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隱喻》：一個女知識分子對“疾病”的文化批判與哲學解讀

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

《疾病的隱喻》導讀：

《疾病的隱喻》一書收錄了桑塔格兩篇重要論文“作為隱喻的疾病”及“愛滋病及其隱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並批判了諸如結核病、愛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會的演繹中一步步隱喻化，從“僅僅是身體的一種病”轉換成了一種道德批判，並進而轉換成一種政治壓迫的過程，成為了社會批判的經典之作。

1.任何一種被作為神秘之物加以對待並確實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

2.既然死亡現在成了一個毫無意義、令人反感的事件，那麼，被普遍認為是死亡同義語的那種疾病當然就被當作某種需要加以遮掩的東西。

3.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儘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

▍本文選自[美]蘇珊·桑塔格《疾病的隱喻》“作為疾病的隱喻”一文，上海譯文出版社。編輯排版：哲學小跟班。

蘇珊·桑塔格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1933年1月16日—2004年12月28日，

美國作家、藝術評論家。

著作主要有《激進意志的風格》、

《反對闡釋》、《論攝影》等，

被譽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他和西蒙·波伏娃、漢娜·阿倫特，

被並稱為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女知識分子。

1.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儘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

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則屬於疾病王國。儘管我們都只樂於使用健康王國的護照，但或遲或早，至少會有那麼一段時間，我們每個人都被迫承認我們也是另一王國的公民。

我並不想描述移民疾病王國並在那裡生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想描述圍繞那一處境所編造的種種懲罰性的或感傷性的幻象：不是描繪這一王國的實際地理狀況，而是描繪有關國家特徵的種種陳見。我的主題不是身體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當作修辭手法或隱喻加以使用的情形。我的觀點是，疾病並非隱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誠的方式——同時也是患者對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儘可能消除或抵制隱喻性思考。然而，要居住在由陰森恐怖的隱喻構成道道風景的疾病王國而不蒙受隱喻之偏見，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寫作此文，是為了揭示這些隱喻，並藉此擺脫這些隱喻。

2、任何一種被作為神秘之物加以對待並確實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

兩種疾病一直以來都引人注目地同樣為隱喻修飾物所複雜化，這就是結核病和癌症。

結核病在十九世紀所激發出來的和癌症在當今所激發出來的那些幻象，是對一個醫學假定自己能夠包治百病的時代裡出現的一種被認為難以治癒、神秘莫測的疾病——即一種人們缺乏瞭解的疾病——的反應。這樣一種疾病，名副其實地是神秘的。只要這種疾病的病因沒有被弄清，只要醫生的治療終歸無效，結核病就被認為是對生命的偷偷摸摸、毫不留情的盜劫。現在，輪到癌症來成為這種不通報一聲就潛入身體的疾病，充當那種被認為是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的疾病角色——它將一直充當這個角色，直到有一天，像當初的結核病一樣，其病因被查明，其治療方法變得有效。

儘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於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經是結核病，現在是癌症）本身喚起的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任何一種被作為神秘之物加以對待並確實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因此，數量驚人的癌症患者發現他們的親戚朋友在迴避自己，而自己的家人則把自己當作消毒的對象，倒好像癌症和結核病一樣是傳染病。

與患有一種被認為是神秘的惡疾的人打交道，那感覺簡直就像是一種過錯；或者更糟，是對禁忌的冒犯。光是這些疾病的名稱就似乎具有一種魔力。在司湯達《阿爾芒斯》（一八二七）中，男主人公的母親拒絕說“結核病”，因為她擔心一旦說出這個詞，兒子的病情就會迅速惡化。卡爾·梅寧格也發現（見其《活力平衡》）“單是‘癌症’這個字眼兒，據說就能殺死那些此前一直為惡疾所苦、卻尚未被它（立刻）壓垮的病人”。他作出這番評論，是為了支持在當代醫學和精神病學中大行其道的那些具有反智色彩的虔信態度以及廉價的憐憫。

“患者之所以找我們，是因為他們遭受疾病之苦，感到灰心喪氣而又無能為力。”他接著說，“他們不想被貼上那種使人身敗名裂的標籤，他們當然有這個權利。”梅寧格醫生建議醫生們不妨丟開“名稱”和“標籤”（“我們的作用是幫助這些病人，而不是加重他們的痛苦。”）——而這實際上可能強化了疾病的神秘性和醫學的權威性。不是如此這般的命名行為，而是“癌症”這個名稱，讓人感到受了貶抑或身敗名裂。

只要某種特別的疾病被當作邪惡的、不可克服的壞事而不是僅僅被當作疾病來對待，那大多數癌症患者一旦獲悉自己所患之病，就會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頭。解決之道並非是對癌症患者隱瞞實情，而是糾正有關這種疾病的看法，瓦解其神秘性。

僅僅幾十年前，一旦獲悉某人患了結核病，就無異於聽到了他的死刑判決

隱瞞癌症病情的慣例甚至更為牢固。在法國和意大利，醫生們仍堅持這一成規，即向癌症患者家屬通報癌症診斷結果，但對患者本人卻諱莫如深；醫生們認為，除了那些極其明事理、知天命的患者外，其他癌症患者全都承受不了真相（一位頂尖的法國腫瘤專家告訴我，在他的癌症患者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知道自己患的是癌症）。

在美國——部分原因是醫生們擔心因治療失當而招惹官司——如今對患者要坦率得多，但這個國家最大的腫瘤醫院在給門診病人寄常規通知和賬單時，卻不在信封上註明寄信人，其假設的理由是病人可能不想讓家裡人知道自己所患何病。因為一旦患上癌症，就可能被當作一樁醜事，會危及患者的性愛生活、他的晉升機會，甚至他的工作，所以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對自己所患之病即使不是三緘其口，也往往表現得極為謹慎。一九六六年通過的聯邦法律《知情權法案》將“癌症治療”作為不得公之於眾的事項列入排除條款，因為這些事項一旦公之於眾，就可能

對癌症患者撒謊，以及癌症患者自己撒謊，所有這些，都證明在發達工業社會里人們多麼難以正視死亡。既然死亡現在成了一個毫無意義、令人反感的事件，那麼，被普遍認為是死亡同義語的那種疾病當然就被當作某種需要加以遮掩的東西。對癌症患者隱瞞其所患之病的性質的政策，反映出這一信條，即最好不要讓將死之人知道他們將死的消息，所謂好死就是猝死，要是死亡是發生在我們處於無意識狀態或睡眠狀態時，那就最好不過。

然而，當代對死亡的拒斥，並不能解釋人們撒謊的程度，亦不能解釋人們為何希望他人對自己撒謊；它沒有觸及最深處的恐懼。患冠狀動脈血栓症的人有可能要拖上若干年才死於下一次的病情發作，這就如同患癌症的人有可能在短時間內就死於癌症。但沒有人會考慮對心臟病人隱瞞病情：患心臟病沒有什麼丟人的。人們之所以對癌症患者撒謊，不僅因為這種疾病是（或被認為是）死刑判決，還因為它——就這個詞原初的意義而言——令人感到厭惡：對感官來說，它顯得不祥、可惡、令人反感。

3、從隱喻的角度說，肺病是一種靈魂病。作為一種襲擊身體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種身體病。它根本顯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顯示身體不過就是身體罷了。

在結核病和癌症的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對它們的隱喻性使用是交叉的和重疊的。據《牛津英語辭典》，“consumption”（消耗）一詞最早被當作肺結核同義詞使用的時間，可追溯到一三九八年（特里維薩的約翰說：“當氣血虧損時，隨之而來的便是肺癆和衰弱。”）。不過，對癌症的前現代理解也引發了“消耗”這一觀念。《牛津英語辭典》收錄了癌症的早期修辭性定義，即“任何緩慢地、悄悄地侵蝕、損傷、腐蝕和消耗身體的疾病”（托馬斯·佩內爾於一五二八年寫道：“瘤子是侵吞身體各部分的陰鬱的膿腫。”）。癌症最早的描述性定義把癌症說成是瘤子、疙瘩或者腫塊，而對癌症的命名——來自希臘語的karkinos和拉丁語的cancer，其意都是crab（“蟹”）——據蓋倫說，靈感來自腫瘤暴露在外的腫大血管與蟹爪酷似，而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因為轉移性疾病的活動狀態類似於蟹的爬行或移動。但詞源學顯示，結核病也曾一度被視為一種不正常的突起：結核病這個詞——來自拉丁語的tūberculum，為tūber，bump，swelling的小詞——意思是指病態腫脹、腫塊、突起或瘤子。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創立細胞病理學的魯道夫·菲爾紹認為結核是瘤子。

因而，從古代末期一直到不久以前，結核病——從類型上說——就是癌症。像結核病一樣，癌症也被描述為身體被消耗的過程。直到細胞病理學創立後，才出現關於這兩種疾病的現代定義。只有藉助顯微鏡，才可能掌握癌症的區別性特徵，知道它是一種細胞活動，並不一定顯現為外部的或甚至明顯的腫塊（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白血病一直未被當作癌症）。直到一八八二年之後，即結核病被發現是一種細菌感染之後，才可能把癌症從結核病中區分開來。醫學思維的這些進展，使有關這兩種疾病的那些主要隱喻真正區別開來，大部分還形成了對照。至此，有關癌症的現代幻象才得以開始形成——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這一有關癌症的幻象陸續承繼了當初為結核病幻象所戲劇化了的大部分問題，但看待這兩種疾病及其症狀的方式卻非常不同，差不多是對立的。

結核病被視為某個器官的病，即肺部的病，而癌症卻被視為一種能夠出現在任何一個器官的病，其發病的範圍可以是全身。

結核病被視為症狀對比極為突出的病：蒼白與潮紅，一會兒亢奮，一會兒疲乏。該病的陣發性過程可從咳嗽這個被認為是結核病的典型症狀中看出來。患者痛苦地咳完後，又疲乏地回覆到原來的狀態，緩過氣來，正常呼吸；然後，又咳開了。癌症卻是一種增生性的疾病（有時能看得見，但更典型地是潛伏在體內），是那種反常的、最終導致死亡的增生，一種可被測量到的持續而平穩的增生。儘管有時候腫瘤的增長可以被遏制（緩解），但癌症並不帶來那種據認為是結核病特徵的矛盾行為的對比——亢奮的舉止、熱情的順從。結核病人只是有時會顯得蒼白，但癌症患者的蒼白卻始終不變。

結核病使身體變得“透明”。作為標準的診斷手段，X光使人能看到自己的身體內部，通常是第一次看到——身體對自己變得透明瞭。很早以來，結核病就一直被認為有大量的可見症狀（逐漸消瘦、咳嗽、疲乏、發燒），也可能會戲劇性地突然顯現出來（手帕上的血），但對癌症來說，頗為典型的是，主要的症狀都被認為是不可見的——直到癌症晚期，症狀才顯露出來，而這時一切都為時已晚。癌症這種疾病通常是偶然間發現的，或是在例行的身體檢查中被查出來的，它可以在不顯示任何可見症狀的情況下就已發展到很嚴重的程度。人們只好把這個不透明的身體帶到專家那兒，看看裡面是否藏有癌瘤。患者所不能肯定的事，專家可以通過對從患者身體組織切下的切片進行分析來確定。結核病患者可以看到他們自己的X光片，或者甚至自己保存它們：《魔山》中那個療養院裡的患者們將他們的X光片揣在胸前的口袋裡，帶著四處走動。癌症患者則看不到他們的切片檢查結果。

結核病曾經——至今也仍然——被認為能帶來情緒高漲、胃口大增、性慾旺盛。在《魔山》中，對結核病患者進行食物療法的一部分，是安排第二頓早餐，而患者們吃得津津有味。癌症卻被認為嚴重削弱了患者的活力，使他變得食慾不振，或者毫無食慾。結核病被想象成能夠催發性欲，並且能產生一種超凡的誘惑力。癌症卻被認為是減退性慾的。結核病有這樣的特點，即它的許多症狀都是假象——例如表現出來的活力不過來自虛弱，臉上的潮紅看起來像是健康的標誌，其實來自發燒，而活力的突然高漲可能只是死亡的前兆（能量的這種噴湧總的說來是自毀的，而且也是毀人的：想想多克·霍利迪這個老西部傳說吧，那個患結核病的槍手因疾病的痛苦折磨而失去了道德約束）。癌症的症狀卻非假象。

結核病是分解性的，發熱性的和流失性的；它是一種體液病——身體變成痰、黏液、唾沫，直至最終變成血，同時也是一種氣體病，是一種需要更新鮮空氣的病。癌症卻是蛻化性的，身體組織蛻變成硬物。艾麗絲·詹姆斯一八九二年死於癌症，在前一年所寫的日記裡，她談到了“我乳房裡的這種邪惡的花崗岩般的物質”。

結核病是一種時間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脫俗。在英語和法語中，描繪肺疹時，都有“疾跑（gallop)的說法。癌症與其說與節奏有關，還不如說是分階段的:它(最終)是“有終點的”。癌症緩慢地、神不知鬼不覺地活動著:訃告中的標準委婉用語是說某人“久病不愈，磕然長逝”。對癌症特徵的每一種描繪，都談到它是緩慢的，因而它最初是被當作隱喻使用的。韋克利夫在一三八二年寫道(自譯《新約全書·提摩太後書》第2章第17節中一段話的譯文):“他們的話如同癌瘤一樣擴散。”

在癌症的早期修辭性使用中，癌證被當作“懶散”或“懶惰”的隱喻。從隱喻上看，癌症這種疾病與其說是時間的病，還不如說是空間的病或病狀。它的主要隱喻暗示著一種地形學(癌瘤“擴散”或者“增生”，或“散佈、腫瘤通過外科手術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懼的後果，除死亡外，是對身體某個部分進行摘除或切除。 結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種貧困的、匾乏的病—單薄的衣衫，消瘦的身體，冷醃濺的房間，惡劣的衛生條件，糟糕的食物。這種貧窮景象，可能並不像《波希米亞人》中咪咪的閣樓那樣真實;《茶花女》中的結核病人瑪格麗特·戈蒂埃生活在奢華中，但其內心卻感到無家可歸。

與此形成對照，癌症是中產階級生活導致的病，一種與富裕、奢華相聯繫的病。富裕國家的癌症患病舉是最高的，而癌症的高發率似乎被部分歸因為富含脂肪和蛋冶質的飲食，以及工業經濟(它創造了富裕)所產生的有害氣體。結核病的治療要應對的是食慾增加，而癌症的治療卻要應對食慾不振和缺乏食慾。營養不良者大量進食—唉，卻不見效果。而營養過剩者卻不能進食。 改變環境，被認為有助於結核病人的治療，病人甚至能因此康復。

有一種觀點認為，結核病是一種溼病，是在潮溼昏暗的城市裡產生的病。身體內部變得潮溼(“肺裡有溼氣”是一種常用的說法)，必須弄乾。醫生們建議病人去那些地勢高、空氣乾燥的地方—大山、沙漠。但對癌症患者來說，即使改變環境，也被認為毫無助益。戰鬥發生在一個人身體內部。越來越多的人認定，或許，環境中存在著某種致癌的東西。一旦患上癌症，患者就不可能通過遷到更好的(這就是說，不那麼有致癌性的)環境來逆轉癌症病情或治癒癌症。 結核病被認為相對來說不那麼痛苦。癌症卻一律被認為是苦不堪言的。

結核病被認為提供了一種從容的死法，而癌症卻被認為提供了一種駭人的痛楚的死法。一百多年來，人們一直樂於用結核病來賦予死亡以意義—它被認為是一種有啟迪作用的、優雅的病。

十九世紀文學中充滿了對結核病患者的那種幾乎不顯示任何症狀、不使人覺得恐怖的、極樂世界般的死的描寫，尤其是那些死於結核病的年輕人，例如《湯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小愛娃、《董貝父子》中董貝的兒子保羅以及《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的斯邁克，而狄更斯則把結核病描繪為一種使死亡變得“優雅”的“令人肅然起敬的疾病”: “就其更大的方面而言……心靈與肉體的這種搏鬥如此一步步展開，如此平靜，如此莊嚴，而其結局又是如此確定無疑，以致肉體部分一天天、一點點地耗費、凋零，而精神卻因身體負擔的變輕而越發變得輕盈、欣悅……” 請對比一下結核病人崇高的、平靜的死與托馬斯·沃爾夫《時間與河流》中尤金·岡特的父親以及伯格曼的電影《哭泣與耳語》中的妹妹這些癌症患者的卑賤、痛苦的死。當描繪垂死的結核病人時，就把他們塑造得更美麗、更真誠，而當刻畫垂死的癌症患者時，就盡數剝奪了他們自我超越的能力，讓他們被恐懼和痛苦弄得毫無尊嚴。 這些對比，取自有關這兩種疾病的流行神話。

當然，許多結核病人死得非常痛苦，而許多癌症患者直到生命終結也很少感到或幾乎沒有感到痛苦，患結核病和癌症的人中既有窮人也有富人，而且也不見得每一個患結核病的人都咳嗽。然而，這種神話卻仍然流行。這並不只是因為肺結核是最常見的結核病，人們因此就把結核病想象為某一器官的病，與癌症不同。而是因為有關結核病的神話並不適合腦、喉、腎、脊椎以及其他一些部位，儘管結核桿菌同樣能分佈在這些部位，但它卻特別適合那種與肺部有關的關於結核病的傳統想象(呼吸、活力)。

肺部是位於身體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結核病獲得被斌予這個部位的那些品質時，癌症卻在攻擊身體的一些令人羞於啟齒的部位(結腸、膀耽、直腸、**、子宮頸、前列腺、睪丸)。身體裡有一個腫瘤，這通常會喚起一種羞愧感，然而就身體器官的等級而言，肺癌比起直腸癌來就不那麼讓人感到羞愧了。現在，一種非腫瘤形式的癌症出現在商業電影裡，取代了結核病曾經包攬的那個角色，成了奪去年輕人生命的羅曼蒂克的病，裡克·希格爾《愛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死於胃癌或乳腺癌，而是死於白血病—對這種“白色的”或類似結核病的疾病，外科手術對它無能為力)。

從隱喻的角度說，肺病是一種靈魂病。作為一種襲擊身體任何部位的疾病，癌症是一種身體病。它根本顯示不出任何精神性，而是令人痛惜地顯示身體不過就是身體罷了。 這些幻象之所以盛行，是因為結核病和癌症不只是被當作了通常具有(或曾經具有)致命性的疾病。它們被等同於死亡本身。在《尼古拉斯·尼克爾貝》中，狄更斯把結核病稱作“死亡與生命如此奇特地融合在一起的疾病，以致死亡獲得了生命的光亮與色澤，而生命則染上了死亡的憂鬱和恐怖;藥石於它無能為力，財富也奈何不了它，而貧窮誇口說能倖免於它……” 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致馬克斯·勃羅德的信中說，他已“逐漸認識到結核病……並不是一種特別的病，或者不是一種應該享有一個特殊名稱的病，而不過是強勁的死亡細菌……”。癌症引起類似的思考。

格奧爾格·格羅德克在《它之書)(一九二三)一書中就癌症提出的非同一般的看法，預示了威爾海姆·賴希後來的觀點。格羅德克寫道: 就癌症提出的所有那些理論中，其中只有一種在我看來經歷了時間的檢驗，這就是癌症經歷數個確定的階段後導致死亡。我的意思是說，癌症是致命的。從這裡你們會得出結論說，我對是否會出現新的治療癌症的方法不抱指望……〔只〕看到了許多所謂的癌症病例…… 儘管在癌症治療方面已取得進展，但許多人仍堅持格羅德克所認定的那個等式:癌症=死亡。不過，圍繞結核病和癌症的那些隱喻暴露出了這種觀念是怎樣從十九世紀(結核病是這個時期最普遍的死因)向二十世紀（癌症是這個時期最恐怖的疾病)演化的。浪漫派以一種新的方式通過結核病導致的死亡來賦予死亡以道德色彩，認為這樣的死消解了粗俗的肉身，使人格變得空靈，使人大徹大悟。

通過有關結核病的幻象，同樣也可以美化死亡。患結核病的梭羅於一八五二年寫道:“死亡與疾病常常是美麗的，如……癆病產生的熱暈。’，沒有人以思考結核病的方式來思考癌症—把它想象成一種裹著一層光輝的、通常具有抒情詩色彩的死亡。對詩歌來說，癌症是一個罕見的，至今仍令人感到不體面的題材;要美化這種疾病，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4、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們的疾病

有關結核病的神話與有關癌症的神話之間，最驚人的相似之處是，它們都被或曾被理解為熱情病。結核病的發燒是身體內部燃燒的標誌:結核病人是一個被熱情“消耗”的人，熱情銷蝕了他的身體。遠在浪漫派運動出現前，由結核病生髮出來的那些描繪愛情的隱喻—--“病態”之愛的意象，“耗人”的熱情的意象—--就已經被使用。從浪漫派開始，該意象被倒轉過來了，結核病被想象成愛情病的一種變體。與範尼·布勞恩徹底分手後，濟慈在一八二O年十一月一日寄自那不勒斯的一封傷心欲絕的信中寫道:“即使萬一我有望從結核病〕康復，這種激情也會致我於死地。”

正如當初結核病被認為是源自太多的熱情，折磨著那些不計後果、耽於情感的人，現在，很多人相信，癌症是一種激情匾乏的病，折磨著那些性壓抑的、剋制的、無衝動的、無力發洩火氣的人。這些看起來似乎彼此對立的診斷，實際上是同一種觀點的大同小異的翻版(在我看來，它們都同樣為人們所深信不疑)。這是因為對疾病的這兩種心理上的描述全都強調活力的不足或障礙。例如結核病被頌揚成一種熱情病，它同樣被看作是一種壓抑病。紀德的《背德者》中那個情操高尚的男主人公之所以感染結核病與紀德自稱的本人經歷相似)，是因為他壓抑了他真正的自然的性，當米歇爾接受了“活力”時，他便康復了。根據這一故事情節，米歇爾在今天大概就得患癌症了。 正如癌症在今天被想象成壓抑帶來的報應，結核病也曾被解釋成失意帶來的惡果。

今天有些人相信所謂自由的性生活是預防癌症的良藥，這就像從前，人們基於幾乎相同的推理，常常給結核病人開出性生活的藥方。在《鴿翼》中，米莉·希爾的醫生建議她戀愛，作為治療她的結核病的一種方法;而當她發現她的三心二意的追求者默頓·鄧歇爾與她的朋友凱克羅伊私訂終身時，她就一命嗚呼了。濟慈在一八二O年十一月的一封信中痛苦地寫道:“我本該在生病前就擁有她，我親愛的布勞恩，我本該保持健康。”

依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大概存在著某種熱情似火的情感，它引發了結核病的發作，又在結核病的發作中發洩自己。但這些激情必定是受挫的激情，這些希望必定是被毀的希望。此外，這種激情，儘管通常表現為愛情，但也可能是一種政治或道德的激情。在屠格涅夫的小說《前夜》的結尾部分，主人公英薩羅夫，那個流亡的保加利亞**者，意識到他不能重返保加利亞。在威尼斯一家旅店裡，他因思念和沮喪而變得病怏怏的，染上了結核病，隨後就客死他鄉了。 依據有關癌症的神話，通常是對情感的持續不斷的壓抑才導致了癌症。在這種幻象較早的，比較樂觀的形式中，那種遭壓抑的情感是性方面的情感;現在，出現了一種令人注目的轉換，對狂暴情感的壓抑被想象成癌症的誘因。使英薩羅夫命歸黃泉的那種受挫的激情是理想主義。而那種人們認為若不排解掉就勢必使他們患上癌症的激情，卻是肝火。當今不再可能出現英薩羅夫這類人了。

取而代之的是諸如諾爾曼·梅勒之流的談癌色變的人，他最近自辯道，要是他不捅上妻子一刀(和發洩“滿腔的怒火”)，那他自己興許已經患上了癌症，“興許在數年裡就一命嗚呼了”。這種幻象與當初附著於結核病的那種幻象屬同一版本，只是更噁心一點罷了。 當今把癌症與受壓抑的激情聯繫在一起的那種幻象，大多來自海姆賴希，他把癌症定義為

作為一個活生生的人，弗洛伊德不得不放棄一些東西。步入中年後，他不得不放棄他的個人快感，他的個人快樂……如果我關於癌症的看法是正確的話，那麼，你只要放棄，你只要消沉—然後，你就會萎縮。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凡·伊里奇之死》經常被引述為癌症與性格消沉之間關係的個案史。但格羅德克把這一理論運用到結核病，把結核病定義為“對寂滅的渴念。慾望必須寂滅，隨後寂滅的是體現在呼吸這個動作中的性愛的進進出出和起起伏伏。肺部隨慾望一起寂滅……身體寂滅…… 正如當今有關癌症的描述所做的那樣，十九世紀關於結核病的典型描述全都把消沉作為這種疾病的病因。這些描述也顯示出，隨著這種疾病加重，一個人如何變得消沉—--咪咪和卡米爾因否棄自己的愛，被消沉擊倒了，死去了。

羅伯特·路易斯蒂文森在一八七四年寫的自傳性隨筆《註定的南方》中描繪了結核病人“從生命的熱情中恬退隱忍出來”的那些階段，而據其他人的小說作品中長篇累犢的描繪，明顯的消沉正是結核病人迅速衰竭的典型症候。在《湯姆叔叔的小屋》中，小愛娃死得異乎尋常地平靜，她在死前幾個星期對自已的父參說:’’我的力量在一天天喪失，我知道我要走了。”在《鴿翼》中，我們得知米莉·希爾死時的情形，“她把臉轉向牆那一邊，結核病被再現成一種典型的順從的死。它常常是一種自殺。在喬伊斯的小說《死者》中，在格莉塔·康羅伊動身前往修道院的前夜，邁克爾·富里淋著雨，站在她的花園裡;她懇求他回家去;“他說他不想活了”，一週後，他就死了。

結核病人可能被描繪得富於激情，然而，更典型的描繪是，他們在活力、生命力方面有所欠缺(正如這一幻象的當代升級版本所表現的那樣，易患癌症的人是那些情慾欠缺的人，或那些肝火不旺的人)。龔古爾兄弟這一對著名的不為感情所動的觀察家正是這樣解釋他們的朋友莫格(《波希米亞生活場景》的作者)所患的結核病的:他死於“缺乏活力，那種使他能夠承受疾病磨難的活力”。正如格莉塔·康羅伊向她的“健壯、魁梧”、陽剛、突然產生醋意的丈夫描繪邁克爾·富里時，說他“很文質彬彬”。

結核病被頌揚成那些天生的不幸者的疾病，是那些敏感、消極、對生活缺乏熱望以致不能生存下去的人們的疾病(拉菲爾前派藝術中那些心懷憧憬但神墉氣倦的美女形象所暗示的東西，在愛德華·蒙克所描繪的那些消瘦、兩眼無神、患結核病的女孩子形象中變得清晰起來)。對結核病導致的死亡的通常描繪，側重於情感的完美昇華，而患結核病的交際花這一形象的反覆出現，暗示著結核病也被認為是一種能使患者變得性感起來的病。

像所有真正成功的隱喻一樣，核病的隱喻非常豐富，足以運用到兩種彼此衝突的情景中。一方面，它描繪某個人(如一個孩子)的死，說他死得太“美好”了，全無性的色彩:這是對那種天使般一塵不染的心理學的肯定。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描繪性方面情感的方式—為放蕩開脫責任，把它歸咎為一種客觀的、生理的頹廢或渙散狀態。結核病既帶來“精神麻痺”(羅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斯語)，又帶來更高尚情感的充盈，既是一種描繪感官享受、張揚情慾的方式，同時又是一種描繪壓抑、宣揚升華的方式。尤其是，它肯定了下列做法的重要性，即意識上更敏感，心理上更復雜。健康反倒變得平庸，甚至粗俗了。

5、以“浪漫的情感爆發”為人所知的眾多文學態度與色情態度都源自結核病及其隱喻變體。

似乎在十九世紀中葉，結核病就與羅曼蒂克聯繫在一起了。哥爾德斯密斯認定有關結核病的神話已經廣為傳播—結核病似乎是一種反痛風病。對勢利者、暴發戶和往上爬的人來說，結核病是文雅、精緻和敏感的標誌。十八世紀發生的新的社會流動和地理流動，使財富和地位不再與生俱來的東西，而是必須有待確認的東西。確認的方式，是憑藉有關服裝的新觀念(“時髦”)和對待疾病的新態度。服裝(身體的外部裝飾)和疾病(身體的一種內在裝飾)雙雙變成比喻，來喻示對待自我的新態度。

雪萊一八二O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濟慈的信，是一個結核病人對另一個結核病人的安慰，信中稱他獲悉“你還是帶著那副肺病人的病容”。這還不僅僅是詞語轉換。肺癆被理解為一種明顯的風度，而這種外表成了十九世紀禮儀的標誌。胃口好成了粗魯的表現;而看上去病怏怏則成了榮耀。“肖邦患結核病之咐，正逢健康不再時髦之際。”卡米爾·聖桑一九一三年寫道.蒼白和消瘦則時興起來……貝爾吉奧約索公主殿下沿林**步……臉色像死人一樣慘白。”聖桑把藝術家肖邦與那個時代出名的“奪魂婦人”(femme fatale)聯繫起來考慮，是有道理激，正是這位公主的諸多努力，才使疹病流行開來。

結核病影晌下的關於身體的觀念，賦予貴族的外貌一種新的模式—--恰逢貴族已不再是一種力量，而主要以一種形象開始出現之時（富無盡頭。瘦無止境。”溫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說)。的確，把結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種頗有現代特色的做法的第一個廣為流傳的範例。一旦結核病相被認為是優越、教養的標誌，那它勢必就被認為有吸引力。“我咳個不停!”二十四歲就香銷玉損的馬利亞·巴什克採夫發表的一度廣為傳誦的遺作《日記》中寫道，“但奇妙的是，它不僅沒有使我變得難看，反倒給我增添了一種相稱的柔美氣質。”曾經作為貴族“奪魂婦人”和有抱負的年輕藝術家的時尚的東西，最終變成了普通人的時髦。十八世紀後期和十九世紀早期所形成的那些與結核病浪漫化息息相關的隱喻，在二十世紀婦女的那種時髦(對瘦的崇拜)中，找到了得以棲身的最後堡壘。

以“浪漫的情感爆發”為人所知的眾多文學態度與色情態度都源自結核病及其隱喻變體。

有人可能會不無道理地提出，對結核病的浪漫化只不過是這種疾病的文學轉化而已，而在該疾病四處肆虐的時代，它很可能被認為是討厭的，誠如今日之癌症。當然，十九世紀的人誰都知道結核病人呼出的氣息有臭味(龔古爾兄弟描述他們探望奄奄一息的莫格時，注意到“床上的腐肉發出的氣味”)。不過，所有的證據都顯示，對結核病的崇拜，並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詩人和歌劇作者的發明，而是一種廣為流傳的態度，事實上，(年紀輕就)死手結核病的人被認為是具有浪漫氣質的人。有人或許會提出，這種可怕疾病的現實情形與那些重要的新思想不相稱，尤其是關於個性的新思想。

然而，有關個性病的觀點，是與結核病一道被提出來的，一起被提出的還有這種觀點，即只有當人遭遇到死亡時，才會變得更敏感，此外，從圍繞在結核病周圍的那些意象中，人們還可以看到有關個性的現代觀點的浮現，這種現代個性觀點在二十世紀獲得了一種更有侵犯性、而不是自戀性的形式。生病是使人變得“有趣”的一種方式—這正是“浪漫”一詞最初的定義(史萊格爾在一七九八年《論希臘詩歌》一文中，把“趣味性”當作現代—即浪漫一詩歌的理想)。

諾瓦利斯在一七九九年到一八00年間所寫的那些片斷中，有一則雲:“健康的理想，只是在科學上才令人感興趣而已。”真正有趣的是疾病，“它是個性化的一個方面“尼采在《權力意志》岌箕他二西著作中賦予返種觀點—病人如何如何有趣———以最大膽也最暖昧的表述，儘管他幾乎沒有提到某種具體的疾病，但他關於個體贏弱和文化衰竭或頹廢的那些著名論斷，還是融入了眾多有關結核病的陳詞濫調，並擴充了這些陳詞濫調。

浪漫主義對待死亡的那種態度，斷言疾病能使人變得有個性，變得更有趣。“我看上去病了，”拜侖說，望著鏡中的自己，“我寧願死於結核病。”“為何這麼說?”他的一位朋友于一八一零年十月間到雅典拜訪他時問道。拜倫答曰:“因為女士們全都會說:‘看看可憐的拜倫吧，他彌留之際顯得多有趣啊。”’也許浪漫派帶給感受力的主要禮物不是殘酷的美學以及疾病之美(如馬里奧·普拉茨在他著名的著作中暗示的那樣)，甚至不是對不受約束的個人自由的需求，而是那種關於“有趣”的虛無而感傷的觀點。

悲傷使人變得“有趣”。優雅和敏感的標誌是悲傷。這就是說，是無力。在司湯達《阿爾芒斯》中，那位焦慮不安的母親從醫生那兒確切地知道了奧克塔夫患的根本不是結核病，而是“他那種年齡和身份的年輕人常有的不滿現狀、憤世嫉俗的憂鬱”。悲傷和結核病成了同義詞。瑞士作家、結核病患者亨利·阿米爾一八五二年在其《秘密日記》中寫道:灰雲低垂，邊緣處是稀薄的皺褶，遠山上輕靄如縷;大自然失去了希望，落葉飄零四處，像是年輕一代在無法治癒的悲傷中潛然而下的失落的淚影……只有冷杉才生機勃勃、綠意盎然，在這充滿全宇宙的結核病氣氛中榮榮孑立。

然而，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受到這種悲傷，或者，言下之意是，只有生性敏感的人才能感染上結核病。在關於憂鬱的古代思想的漫長曆史中，有關結核病的神話構成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章—--根據四體液說，結核病是藝術家的病。憂鬱人物—--或結核病患者—--是卓然而立的人物:他敏感，有創造力，形單影隻。儘管結核病可能使濟慈和雪萊飽受折磨，但雪萊安慰濟慈說，“結核病是一種偏愛像你一樣妙筆生花的人的病……”把結核病與創造性聯繫起來的這種陳見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十九世紀末的一位批評家把文學藝術在當時的衰落歸因於結核病的逐漸消失。

在二十世紀，以前附著於結核病的那一大堆隱喻和態度分裂開來了，被分派給了兩種疾病。結核病的一些特點被賦予了精神錯亂:精神錯亂患者被看作是一個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熱而不計後果，是一個太過敏感以致不能承受這個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滿恐懼的人。結核病的另一些特點則被賦予了癌症—這裡所說的是“肝火”，它可不那麼容易被羅曼蒂克化。

不是結核病，而是精神錯亂，成了當今我們有關自我超越的那種世俗神話的表達。對疾病的羅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識;以前是結核病充當著這一角色;現在輪到精神錯亂了，據認為，它能把人的意識帶入一種陣發性的悟徹狀態中。把瘋狂浪漫化，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當代對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謂率性而為的)行為(發洩)的膜拜，對激情的膜拜，而對激情的壓抑，當初被認為是結核病的誘因，現在又被認為是癌症的誘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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