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王后：1793 年 10 月 14-16 日》
內容簡介
對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的審判是法國大革命歷史中最黑暗的一個謎團。她是否曾經參與過傷害法國人民利益的政治決策？當共和國成立（1792年9月21日）、國王路易十六被處死後（1793年1月21日），監獄裡的她對新政權有任何威脅嗎？對她的審判真的出自民意嗎？是否有人曾經想助她逃走？
通過審視 1793 年 10月 14 、15 、16 日審判的每分每秒，首次查核陪審團成員們的個人傳記，重構當時“恐怖統治”的政治環境，史學家埃馬紐埃爾·德·瓦雷基耶爾在本書中重述了悲愴而又沉重的三日。書中披露了法庭上充滿侮辱的種種提問，面對誹謗惡意的得體回答，進一步證實了瑪麗-安託瓦內特的命運在審判前早已註定，她並沒有享受真正的辯護權，只是國民公會、巴黎公社與雅各賓派三者角力的政治犧牲品。
埃馬紐埃爾· 德· 瓦雷基耶爾（Emmanuel de Waresquiel），法國高等研究實踐學院（EPHE）學者，是法國當代最有影響力的史學家之一，著有《塔列朗傳：不動的親王》《富歇傳：沉默的章魚》《法國復辟王朝史》等歷史暢銷書，並多次獲得法蘭西學士院頒發的“梯也爾文學獎”等獎項。
譯者簡介
曾昭曠，法國波爾多大學公法博士，研究方向包括法國近現代司法史。
書籍摘錄
後記 審判王后：兩個世界的對峙
我的興趣落到瑪麗-安託瓦內特身上，既不是出於她的敵人們的掌聲雷動，也不是出於她的朋友們的傷心淚流，而是由於我有一天正參觀她古監獄的牢房時所感受到的寧靜。湊巧那裡只有我獨自一人，一切都沉浸在我此後所感受到的氣息之中。這一氣息體現著她曾是誰和她曾經歷了什麼，有一個主導性特點：封閉。困住她的監牢不僅曾是大革命的那些地方——杜伊勒裡宮，隨後是聖殿塔，再是古監獄，它們還是她整個一生當中的種種場所。終其一生，她都試圖從中逃離，隨後，有一天她決定重歸自己的命運。她認出了自己。她過去是王后，做了王后該做的事，一直把王后當到了頭。她由此得到了成長，並由此而死。在某種意義上，她通過服從取得了勝利，這是對她的出身、地位、信念、義務的服從。“服從”這個詞本來幾乎可作本書的標題。大革命在這一悲劇性的死衚衕當中，扮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她是藉助於它，對抗於它而徹底實現了自我。
在參觀她最後的監獄時，我恰好正就這個年代進行著研究。我當時正開始寫富歇的傳記，他是國民公會議員、弒君者、里昂特派員。那時，我已有了一個念頭，想要有朝一日，通過兩個地點、兩個時期對這個年代加以回顧。在我眼中，它們對想要理解今天我們是誰至關重要。這兩個地點和時期於我，則象徵性地標誌著它們的起始和過火之處，換言之，標誌著大革命的光明一面和陰暗一面。與此同時我也冀圖表明，把兩者相區隔幾無可能。
推倒一切、昂揚激情和大革命烏托邦的奠基之地頗易尋找。這就是凡爾賽宮網球場大廳。在這裡，第三等級諸位代表於 1789 年 6 月 20 日作了著名宣誓。他們起誓，在給予民族一部憲法之前決不解散。關於這一時期的敘述將在適當時機登場。
與此相反，國民公會時期開展過恐怖統治，發生過暴力行為與仇恨事件的地點則有很多。巴黎革命法庭大廳算是一處，它和其他地方別無二致。是瑪麗安託瓦內特這個人物，是她從未有人寫過的審判歷史把它推到了我的眼前。我在那個地方看到了古典悲劇中的密閉劇三要素。我也看到了試圖理解恐怖統治所必需的東西。 1793 年 10 月 14—16 日，兩個社會、兩套表達體系、兩個世界在那裡，以微縮而簡略的形式，在一種奇異的戰鬥中對峙。戰鬥之奇異比在國王的審判上還要更甚，因為其中的敵對雙方線條勾勒得更清楚，面目刻畫得更鮮明。這雙方是支持大革命者和反對大革命者，是代表男性者和代表女性者。這雙方是兩種主權，也是兩類統治合法性，並且是一些語彙，它們隨著套用在一方或另一方身上的不同而不斷變換著意涵：祖國、背叛、美德、謀反。這雙方是兩個世界，它們絕對矛盾，水火不容；它們貌似共存，表面互通音訊，互有往來，卻彼此耳不聞聲。
這一自閉直接導致死亡，瑪麗-安託瓦內特和其朋友們的死亡，她的控告者們和她的法官們的死亡。這個難逃一死的悲劇性群體令我難以自拔地著迷。人們委實得要承認這一點：我們把共和國隨後是民主建立在了累累屍骨之上。
還得重新找著這些蹤跡。對於舊時小說裡虛構的大偵探們，比如一個像內斯托爾·比爾馬或是黃色房間裡的魯爾塔比伊那樣的人，我是喜歡並摯愛的。歷史學家必定和他們在某些方面有共通之處，那就是具有好奇心，講究方法，能直覺性地插科打諢。他會調查。說歷史是一個謎團，不如說它是一種堆積或堆砌起來的東西，某些人士失當地稱這些東西為證據。這些東西僅僅是一些敘述（一些話語），是人們對事件的回憶或引述，因成文時機的不同而彼此矛盾、互不相同、前後銜接、中途中斷，或多或少地受過歪曲。歷史是一個尋寶遊戲，一團多少有些時日尚新和時日已舊的蛛絲馬跡的亂麻。簡而言之，它是一處請歷史學家來予以重建的廢墟，但歷史學家知道，重建結果將決不再“符合模型”。儘管如此，著手一項研究或寫作一本書於我而言，仍有一絲尋寶的味道，這種味道完全會讓人對此陶醉飄然。如同我的朋友弗朗索瓦·敘羅說的那樣，我們啟程，前去尋找“時代的黃金”。這也像士兵的障礙突破訓練，又像尋找聖盃。條件是要保持頭腦冷靜，有時被引到尋找的東西之外時，被引到鏡子的另一面時，被引到一些時而消隱無形、時而真實可觸的國度裡時，不要驚訝。寫這本書的途中，我時常想到愛麗絲和她紙牌裡的紅心王后，想到這個女人突然變得怒氣衝衝，發起火來並聲嘶力竭地喊道：“砍下他們的腦袋。”我也想到了大肚子烏布。“烏布媽：我要是你，對於你這個屁股，我會想把它安在一個王座上。你將能無盡地增加財富，隔三岔五就吃頓香腸，一身奢侈地招搖過市。烏布爸：哎呀！我對誘惑讓步了。混賬王爬蛋，王爬蛋混賬。”諷刺永遠不會完全從創作它的當下剝離出來。
關於瑪麗-安託瓦內特的著作汗牛充棟，關於她的審判的研究則少之又少。首先在 19 世紀初，當時有我們幾乎可稱為聖徒研究的著作，它們專門致力於寫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其中的作者有蒙茹瓦、羅克·德·蒙加亞爾，還有奧松訥修道院院長拉豐等。別名 G．勒諾特的路易·泰奧多爾·戈瑟蘭在 1897 年，古斯塔夫·戈特羅在 1907 年，更嚴肅地致力於描寫她的關押與死亡，戈特羅把這些稱為她的“垂死”。他們中的第一個人是獨一無二的發掘檔案的專家。他通過自己的敘述，很快成了傳遞大革命受害者心聲的人，以至在 1935 年，被葬在巴黎東部皮克普斯公墓內遭斷頭臺處決者的方形區域裡。戈特羅則是一名研究旺代戰爭的歷史學家，巴黎天主教大學教授和下盧瓦爾省參議員。他毫不鬆懈地積極反對共濟會組織和他在自己的一本書中稱為“紅色浪潮”的勢力。我們無法指摘他們有不利於瑪麗安託瓦內特的偏見。但她的審判幾乎全是以她的視角來處理的，彷彿她在那裡是孤身一人，彷彿她的法官們完全或幾乎不存在。在同一時期就革命法庭做過研究的歷史學家們對他們亦無過多關注。無論是埃米爾·康帕爾東在 1862 年，還是亨利·瓦隆在他那套專門研究法庭並於 1880 —1890 年出版的全六冊的鉅著裡，都沒有對審判檔案進行過真正的挖掘。就這方面而言康帕爾東更令人驚訝，因為他是檔案學家，作為 1857—1908 年國家檔案館司法科的主任，他是首個建立法庭 1793 年 3 月— 1795 年 5 月“已審案件”索引的人。更晚近的時候，歷史學家熱拉爾·瓦爾特於 1968 年出版了王后的審判材料，但他滿足於複述《導報》的筆錄，此外也沒有明確他的文獻來源，或是指出他在其中主動所做的裁剪。甚至他關於陪審員們的名單也是不準確的。
那個年代是重返原始資料開展研究的時候。今天，國家檔案館的當代部分保存於巴黎郊區，在塞納-馬恩省河畔皮埃爾菲特市。那裡是革命法庭檔案的所在地。對巴黎人來說，去那算是小小地出了一次遠門。我們下到了地下，但並沒有像儒勒·凡爾納的《遊記》裡的主人公們那樣陣陣發抖。我們也不是在《地下鐵》裡，很不幸沒什麼機會碰見全新演繹成現代梅茜多拉的伊莎貝拉·阿佳妮，尤其是在高峰期。我們乘坐地鐵 13 號線出來到了聖德尼大學對面。到檔案所在地要走上十來分鐘。唉呀！這是以前的郊區。我是孩子的時候，我祖母住在巴黎南方的維裡。那也像我們在《追憶》中讀到的一樣，其中羅貝爾·聖盧正要去探訪自己的情婦，她住在一座不知名村子的磨石建的別墅裡。那是在春天：“為了到她住的房子，我們沿一個個小園子走著……園子裡升旗似地長著開花的果樹，一簇簇有如巨大的白色臨時祭壇。”梨樹、蘋果樹、櫻桃樹，完全是一個花果世界。在那裡，我們仍能看得出這些昔日別館的印記，它們過去是國王的財務官員們和情婦們的度假別墅。
在皮埃爾菲特，這一滿是別墅和花果園的外郊已經消失了。如今，這裡乾淨、清爽，房子以玻璃、鋁材、鋼材建成。這是一片片的方塊長條。我們離開了格拉克筆下郊區的幾無可能真實存在的邊界，那些郊區被森林侵蝕了一半。我們甚至再也認不出塞利納的郊區少氣無力且貧窮破敗的地界，在這其間城市滴汗似地滲有一股氣息，最終變得腐敗，並對想看它的人展示出了“它由垃圾桶組成的大屁股”。不，我們在未來。國家檔案館的新樓在水上。我 12 月第一次來這裡。這一天，天氣晴朗。我們幾乎相信自己是在被阿波利奈爾遺忘的街道上：“它太陽般嶄新而潔淨，有如小號。”然而整棟建築和它管道狀的樓層堆積，它的樓梯和懸空過道，有點脫胎於皮拉內茲的監獄系列版畫。內部產生的觀感則大相徑庭。閱覽大廳氣派無比，四周環水，完全建在木製地面上，明亮通透。
這裡沒有人的聲氣，有著一種大教堂式的寂靜。顯得有點無所事事的工作人員一副在他們櫃檯後等著顧客的樣子。這挺好的。我迫不及待想打開我的檔案屜，它是別人推薦查閱的首個屜子，內容是對王后的審判，位於關於革命法庭已審案件的 W 序列。我找好了座位，打開了它。檔案屜中有好幾個棕色封套，每個對應一個案子。我翻到了王后的。它看似非常單薄。在它裡面，有一道簡短的手寫批註，筆跡細膩而傾斜：“封在這些封套裡的檔案在鐵櫃裡，第 13 號數據格。”就是這個！
我那時知道什麼是鐵櫃，但並不真正清楚它的歷史。幾天後做檔案研究的朋友亞納·波坦告訴我，他是這方面的專家，併為我打開了它的重重大門。這可不是鎖匠弗朗索瓦·加曼的櫃子，路易十六叫人把它改裝進了杜伊勒裡宮一條昏暗過道的牆裙裡，後來它的發現加速了他審判的到來。這個櫃子與此不同，更加令人震撼。它在 1790 年 11 月由國民議會向巴黎鎖匠馬爾格里訂購，為的是在此放置《人權宣言》和第一部法國憲法（ 1791 年 9 月 3 日）的銅質刻版，以及製造指券必不可少的印版和鋼印。這部可憐的憲法，它僅僅持續了兩年時間！ 1792 年 7 月 14 日，趁著聯盟節的時機，離君主制垮臺正好剩一個月的時候，人們把這些著名的銅質刻版放進了一個匣子裡，象徵性地埋在了巴士底獄的位置，彷彿想要以此預防昔日的君主獨裁統治，阻止它的那些密札和國家監獄捲土重來。而杜伊勒裡宮很快便被攻佔，共和國宣告成立了。 1793 年 5 月 7 日，救國委員會任命了一個委員會，這次是負責把銅質刻版挖出來。它們受了毫不留情的敲砸，卻被人保存著，因為對於從此翻過的君主制過去而言，它們是令其蒙羞之事的鮮活標誌。
至於鐵櫃，它存留了下來。在 1848 年，人們把它安置在了蘇比斯府邸一層的衛兵大廳裡，這座府邸自第一帝國時期起被用以存放國家檔案。同年 12 月，儒勒·米什萊在一份聞名至今的報告中，建議修建一處場所，作為他設想中民族成文記憶的鮮活心臟。他設計了它的透視效果圖，並把鐵櫃放在了中心位置。人們後來在裡面存入了構建法國曆史的一切，其中有永不握手言和的被戰勝者和戰勝者的歷史，希爾德貝爾特的賜權狀和審判路易十六的卷宗，拿破崙的遺囑和網球場宣誓的文件。
在 13 世紀，聖路易決定把聖禮拜教堂一層的聖器儲藏室變成卡佩家族的檔案文書存放室，彷彿他想要合併天上和地上的兩個權力，從而把國王們塵世間權力的證據，置於基督荊棘冠冕的庇護之下。對米什萊而言，鐵櫃以一種詩情畫意的、世俗化的並且是公開化的樣態，充任了新的王室文檔貯藏庫。研究大革命的大歷史學家的夢想實現了。這就是國家檔案館重大文檔存放室，它揭牌於 1866 年，並在很長時間內，直到 1993 年都是國家檔案館法國曆史博物館館址，對於所展出的約 2500 份檔案而言，這裡既是它們的保管場所，又是它們的常設展廳。
我曾很難理解審判王后的檔是怎麼到的那裡。無疑它們得和審判路易十六的文件匯合。應當把國王們和王后們隕落的所有痕跡保存在一起。多虧了亞納·波坦，在皮埃爾菲特發現的小小批註的筆跡勘驗使我得知，檔存放進鐵櫃的日期很可能是在 1849 年， 1848 年那幾場革命的共和化轉變則對此有所幫助。批註者不是別人，正是路易·科舒瓦勒邁爾，他領導了王室檔案館司法科有近 20 年，而王室檔案館後來成了國家檔案館，隨後在 1852 年成了帝國檔案館。他的經歷令人稱奇，有點像今天的《鴨鳴報》主編成了法國國家檔案館的領導。在 1814 年，科舒瓦創辦了一份諷刺小報，它鬧出了很大的動靜，甚至把路易十八都給逗樂了，這就是《黃色侏儒報》。這份報紙差不多對誰都開火譏誚，其中有橫跨一切政權的不倒翁、返回法國的飢腸轆轆且心智愚鈍的流亡貴族。人們為他們編了一些古怪可笑的騎士團，說他們是“牆頭草騎士”和“熄燭罩騎士”。百日王朝之後，因為有點太過自由派了，科舒瓦在法國難有容身之地。他流亡到了布魯塞爾，創辦了《逃亡的黃色侏儒報》，在 1819 年返回法國後，又和幾份不同的報紙有著合作，其中包括有名的《憲政報》。這是個喜歡抨擊執政當局、行事大膽出格的人。他的經歷證明了要成為檔案專家，可全然用不著一頭扎進故紙堆裡。
今天要想進入重大文檔存放室，在自己面前開啟鐵櫃進行研究，那得驗明身份獲得批准才行。我在 1 月一個美好的日子裡有了這個機會。在忠誠的朋友的陪伴下，並在專門負責相關場所的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我一下子就又置身於空曠大廳的優美環境之中了。大廳完全沉浸在昏暗和寂靜裡，猶如“一座巨型墓場”。四周牆壁高近 10 米，牆上滿是裝有紅封皮文檔的屜子。左右兩邊，是兩個法國的各種檔，貴族的和第三等級的，昔日的貴族院的和眾議院的。有一整個縱橫交錯的樓梯與金屬懸空過道網規定著它們的等級，通過這些我們得以進入查閱。我幾乎可以相信自己置身於博爾赫斯空想式的，由無限增多的六邊形房間構成的圖書館裡，或是身處《玫瑰之名》翁貝託·埃科筆下方濟各修道院裡純屬幻想的圖書館之中。
唯有這麼一點不同，就是在這裡，並沒有禁止查閱的書。各種標籤、標題反映著每個檔案屜裡的內容，標註著一段過往，召喚著過去的亡魂。
在中間處，框在一面牆內的是裝聖物的櫃子和其中的聖物。有一道從護牆的細木壁延伸下去的對開式木門，再是兩道鐵門，當然還有三副鑰匙。它們在工作人員手裡，非常之大，配合著他準備開啟的複雜的鎖而製成，令人稱奇。第一道門鎖上，我們讀到：“費西·亨利·科克 1791 年 2 月 15 日”；第二道門上是：“新式鎖，由巴黎制鎖師波默拉組裝。”我記不得打開櫃子得費多久時間了。在 1849 年，一名檔案學家曾費了勁寫了篇長長的筆記解釋其運作。精細到這個份上，就不再是一種裝置上的操作，而是一種儀式了：“插入馬耳他十字鑰匙並轉半圈，停止，柄往下移，把鑰匙左轉到一個開口處，在那裡把它水平插入，右轉，這一扇門就開了。左側這扇門上下由鉸鏈固定，一個長插銷形的搖桿使鉸鏈能夠活動。第二扇門有三把鑰匙。把三角形鑰匙插入上方，轉兩圈，在中間插入鑄有 S 圖案的鑰匙，轉兩圈。把雙重圓柱形鑰匙插入下方，以同樣的手法操作，在第三扇門的中間轉兩圈停下，聽到一聲輕輕的咔噠聲後隨即猛向左轉。這樣一側就打開了；另一側像第一道門那一扇那樣打開。”一道道門終於打開，露出了包著紅色綿羊皮的九層檔案屜。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阿里巴巴寶洞。王后審判的卷宗連在粘插頁的紙條上，放在山羊皮製鞣革封皮的大開本里，其中一本比另一本更厚一些。第一本是關於“寡婦卡佩”的審判本身的，第二本是康乃馨事件和 1793 年 11 月 18 日的審判（共和二年霧月二十八日）。它們的檔案編號是 AE ／I／ 5 第 18 號和第 19 號。我在記錄這些文件的時候，發現它們從未被任何前人真正發掘過。在那裡，有 10 月審判的庭審筆錄的一份手寫原件，任何打印文本都未準確、完整地反映它。除此以外，有本書提及的匿名庭審筆錄，它最接近原貌地復原了庭審氛圍。還有利南熱 10 月 16 日的信，控訴王后的材料，證人們的搜查筆錄，對審判陪審員的傳喚令，富基耶的起訴書原件等，共計 85 件材料。至於訊問筆錄，瑪麗安託瓦內特 9 月在古監獄的， 10 月在聖殿塔的，它們在名為康乃馨事件的第二本文件裡。
材料很多卻仍顯不足。就法官們和陪審員們而言，我們有了為數眾多的細節，但對他們的生平卻一直所知無多。為此須得回到皮埃爾菲特的檔案館，以便在熱月黨人統治時期重大審判的文檔中更完整地瞧見他們。在這些審判裡，他們中許多人都有出庭。同樣在一些不同序列的檔案中，有些關於監獄和瑪麗-安託瓦內特審判的其他材料。然後，查著查著有意思的東西就來了。在巴黎市立歷史圖書館，我們找著了富基耶-坦維爾的信件。我那時想知道 1793 年 10 月的那些日子裡天空是什麼顏色，而我在巴黎天文臺的檔案館裡發現了。一些收藏者向我開放了他們的藏品，其中有幾件可稱珍品。
米什萊在其《法國史》的導論中對列位國王一一作了描摹，並如見其人似地向他們說著話。我們能做到和幽冥交談。這便是我在本書中斂聲靜氣試圖所為之事。這是些有意義的對話。人們可從中知曉當下、過去和未來之事，知曉列位王后之事和死亡之事，知曉眾人之事和自己之事。這有如一場旅行，它似啞謎，只顯現其秘密的一半。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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