政府在基礎稅制上就與之前歷代王朝不同。
清朝之前，明朝就是被活活窮死的。明朝亡時，國庫裡就剩下幾千兩銀子，窮的可以跑耗子。明朝的財政困窘並不是因為生產力不行，而是因為他們實行了一個很奇葩的制度——士紳免稅。
明朝規定，有功名的士人和有功勳的勳貴，他們的土地可以減稅或者免稅。這讓明朝地主階級的資本積聚速度空前加快，很快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土地兼併。而明朝政府的稅收全部壓在了苦哈哈的老百姓身上。到崇禎年間，土地已經被天下的地主兼併的差不多了，而朝廷的開支全部壓在盡剩的一點小農身上，朝廷不斷加徵，讓農民即使豐收也不能繳清稅款和欠款，於是乾脆拋荒，投奔李闖王了。
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訓，一入關後，就確定了基本國策——官紳一體納糧，誰也別搞特殊化。雍正朝之後，還搞攤丁入畝，不收人頭稅。總之，在農業稅的稅收壓力上，清朝是相對比較均勻的。而由於地主階級同樣納稅，讓清政府的稅源遠遠比明朝廣闊的多，收入也比較穩定。
到了康熙六十年，康熙皇帝為了慶祝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決定給天下人發一個福利——田稅永不加徵。
也就是說，清政府的農業稅稅率從康熙之後就鎖死了，別想在這上面再打主義了。後世的清朝皇帝也的確如此，再困難都沒有想過要像崇禎一樣調高稅率搞加徵。
但是稅率固定，並不代表財政收入固定。康熙雍正年代，按照當時的耕地數量，全國的財政收入大概在四千萬兩。經過乾隆朝的人口激增，到了道光年間，隨著耕地面積的擴大，清政府的財政收入穩定在了六七千萬兩銀子左右，如果風調雨順的話，還一度能收到八千萬兩。
八千萬兩農業稅，對於清政府來說就夠用了，甚至還能略有盈餘。但有一個前提是——不能打仗。
趕上了修河、戰爭這種事，這點錢根本就什麼都不頂。
從道光年間，清朝的戰爭就沒斷過。鴉片戰爭、陝甘回亂、白蓮教起義、捻軍起義，最可怕的還有十四年的太平天國。一面是軍費的幾何級增長，一面是戰爭破壞了稅收基礎，清政府在道光、咸豐年間真是山窮水盡。
而且，他們還不能像明朝一樣加徵農業稅。
所以清政府只能另想辦法。太平天國時期，曾國藩等人辦理地方團練，沒有軍費，咸豐帝迫不得已，允許開徵厘金。
所謂厘金，是一種商業流通稅。團練的軍隊在戰區設置關卡，收取過往商人的稅款，一般稅率在百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戰爭年間商人也是暴利，收取厘金獲利頗豐，湘軍淮軍就是靠這種新稅種養活的。
發展到後期，清朝滅亡之前，厘金的收入居然已經跟農業稅基本相等，兩種稅構成了清政府一半的財政收入。
除了田賦、厘金之外，清政府還有幾個歷代王朝從來沒有過的稅種——關稅和工礦稅。
鴉片戰爭之後，洋貨大量湧進中國。洋布、洋油等工業產品憑藉著質優價廉，迅速打垮了中國的民間手工業，讓百姓日益困窘。但百姓雖然困窘，清政府卻憑藉關稅大發其財。到清朝末期，關稅已經成為了清政府最穩定，最優質的稅源。所以各國對清政府要求賠款時，一直要求以關稅作為抵押。
由於關稅被抵押給了洋人，清政府的關稅總督居然不是中國人，而是英國人羅伯特赫德。這位英國官員兢兢業業的在中國擔任了半個世紀的關稅總督，從1861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開始，直到1909年才卸任。在他管理下的大清海關，成為了整個清帝國下唯一一個沒有任何腐敗的部門。赫德創立了很多現代化的稅收、郵電制度，為清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便利。最後清政府為了感謝他，將他封為從一品的太子太保，這是絕大多數中國官員做夢都不敢想的榮譽。
由於海關的穩定，清政府的關稅不斷升高。但宣統年間，清朝關稅已經達到了四千萬兩，成為了財政的重要支柱。
除了關稅外，清政府還開設了各種實業工廠，如漢陽鐵廠，輪船招商局等等。這些實業效益有好有壞，但總體上為清朝提供了不少收入。1900年以後，鐵路的大量開設也為清朝帶來不少收益。
除了新的稅種外，舊的稅種也在增長。雖然清朝不收人頭稅了，但是由於人口增長，一項由漢武帝留下的稅收開始猛增——鹽稅。
晚清時期，中國人口已經達到了四億，是人就要吃鹽，所以清朝的鹽稅也不斷增長，到了晚清，鹽稅也佔到了政府收入的四分之一。
總之，清政府在滅亡的前夜的確有了“迴光返照”時的財政增長，但這並不能挽回清朝的國勢。無可救藥的腐敗讓清政府的收入大多用於各級官員的中飽私囊，錢財雖多，究竟拯救不了封建王朝的天下。
小約翰
道光三十年（1850），清政府最高收入不過四千萬兩左右，到了光緒十三年（1887）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將一倍多，為8578多萬兩白銀，到了宣統元年（1909）財政收入暴漲至2.63億兩！
那麼，清末，清政府為什麼這麼有錢？它的錢又是從哪來的？我們不妨看看宣統元年（1909）的收入最大的幾個稅種：
田賦——48101306兩鹽課——46312355兩厘金（商業稅）——43187097兩關稅——43139287兩洋、土藥釐稅（鴉片稅）——33020000兩這幾個稅種佔了清朝財政收入的大頭，加上其他小稅種的收入，清朝宣統元年的收入達到了驚人的2.63億兩白銀！我們逐一分析幾大稅種，來看看他們究竟為什麼能夠貢獻這麼高的稅收。
田賦田賦是中國古代最早就有的稅種，也是各個朝代的主要收入來源。從咸豐二年開始，清政府就在四川開始加收田賦附加稅，隨後在全國多省開始增收，全國八年間增收的田賦達到了1000多萬兩。甲午戰爭後田賦附加稅更加嚴重，以河北定縣為例，甲午戰爭之後定縣的田賦附加稅比甲午戰爭之前增加了3.5倍。也就是說，田賦收入增加，是清政府把財政壓力分派到農民身上的結果。
鹽課道光年間，清政府每年鹽稅收入不過700多萬兩。鴉片戰爭後，清政府不斷增加鹽稅導致鹽價不斷上漲，到了甲午戰爭前，全國鹽價比起鴉片戰爭前已經增加了一倍多。甲午戰爭之後，清政府再次增加了鹽課，導致鹽價再次增長了百分之六十。食鹽是生活必需品，清政府通過漲價食鹽來將財政壓力轉嫁給全體國民，使得鹽課在清末達到四千萬兩的財政收入。
厘金厘金就是清朝的商業稅，從咸豐三年(1853)開始起徵，自開徵日起就是清朝的財政支柱之一。同治年間厘金每年就能有1360萬兩上下的收入，最高可達1963萬兩左右。如此高的財政收入，使得清政府對厘金的徵收異常苛刻，在各地設局和卡來徵收厘金國內厘金局卡數量已達到了"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國內厘金嚴重剝削了我國的農民、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打擊了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列強在中國傾銷，厘金制度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關稅關稅收入是清朝增長最快的收入。鴉片戰爭前，清朝海關只有六七百萬兩的收入，到了清末卻高達4300多萬兩，增長了6—7倍。海關收入的暴增，與列強在中國的傾銷密不可分。
海關收入的多少嚴重依賴於與進口貨物的數量。清朝時期中國基本沒有發展出什麼有競爭力的企業。以紗為例，洋紗比起土紗精緻、耐用甚至還更便宜，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對洋貨的需求日益增加，清朝想要關稅的高收入也樂得大量進口，這才有了清末關稅收入的暴增。
另外，清朝的海關部門是一個高度自治的部門，清朝僱傭英國人赫德擔任清朝海關稅務總司，長達46年。赫德建立了一個高效、清廉的海關體制，這樣的海關體制避免了巨大的浪費和貪腐，高效的海關部門使得清政府更加依賴關稅收入。
洋、土藥釐稅（鴉片稅）中國千年來有過數萬稅種，鴉片稅無疑是第一惡稅。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覬覦英國鴉片貿易帶來的收入，在雲南、貴州、四川種植鴉片，隨後迅速推廣至全國，還美其名曰"與洋爭利"，同時清政府設立洋、土藥釐稅，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自此鴉片的傳播在中國在無阻礙，在中國橫行近百年。
煮酒君
實際上清朝到了最後幾年，迎來了經濟上的 快速增長。在1908年，清朝財政收入達到了2億兩白銀。到了宣統年間，清朝最高年收入已經達到3億兩白銀，這一中國古近代歷史之最。
清朝的收入主要是田賦4800萬兩白銀，鹽稅4600萬兩白銀，海關關稅收入4300萬兩白銀。厘金為4300萬白銀。另外就是商業收入了，依靠的是新興產業的發展，比如在冶金業，光緒26年，產鐵2.58萬噸，到了宣統2年達到了11.9萬噸。
宣統年間，鐵路通車裡程超過5000公里年收入2000萬兩，郵政業年收入600萬兩白銀，電報業也有300萬兩白銀收入。清朝開始每年投入大量資金進入這些行業，從1895-1911年，清朝投入5億兩白銀，發展新興產業。
每年都會投入2000-3000萬兩白銀，由此，工商業發展實現了加速。特別是在江南地區，機械、電力、麵粉、繅絲、紡織染、化工、肥皂、榨油、自來水、火柴等公司，都在清朝的公司法，也就是公司律的頒發下，發展起來。
在1904年1月21日清朝頒佈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這是中國的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共131條，在立法原則上取諸英美法系，規定了合資公司、合資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四種法定公司形式。
另外，金融業也開始發展，比如大清銀行，也就是後來的中國銀行。1875年開始的保險招商局，開創了我國近代保險業。另外，清朝也有了股市期貨市場，還因為股市震盪，導致清廷賠了幾千萬兩白銀。這些因素，都是清朝末年財政收入大爆發的原因。
深度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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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雖然國家滿目瘡痍，但每年的財政收入卻逐漸提高，比起所謂的“康乾盛世”要多了好幾倍，難道是治理國家的愛新覺羅家族有得到了哪路高人的指點麼？
並不是，財政收入提高的主要原因是經濟結構出現了大的變動。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自古以來就重農抑商，朝廷每天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於五花八門的苛捐雜稅，尤其是田賦、鹽稅。清朝從建立那天起也是沿著這樣的步伐走過來的，而且清朝一向閉關鎖國，基本上沒有額外的收入，搞得國家收稅收不起來，而農民卻因為沉重的賦稅沒有飯吃，所以從乾隆末年開始，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次農民起義，老百姓都沒法活了，當然要跟你對著幹了，本來就沒多少錢的國庫，經過一次鎮壓農民起義，就要被掏空一次。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清朝被打得徹底沒脾氣了，人家洋人厲害，說什麼就是什麼，想進北京城？隨便進！想搞個租界？隨便搞！想開個通商口岸？都隨便，您愛怎麼玩就怎麼玩，反正我們不懂。
於是洋人就給清政府將海關規範了，並不是洋人好心，他們是對清政府不放心，怕自己的貨物被清朝官員貪汙，撈油水。所以洋人親自擔任清政府的海關總稅務司，替清政府收稅。
僅關稅這一項，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就蹭蹭地漲，到了宣統元年，每年的關稅收入就能達到4000萬兩白銀，他們沒想到還能在洋人這裡見到回頭錢，表面上覺得被洋人綁架，心裡卻在偷著樂。
“聰明”的清政府為了斂財，還發明瞭“厘金”這個好東西，各大交通要道，只要有行商的路過，對不起，您得交費。什麼費？過路費！要不您別從這過，轉到另外一個路口，你同樣得交費，也許比這個路口要的還多。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清政府的這項收入在宣統元年已經能達到總財政收入的¼，想當可觀。
第三項大的收入完全是沾了工業革命的光，洋人都來中國開工廠了，咱自己人當然也要辦，不為別的，就為了能團結起來幻想將洋人擠出中國市場，不讓大量的白銀流入老外的口袋，名曰“曲線救國”。工廠一辦起來，政府就有收入了，不可能讓你白開廠當老闆的，想好好幹就繳稅，交的少了都要三天兩頭給你找點事。另外一項跟工業有關的收入就是火車。俗話說“火車一響，黃金萬兩。火車一開，白銀就來”，以前封建守舊的清政府認為建火車軌需要在各大城牆上開口，這樣就會破壞原來的風水，但洋人想要用火車，清政府就管不了了，您隨便拆隨便建，不僅你要建，我們自己也要建。就這樣火車交通網建起來後，財源又滾滾而來，除掉建設成本，每天幾百萬兩的收入根本不在話下。清政府又一次開始偷著樂，感覺以前好傻，每年只知道從窮苦百姓種地上面搜刮銀兩，現在看來，那點銀子跟現在的收入比起來，真是太少了。
就這樣清朝代末年，像迴光返照似的，財政收入大量增加。當然清政府還有一條“假”收入，那就是跟各個國家借款，雖然收入多了很多，但開銷也大大增加，每籤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就要賠償大量的白銀，錢不夠，就只能借。因此清末財政收入是多了，但花的更多了，類似於今天的校園貸，一定有個大坑在前面等著你！
小辮兒說歷史
1912年溥儀退位之前，清朝的總稅收已經創造了封建王朝歷史最高值。
根據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原戶部）公佈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的那年）財政收入為30191萬兩白銀。這是個什麼概念？農耕文明巔峰時期的乾隆晚年，年財政收入在4000多萬兩白銀，大概是乾隆晚年的7到7.5倍左右，所以賬面看起來清廷很有錢。
但是當2月12日，清朝皇室在同意了北洋政府每年300萬兩贍養費退位之後，袁世凱接手的大清銀行（原大清戶部銀行，boc），卻空空如也，賬面上只有10個銀元。1912年2月至6月間，國際銀行團主動向北洋政府提供了5次墊款。到了1913年4月26日，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和北洋政府正式以鹽稅、關稅為抵押，借款總額2500萬英鎊，年息5釐，按84%實交，47年償清，本息共計67893597英鎊的《善後借款合同》。
清廷不是很有錢嗎？到了袁世凱接手的時候，那3億兩財政收入去了哪裡了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那3億兩財政收入只是一個賬面數字。
清末的傳統財政收入主要由關稅、田賦、鹽稅和厘金組成。到了清末前幾年的時候，幾大稅種的收入基本維持在1.8個億左右。其中田賦4800萬兩，佔比27%；鹽稅4600萬兩，佔比26%；厘金4300萬兩，佔比24%；關稅4300萬兩，佔比23%。哪一個單獨稅種都抵得上乾隆時期總收入了。除了這幾個主要稅種外，還有捐稅（賣官的錢）、土洋藥稅（鴉片稅，這個稅種簡直喪心病狂，高達3400萬兩）、
但是，會計算賬，借是借、貸是貸。首先因為有幾筆大數目的賬要還，所以真正的稅收收入的控制權並不在清廷手裡。
如果說鴉片戰爭時期，賠了幾千萬兩銀子，那早就已經用海關關稅還掉了的話，《馬關條約》賠了2.3億白銀和《辛丑條約》賠了4.5億白銀，那就是拿著海關關稅和鹽稅等幾大傳統稅種做抵押問外國銀行借錢還的戰爭賠款，
而的洋務運動時期，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大型近代化軍事工業，包括北洋水師的建設，清廷砸了不少銀子進去，甚至要借錢吧，但是這些不是效益單位啊，而且甲午中日海戰一敗就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這錢就打了水漂了。後來求富階段，搞的官辦企業多少還有大清自己的銀子入了股，但是到了後來官辦鐵路，啟動資金原始投入靠什麼？自然也是問外國銀行團借錢修。
而真正在維持清廷運轉的錢真的是捉襟見肘，不然為什麼要開發“厘金”收入呢？
太平天國、捻軍起義，清廷都沒有錢來養軍隊鎮壓農民起義。所以厘金不但解決了“湘軍”和“淮軍”的軍費，還能勻點出來滿足地方用度和補貼點朝廷淪陷區收不上來的稅。所以相應地開發出了很多稅種，有些的確是當時歷史情境下的無奈之舉，但是有些就喪心病狂。比如賣官能有多少錢真正與國有補？但是慶親王奕劻和慈禧這叔嫂倆，為了一己私慾，這種國難財都發，賣官的錢不但沒有進國庫，反而進了他們的私帑，你又能奈何？
清廷那麼積極官辦鐵路，甚至不惜犯眾怒，還要將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呢？因為“火車一響，黃金萬兩”。僅盧漢鐵路通車之後，去掉借款利息和成本，清廷每年還能淨賺300多萬兩白銀。這是明晃晃的進項，也還是明晃晃地與民爭利。
而盛宣懷主導的與民爭利的將民辦鐵路收歸國有，激起了“保路運動”，最終也導致了清王朝的滅亡。
炒米視角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甲午和庚子戰敗後，清廷需要賠償近十億兩的賠款，按說是不應該有錢的。
但事實恰恰相反，在清末新政十年中，清廷開辦的事業又多有廣，財政收入也是直線上升，由庚子年前的8000萬兩白銀飆升到辛亥年前的近3億兩。
請問這是什麼速度？幾乎是每年30%的速度增長啊，這簡直了，比近些年的還要耀眼。
這就奇了怪了，清廷不是衰敗不堪嗎？不要註定要滅亡嗎，怎麼清末十年看起來還算欣欣向榮、形勢一片大好呢？
認真說，這裡面有些是事實，有些也未必。
比如說吧，清末新政大練新軍、廢除科舉、推行司法改革、地方自治甚至搞起了選舉，工商業大發展，等等，這些確實是事實，是欣欣向榮。
但是，但凡開辦事業，必須要有錢做保障，這是傻子都知道的事。
那麼，又要賠款，又要辦事，錢從哪裡來？
簡單說，清廷的財政收入大增其實並不過分，別說3億，其實一年10億也收得上來。
事實上，在清朝覆亡之後，以後被每年被搜刮的民脂民膏何止10億？
說白了，清廷之前實行低稅的仁政，老百姓交的稅太少了。
試想，4.5億人，連財政收入連一個億都沒有，人均年納稅0.2兩，這國家還怎麼辦事？
由此，近代戰爭中一再挫敗，其實主因在財政問題。試想，如果財政多收哪怕一點點，北洋水師何愁買不起船？別說一個北洋水師，十個北洋水師也沒問題啊！
也正因為如此，庚子年後，清廷痛定思痛，擴大財政收入，開辦各種新政事業，由此，財稅才由8000萬飆升到3億兩。
當然，習慣了不交稅或者等同於不交稅的老百姓肯定是要叫的，叫就叫吧。
別說3億兩，就是4.5億兩，每人每年交一兩稅，有什麼可叫的？
叫你交一兩稅算你運氣好，趕上了清朝的仁政。
碰到清朝以後，嘿嘿，別說一兩，一年被榨出十兩，最後淪為赤貧也是正常啊。
蔣介石的法幣時代，大家都都淪為赤貧了麼？最後不更是淪為無產階級了麼？
一句話，清末有錢，那是因為之前賦稅的起點太低，所以年30%的增速並不驚人，完全可以承受。
基本上說，清廷年財政收入5億兩，是比較合適的區間，一方面新政事業也可以辦了，另一方面，老百姓也承受得了。再多，老百姓可能有些吃不消了。
啥？有人說不想交，還想老樣子，一年就交0.2兩？那也行。
等到外國侵略，你就接著賠款吧！
反正賠款也好，辦新政事業也罷，羊毛出在羊身上，都是老百姓來出錢。
你想往哪出，隨意！
坑爹史冊
清末作為一個沒落的王朝，從甲午戰爭的賠償2億兩到八國聯軍侵華，火燒圓明園。按理來說，清政府應該是沒有錢了。 然後事實是，從庚子年的8000萬兩白銀飆升到辛亥年的3億兩。短短十年，清政府財政翻了四倍不止。
一，看到這裡就奇怪了，本來該下降的財政收入，現在卻不斷上升，這是為何？
在清政府前期，當時稅收施行的是“攤丁入畝”，也就是根據田畝的多少來納稅。據記載。康熙年間，依據攤丁入畝政策，全國一年的財政收益是四千萬兩。
到了道光年間， 隨著耕地的不斷開墾，稅收也在不斷增加，達到了一年收益七千萬兩左右。 七千萬兩，只要不發生天災人禍，肯定是夠清政府開銷的。 但是，自從道光年間，戰爭就沒有斷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侵華。可以說，每一次的動亂都在極大的消耗了清政府的財政。 打仗，肯定是要錢的，在道光之前，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於農民土地的稅收。
二，然而，現在，土地稅收不夠了，怎麼辦呢？
增加土地稅，這肯定是杯水車薪，再怎麼加也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因此，清政府就把目光放到了商人和商品的身上。
1.增設厘金 厘金就是一種商品流通稅，一件商品從這個城市流通到另一個城市，那麼就要交稅。稅率大概是8個百分點。 當時的湘軍就是靠這個生存下來的。湘軍建立之初，清政府國庫空虛，沒有軍費資助。於是，就叫曾國藩自己想辦法。曾國藩就一個辦法“開設厘金”。短短几年，曾國藩靠著厘金就養活了十幾萬的軍隊。 等到，清政府滅亡前夕，厘金的收益幾乎可以和土地稅收齊平了。
2.關稅 清朝，海關稅主要分為“船稅”和“貨稅”。（一）船稅 按照規定，海關中，大船稅收“1200兩”；中船稅收“960兩”；小船稅收“450兩”。
（二）貨稅 貨稅分為正稅和陋規、繳送。其中，正稅是3.9%，這部分收益，直接歸屬於國庫。 陋規，這部分是6%，名義上這部分稅收是海關人員私自收取的，但實際是在清政府的許可下，他們才敢這麼收的。6%，到官員手裡的就2%，還有4%間接的到了政府手裡。 繳送，這部分更狠了，直接收10%。一百塊，要收十塊錢。 我們來算一筆賬，假如英國有十萬兩的船要進港，那麼他們要繳納的總稅收是1200（船稅）+3900（正稅）+6000（陋規）+10000（繳送）=21100兩。也就是說，十萬兩的船，一次的稅率是21100兩，達到了20%以上。
晚清時期，關稅一年達到了四千多萬兩，佔清末財政收益的三分之一。 再加上當時的鹽稅，清政府末年，一年的最高收益達到了三億兩之多。
總體而言，清末，國庫的總收益之所以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的原因是增設了“厘金”和“關稅”的大幅度增加。單單這兩個政策，就讓清政府一年多增加了八千萬兩以上的收益。奈何，清政府是扶不起的阿斗，官員的腐敗和政府的無能，導致了最後的滅亡。
唯戀無名
和過去比確實有錢，但是縱向比就沒意思了，歷史上大一統的王朝裡，隨便拿出來一個在世界上都是超級大國，財政收入是不如清末，可國家實力卻是世界頂尖。並且在中世紀之後直接被西方認為是遍地黃金的地方，從而引發了影響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航海時代。
所以別縱向比，這麼比大清真不夠看的。
對了，橫向比大清就更不夠看的了。因為你會發現擁有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大清，財政收入已經被當時的世界一流強國大步拉開，由於工業革命的到來，大清帝國空有數億人口，卻遠不如人口幾千萬的歐美列強。
就拿美國為例
1901年美國財政收入大約為5.88億美元，約等於8.82億兩白銀，當年清政府的財政收入正好是0.88億兩，美國的財政收入是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0倍。
而當時美國人口只有7000多萬，大清的人口已經達到4.5億，雙方人口差距為6倍，也就是說兩國人均財政收入相差了大約60倍！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1901年的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工業國，當時正在引領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美國的公路上不僅跑著馬車，依靠內燃機驅動的汽車也越來越多。於是，電力、石油、機械製造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生產率相比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又有了長足進步。
（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汽車）
而在太平洋彼岸的大清朝，和100年前變化並不大，絕大多數人口還在農村務農，使用著上千年來幾乎沒有變化的技術耕耘著土地，說實話如果不是大清海外貿易成了新的增長點，財政收入還會大幅度下降。
所以，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強國和大清的對比，就是工業國和農業國的對比，雙方出現幾十倍的差距是很正常的。跟這樣的國家比，大清臉上就寫著一個字：窮！
大清的財政收入並不高，他的支出也捉襟見肘
雖然大清在後期經歷了同治中興，但並沒有給這個國家帶來根本性的變化，少量的工廠也根本滿足不了基本需求，甚至連裝備軍隊所需的各種物資都供應不上。所以，所謂的洋務運動之後，大清的主力軍隊武器並沒有實現國產化，還在裝備洋槍洋炮。
（洋務運動期間建設的工廠）
與之對比的就是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經過明治維新之後，到甲午戰爭時期，日本軍隊的武器已經逐步實現國產化，和大清的萬國武器相比，雖然性能稍有不足，但好在制式統一供應充足，所以反而對大清有極大優勢。
（二十二年式村田步槍，為日軍在甲午戰爭中裝備的主力步槍）
大清在後期的陸防、海防思想的競爭，也是大清沒錢的表現，因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最終，李鴻章的海防思想佔據上風，左宗棠為了收復新疆只好向洋人借款。
（晚清重臣左宗棠）
那麼，大清在海軍建設上每年的投入是多少呢？
答案是，400萬兩！
所以，在1880年兩艘定遠級戰列艦就已經耗費300萬兩白銀，約佔當年海軍軍費的75%。
（定遠級戰列艦一號艦定遠號）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北洋水師成軍之後不再添置新艦，相對於清朝的財政收入來說，這些軍艦太貴了！
甲午戰爭的慘敗，給李鴻章的海防思想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
大清朝難能可貴的地方在知錯必改，看海防思想不靠譜就把精力放到了陸軍建設上。在甲午戰爭前後，袁世凱的出色表現異常搶眼，而在戰後袁世凱陳訴了建設新式陸軍的必要。
（袁世凱）
清政府同意建設新式陸軍，命袁世凱在小站練兵。就這樣，陸防思想在多年之後戰勝了海防思想，清政府開始把主要資金投入到陸軍建設中。海軍的重建就開始無限期推遲，等到清朝滅亡，大清的海軍也沒有恢復到甲午戰爭前的水平。
所以，大清沒錢！
歷史風暴
首先清末的清政府並不有錢，恰恰相反，非常非常缺錢，這個分水嶺大體上是甲午戰爭。在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大體上每年財政略有盈餘，但甲午戰爭之後沉重的賠款負擔是清政府年年虧空。
如果題主把題目改為晚清政府為什麼有錢，可能還有一半是對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到甲午戰爭前，清政府確實還是比較有錢的。也正是這段時間之內，清政府的財政得以支撐消滅農民起義，平定內亂，收復新疆，打中法戰爭，甚至很有錢去建造、購買軍艦組建亞洲數一數二的強大海軍。
那段時間清政府比較有錢，主要因素包括內外兩方面。
從內因來說，一是因為增收了厘金，極大擴充了財源；二是隨著外貿的發展，海關的關稅收入大幅增長。
從外因來說，是因為南美洲的革命大體上結束，南美洲恢復了向外界供應貴金屬的能力。與清政府與清朝進行貿易往來的西方列強又可以通過向南美洲輸出工業產品，換來白銀購買中國生產的茶葉和絲綢，而不太再需要通過向中國走私鴉片來平衡收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