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疆大地，至今有許多人依然記得這位民國時期新疆的第一任督軍。
楊增新
位於北京昌平區沙河鎮的楊增新墓碑，立於民國十九年，碑質為漢白玉，龍首龜趺，碑文二千五百餘字，字體秀麗，內容豐富，記載了楊增新的生平、任官簡歷，特別提到了他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時，治政顯露其才及處理民族事務、外侵內患的卓越功勳。
葬於此地的楊增新，其實只在年輕的時候來過北京。他從故鄉雲南跋涉數月進京參加會試，考上進士後便分配到西北做官。從此，京城的繁華只留在他的記憶裡，直到死後一年，靈柩才運送到北京安葬。
但楊增新的一生，卻須臾不與北京分離。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民國初年，誰佔據北京城控制了名義上的中央政府，遠在新疆的他便宣稱效忠誰。“認廟不認神”是他不變應萬變的政策。可以說，古都北京，是他政治上的依歸。
與冠蓋滿城的北京不一樣，在數千公里以外的新疆大地，至今有許多人依然記得這位民國時期新疆的第一任督軍。在他去世後的近九十年裡，新疆的各族民眾中，還傳頌著他的事蹟。他在漢族、維吾爾、哈薩克族、回族的老人心中，是永遠的“老將軍”。
位於北京昌平的楊增新墓
騎毛驢到蘭州一生獻給大西北
楊增新，字鼎臣，同治三年（1864）出生於雲南蒙自。蒙自屬於今天的紅河州，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邊疆地區，楊增新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也許有利於他從政後對民族問題的處理。也就是他出生那年，新疆發生動亂，割據政權求援於浩罕汗國，引狼入室。次年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爾汗國”，盤踞新疆十二年之久。
光緒十五年（1889），25歲的楊增新赴京參加會試，考中二甲第一百二十七名進士，這樣的出身比左宗棠、劉錦棠和魏光燾（清朝的三位治疆功臣）優越。但在分配工作時，他的運氣不算好，沒進翰林院，也沒能留在朝廷的各部做主事，而是分發到最為艱苦的甘肅省聽候調遣。楊增新帶著夫人，騎著毛驢走到蘭州，開始了他在大西北39年的宦海生涯，其中21年在新疆。他把一生獻給了大西北，直到被刺殺身亡的那一刻。
在甘肅，他先後擔任過中衛縣縣令、河州知府。河州今為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為回族、東鄉等信仰伊斯蘭的民族聚居地。治理河州，自古不易，而楊增新的政績受到當地回、漢士紳的好評，併為其在河州立德政碑，在他的治理下，河州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程度。
河州的為官經歷，可以看作他治理新疆的一次“預演”。
楊增新一直受到上司的器重，可等到滿族人升允當了陝甘總督後，情況出現了變化。升允不喜歡這個“雲南蠻子”，楊增新當時是文高、武備學堂提調，呆在蘭州城，卻和總督處不好關係，這怎麼行呢？當時的新疆布政使王樹枏（nán）早聞楊增新才幹出眾，便出面找升允協調，將楊增新調到新疆。在當時，出嘉峪關向西，多少有點“發配”的味道，只要不呆在蘭州礙眼，升允自然樂得做個順水人情。
沒想到楊增新這次在官場上小小的挫折，成就他一生的事業，也給新疆帶來了莫大的福祉。
到了新疆後，楊增新先任阿克蘇兵備道。1911年6月，任鎮迪道道員兼提法使。“鎮”指鎮西（巴里坤），“迪”指迪化（烏魯木齊），從巴里坤到烏魯木齊，正是新疆東部連接內地的要害區域。
此時，中華大地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各省先後起事，宣佈獨立，脫離清朝統治，地處西陲的新疆也不平靜。自新疆收復後，湘軍進入新疆，一些下級軍官和士兵生活無著，於是加入了哥老會，這些幫會人士同情革命，從收復新疆的主力一變為朝廷的敵人。幾任總督採取鐵腕手段，但依然無法根除。新疆新軍中的一些軍官是革命黨人，和哥老會早就暗通款曲，伺機起事。武昌起義消息傳來後，迪化的新軍管帶、革命黨人劉先俊（湖南寧鄉人，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倉促起事，隨即被新疆巡撫袁大化鎮壓，劉先俊等一百多人被處死。其餘一些革命黨人逃出迪化，跑到伊犁和當地革命黨人合流。
當時伊犁的地位比較特殊，雖然在政區上歸新疆，但駐有伊犁將軍，而伊犁將軍是從一品武官，設置比新疆巡撫早，常不把新疆巡撫放在眼裡。伊犁駐軍中有一支從湖北調來的新軍，協統楊纘緒（湖北江夏人）和迪化逃來的革命黨人合流，在1912年1月19日發動起義，處死伊犁將軍志銳，成立新伊大都督府。
清朝宣統帝遜位後，袁世凱就任民國大總統，對前清官吏多數留任，他委任巡撫袁大化為新疆都督，命令他和伊犁的都督府談判，平定新疆局勢。
這袁大化手上可是有一百多個革命黨人的血債，他留任都督，革命黨人肯定不會放過他。於是堅決辭職，並急忙收拾細軟帶著家眷東歸內地。辭職前，他先保舉喀什道道員袁鴻祐為都督，可這袁鴻祐還沒到迪化就職，就被哥老會殺死了。於是，袁大化再保舉楊增新任都督。
孤軍遠征守住阿勒泰
楊增新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與伊犁革命黨人達成協議，取消了伊犁的臨時政府，新疆宣告統一，楊纘緒被任命為喀什提督兼外交特派員。緊接著他平定了哈密事件和沙俄策劃的策勒村事件，將分裂的苗頭撲滅。
接任新疆都督之初，楊增新最可稱道的一項功業是當機立斷、通過軍事和高層斡旋等多重手段，將阿勒泰地區留在中國的版圖內。
地處新疆北部的阿勒泰地區在清末並不屬於新疆巡撫管轄。它屬於外蒙古八旗的轄地，清廷在此設阿勒泰辦事大臣，受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辛亥革命後，在各省宣佈獨立的風潮中，哲布尊丹巴在1911年12月28日宣佈外蒙古八旗“獨立”，稱“日光皇帝”。民國建立後，外蒙依然事實上受沙俄控制。阿勒泰在清代由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外蒙當局當然想將阿爾泰納入版圖。
楊增新治理新疆時與中外人士合影
察邊情順民意保持新疆太平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疆周邊的局勢更加紛亂，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紅軍（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赤衛隊，蘇維埃成立後被命名為紅軍）和白軍（以忠於沙皇的軍官為骨幹並得到外國支持的軍隊）大戰，眾多哈薩克族難民湧入新疆，部分戰敗的白軍也攜帶武器進入新疆。楊增新出於人道主義精神將這些難民安置，但又要避免干涉他國內政的口實。俄國紅軍與白軍之間的戰爭，楊增新嚴守中立。對於進入新疆的敗軍，他一律解除其武裝，進行分散安置，不給另一方越境追剿的口實。
保境安民是楊增新最重要的目標。他一方面“攘外”，通過外交努力和英國、蘇俄簽訂一系列條約，保證邊境的穩定；另一方面“安內”，在新疆採取因地制宜的政策，發展生產，改善民生。而對嘉峪關以東的內地政治局勢，他以一個冷靜的旁觀者的身份出現，決不介入。無論是袁世凱，還是後來其他人做北洋政府的最高領導人，楊增新都採取“認廟不認神”的政策，其目的就是避免內地軍閥混戰波及新疆。這在當時中國混亂的局勢下，應當是較為明智和理性的選擇。楊增新對當時的局勢是非常失望的，他認為“民國成立，由擾亂而割據，由割據而併吞”，中央政府政令不通，且更替頻繁。因此，新疆要維護自身的平安，就要有相應的對策。此時，不管中央如何變化，楊增新表面都擁護中央，但新疆內部事務概由他自己處理。為此，他成功地阻止了“黑喇嘛”的侵擾，挫敗了馮玉祥引兵進疆的圖謀。在楊增新都督府的大堂兩側，懸掛一副楹聯：“共和實草昧初開，羞稱五霸七雄，紛爭莫問中原事；邊庭有桃源勝境，狃率南迴北準，渾噩長為太古民。”
民國六年，他在一份公文中簡明扼要地對屬下闡述其治理新疆的方法：“回疆孤懸萬里，五年以來，粗獲太平，維持本非容易，一切新政宜察邊情，宜順民意。如有窒礙難行之處，未敢緘默不言。”
“察邊情”、“順民意”是楊增新治理新疆的不二法門。但“順民意”並非一味地束手不管，相反，對境外的政治勢力和宗教勢力，楊增新一直保持足夠的警醒。在民國初年，楊增新發布命令，禁止境外人（特別是土耳其、伊朗等地）在新疆傳教並擔任教習，決不允許外來者設置宗教經文學堂。針對“兩泛”（泛伊斯蘭和泛突厥）勢力嚴力打擊的同時，他認為根本的方法是改良政治，開啟民智。在對中央政府的一封呈文中，他如此說道：“只就新疆一方面而言，唯有實行共和，使種族之見潛消無形，自可並育而不相害，其最要者，尤在改良政治。”“（少數民族）永受漢官統治，而無潰決之一日，必不可得。……唯有痛除弊政，嚴懲貪吏，固結民心，潛消隱患。”
吏治清明被尊為“老將軍”
作為一個傳統士大夫，楊增新治理新疆更傾向用傳統的方式。政治上他多用縱橫術，平衡民族和派別的勢力，讓其互相制衡，而不使其中一端過於強大，如他對新疆政壇上兩湖幫和甘肅幫即是如此；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上推崇“無為而治”，澄清吏治，儘量縮小政府規模，減少公共支出，如他治理新疆期間，所養的軍隊是各省中最少的；對城市建設也不太上心，省會迪化破破爛爛；注重農業和傳統手工業，在各地廣修水渠，開墾荒地，在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地區發展羊毛加工業。正是在這種強勢的“小政府”治理下，新疆社會繁榮，秩序井然，民族和宗教矛盾得到極大的緩和，他本人也在各族民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維吾爾族、哈薩克族人都尊稱他為“老將軍”。
在新疆成長的錫伯族知識分子、後任國民政府立法委員的廣祿在其回憶錄中如此評價楊增新：“他的生活簡單，衣著樸素，嚴肅亦輕鬆，不講享受，沒有娛樂，十七年如一日，全副精神都放在如何保衛這塊領土的工作上。”
撰寫了《中國的邊疆》一書的美國人拉提摩爾說：“辛亥革命後，新疆政權落在一個很有經驗的中國官員手裡，他善於平衡當地各個民族間的力量，使新疆保持了長期的穩定。”
當然，對於楊增新治理新疆的策略，新疆內部的一些官吏和年輕的知識分子並非沒有抱怨。楊的這一套在一些人眼中是“保守、陳舊、封閉”，他們認為新疆需要更快的社會變革和經濟發展。楊增新對一些有可能導致新疆混亂的人物毫不手軟，比如他誘殺了與雲南都督唐繼堯聯繫密切，且準備在新疆發動聲明討伐袁世凱的幾位雲南同鄉夏鼎、李寅、馬一，因此楊增新也被人斥之為“冷血”。
參加畢業生典禮宴會時被刺殺
說楊增新圓滑也罷，冷血也罷，他最終的目的是保障新疆社會穩定，而不至於捲入國際、國內的政治和軍事鬥爭的漩渦中。出生於巴楚縣的維吾爾族官員堯樂博士，後來在臺灣寫過一本回憶錄，他在書中如此評價楊增新：“楊將軍乃運用中國傳統上的天理、國法、人情的大道理於先，再加恩威兼施的手段於後。順應各民族的生活習慣與宗教信仰，任其自由發展。只要不違法不犯禁，政府決不干涉居民的行動，同時對各民族處以一律平等的地位，使漢族人沒有優越感，其他民族也不會自卑。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各安生業，互濟有無。就這樣將新疆治理平安十七年之久。在民初內地各省正鬧著大動亂的情況下，新疆簡直就成了世外桃源。”
但新疆畢竟不是桃源，攬權過久的楊增新也遭到了嫉恨。民國十七年（1928年）七月七日，楊增新參加新疆俄文法政專門學校第一屆畢業生典禮之後的宴會時，被部下刺殺，史稱新疆的“三七政變”。刺楊案至今仍有謎團未解開，後來新疆官方給出的結論是外交署長樊耀南和法政專門學校教務長張純熙合謀刺楊。政變被民政廳廳長金樹仁調兵撲滅，樊和張被殺死，新疆政權落入金樹仁手中，而楊增新治疆十七年的平靜也隨之被打破。
因處決同鄉夏鼎、李寅，楊增新得罪了唐繼堯，楊在雲南的祖墳被拆毀。他被刺殺時，滇政依然由唐繼堯掌握，其靈柩不便回鄉安葬。在其兒子、女婿的要求下，1929年，楊增新的靈柩經蘇聯西伯利亞鐵路運送到北京，最終安葬在北京昌平。
楊增新曾在迪化的鎮邊樓題寫了四首絕句，其中兩首雲：
出關何必望封侯，白髮籌邊幾度秋。四海無家歸未得，看山一醉鎮邊樓。……丈夫恥為一身謀，飢溺難忘禹稷憂。力障狂瀾三萬裡，莫教海水向西流。
楊增新當年在鎮邊樓上所看的山應當是紅山。紅山無語，是否還記得九十年前一位“力障狂瀾三萬裡”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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