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歌君按
播州之役（張延昭油畫作品）
播州之役，是明朝萬曆三大徵中的最後一徵，戰爭從萬曆二十年楊應龍受到勘察第一次與明軍發生正面衝突開始直到萬曆二十八年被平定，前後一共持續了八年之久，人力物力財力耗費之多，是為三大徵之首。在楊應龍與朝廷博弈的終極棋局播州之役中，西南地區戰火連天，屍橫遍野；明朝平定叛亂，元氣大傷；楊應龍剉屍傳首，魂歸海龍屯；對於播州之役，長歌君認為明朝之所以能夠打贏播州之役，與明朝火器在軍事上的使用密切相關。
長歌君引
一、楊應龍與朝廷博弈：從和睦相處到兵戈相向
明代播州宣慰司管轄範圍
明朝時期的播州，相當於今天的貴州省遵義市。明朝稱播州宣慰司，隸屬四川。
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田、張、袁、盧、譚、羅、吳七姓，世為目把。
明朝隆慶六年，楊應龍承襲職位為四川播州世襲土司，楊氏地方政權的第二十九代統治者，史稱其“生而雄猜，尤阻兵嗜殺”，即多疑猜忌，且喜歡殺戮打仗。
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亦皆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劫掠……張時照等復詣奏闕下，繼光用兵之議遂決。
《海龍屯》紀錄片中楊應龍劇照
從楊應龍襲職以來，播州內部並不太平。楊應龍因寵愛小妾田氏聽信讒言將嫡妻張氏逐出繼而殺害張氏及其家人，治下“張”姓不堪楊應龍的殘暴統治，嫡妻叔叔張時照與其所部何恩、宋世臣上疏告其叛亂。由此可見楊應龍與治下的長官司們關係並不融洽。
不僅治下不穩，楊應龍與朝廷的關係也由和睦相處逐漸走向兵戈相向。從其任職到萬曆十六年之前，楊應龍對朝廷不乏貢馬、獻木等朝貢，而且數次應徵，聽命於朝廷並積極順應。
以從徵喇嘛諸番九絲、膩乃、楊柳溝等，多卻敵先登、斬獲無數，先後賜金幣……進大木六十本助工，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
多次應徵與明軍一同對敵，以及自身軍事實力的成長，使得楊應龍開始窺知明軍軍事實力，特別是得知播州近鄰蜀地的蜀軍孱弱，楊應龍開始氣焰囂張，其後種種行為更加有恃無恐。
應龍窺蜀弱……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示龍鳳，擅用閹寺。
面對楊應龍頻繁對周邊土司擅自用兵樹威和僭越行為，朝廷有所察覺，貴州巡撫葉夢熊論楊應龍兇惡諸事亦“疏請發兵剿之”，但蜀地士大夫卻認為應以招撫為主，最初在朝廷寬宥政策的指導下對楊應龍採取會勘。面對朝廷的會勘，楊應龍因還對朝廷有所畏懼、可以為自己開脫免罪以及不對自身實力有所威脅等原因，接受了在蜀地接受勘察，結果是“論（漢）法當斬，請以兩萬金贖”。
《海龍屯》紀錄片中倭兵劇照
正是勘察之時，倭兵入侵朝鮮，楊應龍主動請纓自帶五千兵徵倭，以示報效，然“兵以啟行，尋報罷”，被釋放後的楊應龍並沒有兌現其諾言。朝廷看出了楊應龍“詭言徵倭自贖得脫歸”的詭計，在朝鮮戰事一結束，中央便派“巡撫王繼光至，嚴提勘結，應龍抗不出”。楊應龍公開走上了反抗朝廷的道路。
二、楊應龍與朝廷的對立：從白石口戰役到兵圍海龍屯
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楊應龍和朝廷發生了第一次正面衝突，巡撫王繼光、總兵劉承嗣、參將郭成兵分三路，行軍至白石口。楊應龍用“聲東擊西”之計，以“佯令其黨穆炤等約降”為幌子，自己“因統苗兵據關衝殺”，結果是“都司王之翰軍覆，死傷大半……黔師協剿亦無功。”
明朝萬曆皇帝朱翊鈞
其後在朝廷的寬宥招撫政策下，楊應龍“囚服蒲伏郊迎，縛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以表示對朝廷的積極懺悔行為，最後朝廷勘審結果為“以夷法得論贖，輸四萬金助採木”，並以暫時革職和以次子楊可棟作為贖罪金的人質的條件，得到朝廷的寬宥。由於朝廷當時忙於對付豐臣秀吉對朝鮮發動的第二次侵略，楊應龍再次得到朝廷“寬政”的照顧。可楊應龍因為朝廷的處罰“益怙終不悛”，加上次子不久又在做人質的時候死去，楊應龍不僅沒有繳納贖罪金，而且“擁兵驅千餘僧，招（次子）魂而去”。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起兵反叛明朝。不久，攻陷綦江。
盡殺城中人，投屍蔽江，水為赤。
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朝廷為了平息楊應龍的叛亂，從四川、貴州、雲南、湖廣等省集結24萬大軍，分八路討伐楊應龍，南路軍攻烏江，北路軍攻婁山關，力求會師於楊應龍的老巢——海龍屯。
海龍屯關隘佈局
海龍屯位於今貴州遵義境內的龍巖山上，最高海拔1307米，地勢險要。楊應龍依山而建要塞，前後有鐵柱、水門等關拒敵，又有裡中外三道城牆防禦，易守難攻。明軍到此不禁感嘆“飛鳥騰猿，不能逾者”。加上海龍屯周圍還有望軍、海雲、青蛇等屯，養馬、養雞等城，相互為掎角之勢，如果使用傳統冷兵器，則幾乎難以攻克這一山城防禦體系。播州之役的明軍指揮使李化龍在勘察海龍屯的地形後說“播賊無火器，攻之需用火器。今該鎮帶有硝磺，有火器，便是長技矣。”
長歌君溯
一、明朝火器的使用
明朝火器家族
自唐代發明火藥以後，宋元時期開始製造火器並用于軍事。至明代，火器技術取得長足進步，並大規模裝備軍隊。明代前期的火器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手銃；一類是火炮。手銃為單兵使用，用藥線點火，發射金屬彈丸。火炮構造與手銃類似，但形制及重量要大得多，必須固定在炮臺或炮架上使用。這類火器儘管由於火藥填充不便，必須臨時置放藥線，因此施射速度很慢，但在冷兵器時代，其戰鬥力卻不容小覷。
明朝單兵火器系列
洪武以後，明代的火器儘管有了一些的發展，但變化不大，直到明代中後期西方火繩槍與佛郎機炮傳入中國，明代的火器製造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
明軍火器：火繩槍
火繩槍又稱鳥銃，約在嘉靖年間傳入中國，與傳統的手銃相比，由於加裝了準星、照門等瞄準裝置，並使用預熱的火繩點火，提高了射擊精度和射速。
明軍火器：佛郎機炮
佛郎機炮也是嘉靖年間傳入中國的，與傳統的火炮相比，佛郎機炮安裝了準心、照門等瞄準裝置，並採用母銃銜釦子銃的構造，子銃事先填裝彈藥，輪番使用，大大提高了射擊精度和射擊速度。
明軍火器：紅夷炮與佛郎機炮
明朝後期，一種比佛朗機炮更為先進的紅夷炮引進中國，明代的火器製造再上臺階。
二、明軍裝備的火器
《海龍屯》紀錄片中明軍作戰劇照
由於火器的應用，明朝的軍隊編制和作戰方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根據軍事專家的研究，明朝洪武年間，火器與冷兵器之比是1：9，火銃已成為當時軍隊的基本裝備。至永樂年間，隨著三大營的創立，全國各地衛所駐軍配備的火器比例也在增加，火器與冷兵器之比達到1：3的程度。
神機銃居前，馬隊居後……戰鬥之際，首以銃摧其鋒，繼以騎衝其堅，敵不足畏也。（明成祖朱棣）
影視作品中明軍火器陣型
在作戰中，明軍十分重視火器與傳統冷兵器的結合運用，改變了傳統的以步兵和騎兵為主的野戰方式，並首創了在野戰中火銃的輪替排射戰術，明成祖朱棣還總結了火炮兵與步騎兵協同作戰的原則。
明軍裝藥圖
但是由於製作費用昂貴，明軍對火器的配備並非均等的，而是根據戰略需要分配的，明軍主要有兩大系統裝備的火器：一是戍守京城的三大營，即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二是用於國防軍，如洪武年間，除各地衛所配備鳥銃和火炮外，在西南民族地區駐軍也廣泛配備此類火器。
長歌君探
一、播州之役楊應龍土兵與明軍兵器之對比
中國古代冷兵器家族，楊應龍土兵使用的主流武器
與明軍裝備逐漸火器化相對比，同期播州土司楊應龍土兵依然以冷兵器為主，常見的兵器如梭鏢、短刀、弩箭等。
明代西南，民風彪悍
南之蠻夷，其性彪悍狠怒，樂為盜賊，而勢不能堅。惟用標槍、旁牌、飛刀、環刀、木弩以為兵器。
播州土司楊應龍土兵所用箭矢往往敷有毒藥，極具殺傷力。梭鏢、飛刀、弩箭等冷兵器以短小輕便為主，目的在於適合山地作戰。除了短小輕便的冷兵器，楊應龍守城武器也只有滾木、檑石等常規武器。在與明軍的大規模交戰中，播州土司楊應龍的土兵依然以使用冷兵器為主。
明軍火器：鳥銃
與播州土司楊應龍的土兵使用的武器相比，明軍的武器無疑先進得多，根據李化龍的記載，明軍在播州之役中使用的火器包括滅虜炮、佛郎機、鳥銃、銅發貢、百子銃、三眼銃、火箭、噴筒、火煉、火球、火磚、西瓜炮等，種類繁多。尤其是滅虜炮、佛郎機、筒發貢等都屬於比較先進的火器。
明軍火器：三眼銃
另據日本學者久芳崇《16世紀末日式鐵炮嚮明朝的傳播》一文的研究，明軍曾在援助朝鮮抵抗豐成秀吉的侵略戰爭中繳獲過一批鐵炮並俘虜了一批日本炮兵，並將其投入到播州之役中。在李化龍所著的《平播全書》中，確有關於“日本降夷”的記載，證明日本學者此說的可靠，明軍在與楊應龍土兵作戰中在武器方面無疑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二、火器在播州之役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海龍屯》紀錄片中明軍攻城劇照
播州之役從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春開始，明軍藉助火器的優勢，連戰連捷，並最終取得勝利。3月27日，明軍攻崖門關，前有閔山屯，土兵聚眾防守“標矢如雨”，明軍“銃、炮大震，火器盈山”，土兵把守不住，敗退回關。29日，明軍乘勝追擊抵達崖關，“銃、炮震天”一舉攻克。同日，明軍用“火炮、鳥銃一齊攻打”奪取婁山關隘。30日，明軍乘勢攻打永安莊，“用銃、炮敵打，又乘勝追至石筍屯”，土兵潰逃。4月18日，明軍用火器連克龍爪屯、養馬城、鐵柱關三處。用筒發貢、百子銃、火箭、火磚、噴筒等火器一起攻打，再克保子、長坎、青蛇等屯。
明軍火器：滅虜炮（複製圖）
5月，明軍直逼海龍屯外，“用銃、炮衝打，攻破酋之鐵柱、飛龍貳關”，6月5日，明軍發動總攻，先以銃、炮齊打，攻克頭道土城，再以“火磚、火箭、槍炮、鳥銃霹靂齊發”攻克二道石城。楊應龍率領土兵退回三道石城。其後楊應龍組織三次突圍，均被明軍“用佛郎機、百子銃、鳥銃等直對城門齊打，賊傷退回”，楊應龍技窮力竭，自縊身亡，播州之役以明軍的勝利結束。
明軍火器：子母銃
從整個播州之役戰爭過程看，明軍之所以取得最終勝利，火器扮演了關鍵角色，火器的優勢起到決定性的作用。戰爭結束不久，播州被改土歸流一分為二，北部設遵義府，南部設平越府，由流官管轄，播州土司制度至此終結。
長歌君觀
夕陽下的海龍囤遺址
明朝萬曆三大徵中最後一役播州之役的勝利，朝廷是以強大的武力作為後盾，尤其是火器的使用尤為關鍵，功不可沒，是戰爭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
1.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Z]北京：中華書局，1977.
2. 張廷玉等，明史[Z]北京：中華書局，1980.
3.張文，火器應用與明清時期西南地區改土歸流[J]民族研究，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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