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醫學仍然充滿不確定性，沒有先例可資借鑑的情況尤甚。”這是1月30日美國一位研究緊急衛生事件的專家，撰文總結美國疫情史時提醒不要忘記的“不朽箴言”。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近日評價說，中國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采取的很多措施遠超應對突發事件的相關要求，為各國防疫工作設立了新標杆。但在這場攻堅戰中，我們的教訓也是深刻的，暴露出的問題很多。回顧過去可以發現，雖然全球公共衛生事業進步巨大，應對突發事件的機制不斷完善，相比病毒慢上一拍的情況依然明顯。
消滅“寨卡”，巴西這樣“總動員”
“寨卡病毒疫情不再是國際緊急事件，但威脅仍在。”2016年11月18日，世衛組織宣佈寨卡病毒疫情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此時，距世衛組織將這場疫情列為“PHEIC”已過去9個多月，而巴西本國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直到次年5月才結束。
源於非洲的寨卡病毒於2015年上半年在巴西出現，最初由於感染者只是出現頭痛腦熱等輕微症狀，有巴西衛生官員表示不需要擔心，“它只是一種溫和的疾病”。但在2015年10月之後，巴西迅速出現近4000個疑似小頭畸形病例，11月，巴西政府宣佈全國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到2016年1月，全球約有150萬人感染寨卡病毒，而巴西佔了99.9%。
形勢嚴峻，巴西從滅蚊、公共衛生服務、國際合作、國際公關等多方面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行動。2016年2月1日，即世衛組織將這場疫情列為“PHEIC”。當天，時任巴西總統羅塞夫召集各部門負責人商討對策，並通過電視臺和廣播電臺播出講話。羅塞夫稱，“蚊子不可能比整個國家還要大”，呼籲全國共同抗擊病毒蔓延，消滅傳播媒介埃及伊蚊。
巴西傳染病學會專家埃利安娜·比庫多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切斷傳染源是應對疫情最重要、最關鍵的一步，民眾需要了解該怎麼做才能保護自己。“寨卡病毒通過蚊子傳播，及時宣傳如何滅蚊，對抗擊病毒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為消滅傳染源，巴西開啟從上到下的“總動員”模式。2016年2月13日，羅塞夫發起一場“挨家挨戶”式的“滅蚊戰爭”，誓言不讓蚊子危及當年要舉辦的里約熱內盧奧運會，將“零寨卡”列為優先事項。當天，22萬名士兵在巴西全國開展行動，挨家挨戶敲門，向居民發放滅蚊防疫宣傳單。多名政府高官與部隊一起，前往主要城市參與行動。
此外，巴西政府建立疫情上報機制，要求地方政府及時上報最新疫情，並向感染寨卡的貧困孕婦免費發放驅蚊藥物。巴衛生部還宣佈，政府將投入12.7億雷亞爾(約合3.14億美元)。2016年5月，衛生部創建專家網絡“Renezika”，整合管理人員、研究人員和民間團體。7月，巴政府撥款6500萬雷亞爾(約合1520萬美元)用於研究寨卡病毒。
由於傳染源明確，後續措施有效，經過巴西政府和國際社會的通力合作，世衛組織於4個月後“解除”巴西的“PHEIC”狀態。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評估，寨卡疫情令巴西經濟損失310億雷亞爾(約合72.4億美元)。但這不影響2016年巴西經濟“扭虧為盈”，實現1.06%的同比增長。此外，2016年訪巴外國遊客達660萬人次，創歷史最高水平。
不過，寨卡也讓巴西政府有所警醒。疫情早期，巴西政府缺乏重視，甚至沒有建立監測體系。2016年1月，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表示，巴西還沒有開始研發針對寨卡病毒的疫苗。馬塞洛還稱，希望婦女在育齡前得過寨卡，“這樣就有抗體了”。
其實，巴西公共衛生基礎設施投入不夠一向受到詬病。2016年2月3日，《柳葉刀》雜誌主編理查德·霍頓撰文提到，2000年世衛組織對191個國家的衛生狀況進行排名，巴西排在125位，遠不如同地區的委內瑞拉(54位)和阿根廷(75位)。2011年，《柳葉刀》雜誌的一篇專家文章評定登革熱疫情為巴西公共衛生的重大失敗。
理查德·霍頓還寫下這樣一段話：“流行病改變公眾對疾病的觀念。疾病不再僅僅被視為身體的異常，它們也是外部環境病態的體現。健康不再完全由個人掌控，相當程度上，它需要依賴社會的組織形式。流行病重塑(人們的)認知。”
比庫多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及時公佈疫情，建立預警和信息聯動體系，對控制疫情非常重要，與此同時要避免歧視。“巴西人不等於寨卡，就好比中國人不等於新型冠狀病毒一樣。國際社會應該從寨卡防疫中總結經驗，歧視對防疫百害而無一利。”(圖為2016年1月26日，巴西衛生工作人員在里約熱內盧街上噴灑殺蟲劑)
應對流感大流行，美國依託三大支柱
美國極為關注公共衛生安全問題，2005年，白宮出臺應對流感大流行國家戰略，明確了流感等傳染病疫情暴發時美國各級政府、部門的應對機制，政府、企業、個人如何分工協作等。美國疾控中心(CDC)、國土安全部等分別據此出臺本部門的具體響應和操作手冊。這套應對機制經歷了2005年H5N1禽流感、2009年的H1N1病毒、2010年的超級病毒、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和2016年寨卡病毒危機的檢驗。
美國應對流感國家戰略有三大支柱：一是準備和溝通。聯邦政府所有相關部門，包括衛生、動植物防疫、經貿、交通等都要出臺具體的實施細則;聯邦與地方政府合作制定和實施流行病應對計劃;立足現有醫療設施，制定跨地區醫療人員增援方案。聯邦和地方政府平時還要儲存充足的疫苗、防護設備、抗生素、抗病毒藥物和其他裝備。
二是監督與監測。建立傳染病早期預警機制，通過國際合作、開發快速檢測手段等，儘可能迅速地發現和報告疫情。三是響應和遏制。一旦衛生當局發出持續的病毒人傳人信號，將啟動反應機制，包括限制進出疫區的人流、貨物和服務，政府發佈隔離、集會限制等干預措施，實施州和地方公共衛生和醫療擴充計劃等。
以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為例，當年3月底，該流感在墨西哥和美國加州、得州暴發並蔓延。4月26日，美國宣佈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疾控中心的國家戰略儲備庫開始準備分發1/4可用於保護和治療流感的物資，包括1100萬份抗病毒藥物，超過3900萬套個人防護裝備，包括呼吸防護裝置(口罩和呼吸器)、手套和麵罩等(根據各州人口分配)。
隨著疫情蔓延，美國疾控中心收到有關學校停課和實施旨在減緩疾病傳播的社區隔離措施的報告。美國的學校管理人員和公共衛生官員開始按照國家流感應對戰略的規劃，實施包括學校停課和社區隔離在內的措施。
實際上，最初美國民眾也曾感到恐慌。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2009年4月30日報道稱，在購物網站上，N95口罩和普瑞來洗手液已經告罄。媒體的渲染更為這場疫情披上神秘而恐怖的外衣。但世衛組織迅速確定了病毒的性質並命名，一些研究新流感的美國科學家普遍認為，這波病毒的殺傷力遠不如過去引發全球災難的流感病毒，甚至可能連每年冬季的流行性感冒病毒都不如。
不過，10月23日，美國疾控中心統計稱，已有1000多名美國人死亡，預計數百萬人被感染。當晚，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美國進入全國緊急狀態的公告，以簡化有關行政手續，為醫療部門應對流感的迅速蔓延提供便利。
奧巴馬政府應對疫情的基石是研發疫苗，他在2009年5月要求國會撥15億美元用於購買藥物和研發疫苗。9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宣佈批准四種疫苗，11月批准了第五種。最初由於疫苗產量有限，只限目標人員接種，到了12月疫苗供應可以滿足所有希望注射的人群。最終，這場危機在2010年春夏之交被遏制住。
據估計，從2009年4月12日到2010年4月10日，這場疫情仍導致美國6080萬人感染、27.4萬人住院，12469人死亡。數字讓人吃驚，但少於美國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2009年8月的估計——死亡人數為3萬到9萬之間。
對於這麼大的傷亡，有批評者認為美國在疫苗研發、監測系統等方面存在不足：聯邦官員曾預告稱，到2010年10月有1.6億份疫苗可用，現實卻是遠沒有達到目標;對重症和傳染率的診斷和監測不夠有效;大部分州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基礎設施不夠完備。
一枚雞蛋背後的德國式防護
2011年5至7月，德國出現腸出血性大腸桿菌(EHEC)疫情，疫情席捲整個德國，並蔓延到十幾個歐美國家。截至當年6月底，全球共報告4137例感染病例，50例死亡。
“當年5月25日，第一例EHEC感染報告病例——德國北部一位83歲老人感染大腸桿菌死亡後，德國就啟動了疫情防護機制。”柏林病毒學研究學者沃爾夫蘭·溫特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疫情防護機制由德國各級衛生部門、羅伯特·科赫研究所、聯邦食品安全部門等組成。
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是德國官方疾病防控機構，其判斷是德國政府進行決策的基礎。為更好地運轉疫情防護機制，德國還制定了防止感染保護法案，詳細規定從實驗室、醫療部門到地方及州衛生部門向該研究所報告信息的時間限制。
德國疫情防護機制的核心是疫情溯源管理。為查明傳染源，德國政府開發了相應的數據收集和處理系統。像EHEC感染疫情，先調查商家，然後看貿易商，再追查供應商，確定其名稱、產品識別號、產品數量。調查發現，德國下薩克森的一家芽苗生產公司與疫情相關。該公司從2009年到2011年從埃及出口商購進豆芽菜種子。
德國的溯源管理制定於本世紀初，此前德國出現多起大規模食物中毒事件。以雞蛋為例，現在德國超市銷售的每一枚雞蛋上都有一行紅色數字，如2-DE-0508684，“2”代表圈養;“DE”表示德國出產;第三部分數字則代表母雞所在的養雞場、雞舍或雞籠的編號。這串數字意為：德國北威州某一家飼養場某一個雞舍圈養母雞的雞蛋。
開展溯源調查期間，德國各大病毒研究所配合進行可疑批次芽苗種子的微生物學等分析，有利於確定菌種血清類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牽頭收集各種治療信息，並提供給各醫療部門。
德國疫情防護機制還突出開放性。在應對EHEC疫情過程中，德國政府第一時間聚集各方資源，與歐盟和美國疾控中心等機構協同收集病例，研究病毒來源和治療手段。德國把疫情信息及時公佈在網站上，引導公眾進行預防。
德國設立有聯邦民事保護與災難救助局，下設危機管理與災難救援中心、危機準備及國防事務規劃中心等7箇中心，在全國各地設有數百個分支機構。如果疫情演變成公共危機事件，該機構會借用近8萬名志願者，提供醫生、緊急救援服務人員、危機干預專家等支持。
儘管德國的疫情管理受到國際社會肯定，但德國國內及一些相關國家的批評聲仍很高。比如，在EHEC疫情中，德國民眾批評政府措施不果斷，導致危機惡化。疫情暴發後，俄羅斯禁止進口歐盟食品，結果西班牙農民不得不廢棄農產品。歐盟與俄羅斯、西班牙與德國大打“口水仗”。
沃爾夫蘭·溫特爾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這次中國的疫情比西方國家近年來遭遇的要嚴重很多，傳染性強，影響人口規模大，而且是新的病毒。一個湖北省的人口就比西班牙全國都多。即便是在德國等西方國家發生，應對起來也會非常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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