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待人標準也不同。端上水果後，不一會兒，一盤西班牙火腿呈上來，片成薄薄的，縮在盤子中央。鮑睿茹的丈夫招呼道：“嚐嚐，女主人親自切的。”
財富濃度極高的後沙峪從不缺乏衣食無憂專攻小孩的“全職父母”。圖/ 視覺中國
什麼都有了，要拼的只剩下孩子
每天早晨，有專門的班車把鮑睿茹家別墅小區裡的50多個孩子吸出來，投放到順義幾所著名的私人學校：順義國際學校是專供外籍人員小孩在京上學，鼎石學校參照美國教育體系，德威學校參考英國等等。
這些大約從10年前興起的私立學校，給北京的富人們提供一種教育路徑：繞開國內高考，直接和國際接軌。鮑睿茹形容，“一句話說到心坎裡，把西方最好的教育放到你家門口，讓你不用忍受與孩子分離。”
富人們聚集在順義後沙峪大多為孩子上學。學校旁邊點綴著不少別墅小區。遇到名人媽媽接孩子也是經常的事，比如葉一茜、孫莉等。黃磊在等孩子放學時，常會在小區旁邊咖啡館坐一會兒。
有一瞬間以為進入了一個“假中國”。
這裡的房子不會累著視線，只兩三層。不管是別墅還是取名“藍色牙買加”咖啡館，都是歐式復古的外貌。學校的操場上，孩子揮舞著棒球杆，嘴裡喊著英文。“DRAGON”是校隊的標誌，隊徽是一個惡龍的頭像。金髮白人小孩穿著校服，在馬路上和Jenny wang超市裡穿行。中國孩子被家長接走時，爸爸媽媽會卷著舌頭，用熟練的美式英語問，“How are you today?”
順義媽媽吳舍芝回憶，剛搬來後沙峪時，早上聽不見車響，但有鳥叫，車隨便停。她種著花像住在國外的小鎮，生活愜意自在。
但如果想象這裡的生活是波瀾壯闊、五光十色時，她們也會告知你想錯了。小鎮上只一兩家影院，一座大商場，餐廳稀稀拉拉。晚上10點以後，街上已沒有人。需要酒精麻醉的人生苦緒，在後沙峪並不存在。也許是這群人到了不同階段，“這邊是非常有家庭生活氣息的一個社區，在乎的是家庭。”
散發家庭生活氣息的順義別墅社區。圖/ 視覺中國
因為離鬧區遙遠，這裡像一個孤島。在這個像小社會一樣的社區裡，差異化消失了。
來這5年的鮑睿茹觀察到，一說體檢，大家都去的是同一家醫院，做頭髮都在歐陸商場的5樓那間工作室，暑假一到，這邊全空了，去度假。媽媽們拼美麗，比身材，“和廚師，阿姨、司機一樣，你可以理解為標配”。
她掰開來細數，大家的一套房子都在兩千萬元左右，開的都是一百多萬元的車，頂多是勞斯萊斯和賓利的區別，穿羽絨服都是1萬塊錢的。出國坐頭等艙，飛能飛到哪兒去，飛南極可能上十萬元，一般的就3萬塊一張票。學費頂天了20多萬元。最後總結，大家的生活很難再差異化，再難有什麼顯得比別人好了。就連夫妻關係，在差異化體系裡也排不上號，“大家同進同出，表面上來看都挺幸福，都客客氣氣的”。
“所以拼什麼？”
“孩子。”
孩子代表你的基因、能力和未來可能性。太平洋的另一邊同樣遵循這套競爭邏輯。《鉑金包》裡北美最富的媽媽們，“在高度競爭的小小社會，養出“成功”的孩子是地位的象徵，可以反映出你的身份地位”。
後沙峪的一切都務必以孩子為導向。如果哪位媽媽太過於有事業心，在這裡會被唾棄。不能把孩子交給阿姨，或者隨便找個老師帶。若是住在城裡那套房，讓孩子每天坐校車，媽媽們會義正言辭地建議，讓家長開車進城上班，孩子要每天多睡一會啊。不關心孩子是不正義的，“說你來順義幹嘛來了呢？”
後沙峪的母親們以孩子為生活中心。
當母親是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風險職業
鮑睿茹家客廳最顯眼處的架子上，被兩個孩子的照片擠滿。孩子們在遊輪上，在海邊，叉著腰，大笑著。最正中間的位置，是留給戲劇比賽的獎盃，另一處，越野跑的幾十塊金銀銅獎牌，像珠簾子一樣密密麻麻鋪開。
這和《鉑金包》裡的場景類似，書中提到，獎盃和文憑都擺在上東區家庭的顯眼位置，擺出來不是為了好看，他們的人生就是為了那些東西而活。“在上東區，當母親是一種不成功便成仁的高風險職業，因為成功與失敗的責任都在她們身上。”
具體到生活裡，焦慮是有形狀的，有等級的，循序漸進的。一開始媽媽們的許諾十分耳熟，“期望孩子可愛，健康，玩好吃好就行”。馬上，第一個吃驚會來臨，這個心中全世界最可愛的孩子也需要被挑選。
順義媽媽吳舍芝見證過這種殘忍。在網上熱議的文章裡，單詞量的表格即出自她手，她標出13歲小孩要達到2萬個。想進入私立學校，比如幼升小，首先得“試玩”，做遊戲時如果你孩子下午恰巧困了，或是正好旁邊坐一個小朋友，孩子撞到他，老師看見，對不起，不能被選上。重要的這是雙語學校，英文是硬通貨，而老師會告訴媽媽們，“你小孩英文水平不行。”老師講一個英文故事，一提問，全場只有一位孩子舉手了，抱歉，其他孩子被淘汰了。
和兒子經歷數週殘酷的試玩儀式後，一個媽媽再次帶小孩出擊，現場都是不認識的小朋友，兒子拉著她的手，仰頭說：“媽咪，我辦不到。”媽媽眼淚噴出來。
每年4月家長們會收到來自學校的一封信，媽媽們的感受是不敢拆，只敢用手摸一下，薄的是拒絕，厚的是錄取。“第一次，看到自己特別可愛的孩子，出去是要被衡量的，原來只要快樂健康，現在是，英文得起碼能認字啊。”
孩子越大，媽媽們焦慮被不斷填充。一個今年從公立學校轉學過來的小學4年級小孩，拿成績單回家，數學4分，滿分8分。不排名，作業少且不太考試，這是美國教育的特點，複製到中國，讓這一群成長在1970年代的從國內教育體系殺出來的媽媽極其不安。她們擔憂，這4分是學得好還是不好呢？拿中文幫小孩把數學概念捋一捋還在行，但英語的鈍角、梯形，家長有這個儲備嗎？媽媽們也有一種“極其無力感”。
順義一所著名的國際學校門口，連路標都是中英雙語的。圖/ 視覺中國
吳舍芝形容大家是摸著石頭過河，私立學校出現在近10年，大家走的路前無古人。抱團取暖成為唯一選擇。
微信群成為吸納焦慮的空間。鮑睿茹打開手機稱，隨便挑出一個順義媽媽，她倆共同的微信群大概在20個以上。群在極盡一切可能細分、延展，直到像化學世界裡分解到原子——不可再分的基本微粒為止。
話題從限量包包到智能跑車專業分析，從AI到幹細胞美容。但談得最多的還是學習，比如談數學，媽媽們發表意見，“俄羅斯數學怎麼樣，新加坡又是怎麼樣，有哪些要回溯，現在如何如何。”
在後沙峪的各個咖啡館裡，順義媽媽們像參加研討會一樣在這裡聚合，很少有老人的身影。每一張咖啡桌上都展示著脆弱，又承擔著驕傲。
一個媽媽的小孩英文水平被學校劃到3級，這是最末的一級。而她之前送小孩去參加培訓，英文十分拔尖，在媽媽圈裡有目共睹。考砸了，她給其他媽媽打電話，“明天聚會，我可能要哭一哭了。”
咖啡館遇到熟人也是常有的事，對話間總有比較。“補課，我家一個月得1萬塊錢，你們家呢，差不多吧”。吳舍芝看看著對面媽媽嘴巴動了動，似乎在掂量此刻是否允許真相，她小聲道，“那更多”。
在這裡，為孩子考慮得周到，是快速取得人敬仰的方式，“你知道嗎？有媽媽買了一輛房車，就是為小孩上學路上能多睡一會兒，放學能在車裡做作業。”那名媽媽羨慕地告訴吳舍芝。
她們會用孩子的年紀和校名做自我介紹，微信名大多是某某+媽的格式。兩個媽媽表示，如果看到誰背一個愛馬仕，內心都不會有波瀾，頂多看看顏色，如果是談到誰家孩子又獲了獎——眼睛“唰”地亮了。
有錢、有選擇餘地，可能是一種詛咒
即便毫無文化根基，在離歐洲貴族培養土壤2萬公里的北京順義，小孩們學起騎馬、擊劍和高爾夫來，毫不含糊。看似眼花繚亂的培訓選項，順義媽媽們的標準只有一個——“爬藤剛需”。這些特長和常春藤大學要求緊緊掛鉤。“一定要比賽，一定要有一個成績，拿成績去申請學校。”
坐在一間咖啡館裡，順著鮑睿茹的手指看到外面一棟樓房，芭蕾、武術和各色英語培訓班密密麻麻綴在其中。媽媽們打的算盤是，藝術、運動要有一項，單人、團體要各有一項，這是素質類的。學科類有語數外，單英文一根枝丫往下分叉，要學演講、閱讀、寫作等。
有人花10萬學網兜球（“就是一個杆子，前面像籃球網似的，用手拿著打來打去，是美國的一個東西”——來自鮑睿茹的註解），因為是小項目，容易進藤校校隊。鮑睿茹一個朋友的小孩，初中開始跟著一名哥倫比亞大學的教練打網球，最後打進哥大。“如果爸爸認識一個某校的冰球教練，孩子就得開始學冰球了，就算根本不懂，也一定要locate（跟定）那個教練。”她說。
順義孩子學習的網兜球（Lacrosse）是一種起源於北美的運動。
這裡從來沒聽說有人學乒乓球、笛子，顯得十分怪異。一次培訓班的戲劇課，同學和老師們陶醉其中。下課後，有媽媽問道，“笑得這麼開心，能學到東西嗎？”
媽媽的緊張和野心，被培訓機構勾起，也在朋友圈中被放大。鋼琴一首首彈下來，考級是最基本的，考完後參加比賽，比賽後得獎，肯定曬在朋友圈裡。媽媽們在下面評論、自黑，說這是別人家娃，轉頭回家催自家娃練習。鮑睿茹表示理解，“舉家搬來，母親整個人生基本上擱在這兒了，學不出來東西，怎麼行呢？無所求的家長確實是太少了。”
資源永遠是從最好的尖尖上掐下。教游泳的是奧運冠軍，討論的是南加州哪個游泳俱樂部最好；外國臉在這裡很好使，哈佛、耶魯等名校老師遍地拾取；語數外，媽媽們則相信北大清華的老師。總之，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資源都能被順義媽媽找到。
有錢、有選擇餘地，可能是一種詛咒。《鉑金包》裡一針見血指出，太多選擇會帶來壓力。人們面對三四個以上的選擇，反而是負面效應，例如惋惜感，期望過高。
量化、產出，能讓媽媽們放心。在假期裡的每一天，每一個小時，都要有產出，“一上午，學了幾個單詞，老師要確保” 。媽媽們沒有耐心慢慢去養一朵花，“最好早點開花，不開花的時候，那葉子也得好看”。
網上流傳著媽媽們瘋狂的行徑。孩子學古箏，媽媽會先苦學半年，幫孩子探路，做人肉糾錯機；為了給孩子樹立榜樣，報名北京游泳比賽，還得了業餘組中年冠軍，之後順便去美國考了一個ASCA（美國游泳教練協會的國際牌照）。還有媽媽為小孩學高爾夫，先跟老師請好假，每天下午2點多鐘就得從城裡往城外走，練2個小時再趕回來。到了冬天，北京打不了高爾夫，會在海南待3個月陪孩子練球。
追求最好最優到極致，媽媽們也到了神經質的邊緣，變得極不理智。前段時間，鮑睿茹聽聞一波北京家長到香港參加一個國際游泳比賽，在駐地酒店的游泳池，為了爭熱身池互相打起來。兩撥非常體面的家長，互扇耳光，在泳池裡，媽媽放聲大哭。
在順義，很少有媽媽覺得自己是合格的“順義媽媽”。她們用特長來定義稱呼別人家的小孩，比如泳娃——學游泳的孩子。不管媽媽們相熟與否，她們最能記住的是對方小孩的特長：這位是學校辯論冠軍；他們家娃越野跑很厲害；她的孩子語言天賦很好。
鮑睿茹一直覺得自己是淡定型媽媽，直到今年有大連老家人問起，暑假怎麼不把小孩放到爺爺奶奶家帶，她第一反應是，“怎麼可以讓孩子一個暑假在老家？縣城待著，多浪費呀。”這個暑假她幫兒子安排7個夏令營，花銷4萬塊。鮑睿茹想到，可能在別人眼裡，“挺瘋狂的”。
可怕的死循環
一次兒子學校的才藝表演，鮑睿茹見到了同為校友的某互聯網大佬的女兒在臺上唱歌。退得遠遠地看別人家小孩，她感到孩子的壓力。“她唱主題曲，技巧上是完美的，但要說嗓音真有這個條件嗎？也不是，本來就是很好的一個孩子，氣質都很好，但是套上爸爸的光環後，覺得她應該更優秀，她就要學習好，唱歌好，長得好，身材好，彈琴好。”
《鉑金包》也展示出上東區的這種焦慮和無奈感：例如你的孩子分數排名不是0.1%，美勞課沒有畫出曠世傑作，或是障礙賽表現不佳，這都是你是一個失敗母親的證明。怎麼樣定義教育是成功了？媽媽們似乎覺得沒有盡頭。鮑睿茹想到，萬一孩子去的不是大藤校，可能在周圍人看來就是失敗。
讓人好奇的是，一群不愁吃穿，錢可以花幾輩子的人，為什麼還要拼得面紅耳赤。也許可以用《愛麗絲漫遊奇境》裡紅桃皇后那句話來回答，“你必須努力奔跑，才能留在原地”。已經爬上最高層，那唯一的變化就是變壞，掉下去。
一群“有錢又努力”的人，他們不接受自我放棄，他們超級自律、渴望完美，這既有精英主義的內在動力，也有社會階層流動的外部壓力。
一張廣為流傳的順義媽媽給孩子安排的暑期日程表。
鮑睿茹感嘆順義這撥人，真的到夜深人靜，不需要跟社交時，也會想孩子快快樂樂終老一生挺好的，但是第二天一早肯定想，他如果快樂不了，最後還是選擇一條最安全的有成功經驗的道路吧，那就是爬藤。孩子在一個頂尖的圈子，擁有最好的資源和人脈。
在全部身心都在小孩身上時，鮑睿茹覺得時間過得很快，“過去這5年被偷走了”。
一家人按照校歷來生活，暑假過完，開始策劃十一、聖誕和新年，天天不斷訂機票、酒店。每年寒暑假會選擇一個國家，在當地租房子住上1個月，今年，她帶著一家人在香港的豪華郵輪上，自己做飯遊玩。丈夫相當於半全職爸爸，冬天滑雪，夏天釣魚，花幾個月把釣魚這件事研究到極致，釣完一吃了事。
我見到鮑睿茹的這天是一個工作日。上午她帶兒子去郊區採摘，下午3點丈夫去接女兒放學，之後2個小孩去游泳，由保姆看護。4點的別墅裡，鮑睿如穿著睡衣，四周擠滿悠閒和無聊的空氣。
有一天，女兒老師讓他們做調查，父母是做什麼？每天工作時間是多少？女兒回來問起，鮑睿茹才發現，女兒不知道爸爸媽媽在做什麼，且不覺得他們需要做什麼事。反思自己的生活，每天睡懶覺，午飯吃兩三個小時，兩人到下午三點鐘接孩子。“我們自己並沒有太大的收穫。”
如今她交往的都是家長，曾經叱吒職場的媽媽們學習占星，做點公益，或者是辦培訓班——並不完全為賺錢，是方便培養自家小孩。一次參加讀書會，聽到讀者提問說起工作裡煩惱和苦思，鮑睿茹反而十分羨慕，“竟然能提出這麼多具體的問題”。
她想到一個可怕的死循環：她用最好的資源培養了小孩，或是上了藤校，小孩過上一個比較優越閒適的生活。但人生真正的意義在哪裡呢？“他還是重複我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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