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星衍（1753—1818），字伯淵，一字淵如，江蘇陽湖（今武進市）人，乾嘉時期著名的經學家、小學家、目錄學家、校勘學家和考據專家。孫星衍性喜藏書，一生擁有藏書三千餘種，是當時著名的藏書家之一；他又為自己的藏書編寫了三部影響深遠的書目——《孫氏祠堂書目》、《平津館鑑藏書籍記》和《廉石居藏書記》。因此，孫星衍作為一個較為典型的乾嘉學者，其藏書思想及特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透射出乾嘉時代的社會風尚，對我們研究清中葉藏書的興盛及目錄版本學的發展有積極意義。
孫星衍對書籍的喜愛是受他的父親孫書屏的影響。他在《孫氏祠堂書目序》中說：“家大人少孤貧，好聚書，易衣物購之，積數櫃。”書屏先生的藏書雖然不多，卻激起了少年孫星衍對古書的濃厚興趣。後來孫星衍負岌遊學，在陝西畢玩幕府長達八年之久（1780—1787）。畢氏藏書之富，令孫星衍眼界大開，欽羨不已。但作為一名寒士，孫星衍此時卻無力聚書。乾隆五十二年（1787）；孫星衍考中進士，走上仕途的同時，也開始了他艱苦的聚書生涯。孫星衍喜歡結交朋友，他在京師的寓所便成為諸名士集會宴飲之處，這也為他聚書提供了方便，“所交士大夫，皆當代好學名儒，海內奇文秘籍，或寫或購，盡在予處。”他自己“又流覽《釋》、《道》兩藏，有子書古本及字書、醫學、陰陽術數家言，取其足證儒書者寫存書麓。”（《孫氏祠堂書目序》）乾隆六十年（1795），孫星衍結束了九年的京官生活，奉旨外放為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捧祿雖然更加優厚，但遠離京城，聚書相對困難。他只能靠抄錄或朋友代購來擴大自己的藏書規模，他的許多珍藏秘籍即通過這兩種途徑獲得。如他收藏的影寫本《乾象通鑑》，《四庫全書》沒有收入，阮元搜訪四庫遺書時也不曾收得，是孫星衍得舊本影抄後，海內才有了是書傳本。孫星衍又曾從五硯主人袁延壽處得宋本《名臣碑傳碗淡集》，缺上卷，因自己公務纏身，無暇訪書，便委託顧廣圻四處求購，終將此書配成完本。後來這兩種書都被作為善本著錄於《平津館鑑藏書籍記》中。聚書的不易，使孫星衍對所得到的珍稀之本極為寶愛。他曾得孫北海家藏的宋拓本漢石經《尚書》殘字，欣喜之餘，為賦七言古詩《題熹平石經拓本次翁閣學方綱韻》，並考定該本為越州石氏本，作長跋附後，將拓本置於坐臥小室中，見者皆詫為銘心絕品。正因為孫星衍靠抄錄和代購得書甚多，故《清史稿》說他：“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他自己又說：“或有友人遠致古籍，酬以重值。”（《孫氏祠堂書目序》）這樣，他自己的所有收入幾乎都用在買書上。他在自己的詩中曾自嘲：“薄宦廿年徒立壁，買書錢是賣文錢。”經過幾十年苦心經營，孫星衍藏書日豐，到嘉慶二十三年（1818）去世，已擁有藏書三千餘種，且中多善本。
在孫星衍聚書的過程中，有一件事情直接影響了他的藏書思想。嘉慶三年（1798），孫星衍丁母憂，載書萬卷歸居金陵。船行至山東滕縣微山湖時忽遇大風，書籍損失慘重。孫星衍的詩《萬卷歸裝》即描寫了當時的情景：“行李蕭然歸泛濟，數十麓書而已矣。”“歸來檢點空磋籲，卷帙散亂文模糊。”在這批遇難的書中，《顏氏家訓》竟已兩遭水厄！該書為何義門舊藏，據義門跋知此書在他家時已遭遇過一次水患，孫星衍為此烯噓不已。覆船事件強烈刺激了孫星衍，他在聚書之初即遭此厄，使他對書籍的聚散無常驟然之間有了深刻的體驗。因此，他的藏書思想從一開始便趨於開明，他曾借李斯的泰山石刻發抒自己的感慨：“人身不及紙，完好無百年。”“題名倘留世，何必歸子孫。”就在這一年，孫星衍遵父命建孫氏祠堂，紀念從祖、明功臣忠憨公孫興祖，孫氏書籍也藏於祠堂中。嘉慶五年（1800），孫星衍作《孫氏祠堂書目序》。在這篇《序》裡，他追溯了自己自幼對書籍的嗜好及來之不易的萬卷藏書慘遭損失的境遇，總結了歷代私人藏書散亡及自己書歸祠堂的原因。他說：“昔之聚書者，或贈知音，或遭兵資，或以破家散失，或為子孫售賣。高明所在，鬼神瞰之。予故置之家祠，不為己有。”由這句話可以看出，孫星衍仍把圖書的保存寄希望於神靈的呵護，還帶有舊藏書家的迷信色彩。但他“置之家祠，不為己有”，及前面提到的“題名倘留世，何必歸子孫”的藏書思想，相對於當時堅守秘而不宣、子孫永保觀念的藏書家，已開明進步了許多。不僅如此，孫星衍還把自己的藏書用作教課宗族子弟的教材，使它們不致沉睡祠堂，徒填蠹腹，這種藏而致用的思想在當時也是很難得的。因此，在藏書史上，孫星衍的思想處於新舊交替中：他的身上雖帶有舊藏書家的某些痕跡，但更顯著的是已經初步具備了化私為公的進步傾向，預示了藏書事業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在這篇《序》裡，孫星衍提出了自己分部十二的目錄學思想，這一問題下面還要詳細討論。
孫星衍的藏書極有特色。姚鼐在為孫氏所寫的詩《萬卷歸裝圖》裡這樣描寫他的藏書：“自興雕版歷抄胥，市冊雖多亂魯魚。君自石渠繙《七略》，復依官閣惜三餘。世推列架皆精本，我願連牆借讀書。政恐衡山承召起，牙籤三萬又隨車。”
這首詩著重渲染了孫氏藏書既多又精的盛況。其實，孫星衍與專嗜宋元舊刻的藏書家黃王烈、吳騫不同，他的藏書中既有大量通行本，也有不少宋元秘籍，比較典型的體現了兼容幷蓄的藏書特色。孫星衍收藏的明吳勉學刊本、明毛晉刊本、清通志堂刊本等在當時都是比較通行的本子。尤為突出的是孫星衍特別重視近代和當代人的著作，僅據《孫氏祠堂書目》的記載，在孫星衍收藏的近三千種書中，清人編著、輯佚之作達580餘種，佔五分之一左右，另有大量清人校刊本不計在內。這一方面反映了清代著述之豐，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孫星衍古今並重的藏書特色。孫星衍的藏書更不乏珍本，其善本書目《平津館鑑藏書籍記》中收錄宋版33種，元版50種，明版141種，舊影寫本39種，影寫本28種，舊寫本9種，寫本29種，外藩本9種，共計338種。這些都可視為孫氏藏書之精品。如他收藏的宋本《古文苑》及元至正年間勤有堂刊本《故唐律疏議》以流傳稀少為世所重，孫星衍便以它們為底本影寫刻人《岱南閣叢書》，在當時影響很大。他收藏的影宋抄本《北堂書鈔》更為其藏書增輝不少。關於這部書的收藏與校刊，還有一段藝林故事。乾嘉時通行的《北堂書鈔》只有明陳禹謨刻本，陳本多處訛誤衍奪、妄自增刪，破壞了原書面貌。嘉慶中葉，孫星衍得元陶宗儀影宋抄本。為使《北堂書鈔》能有一個善本行世，他便以此本為底本，約同王引之、嚴可均、顧廣圻、王石華、洪頤煊等先後讎校，因資金不繼而未竟其業。後周星詒以重金購得孫氏校本，顏其藏書處曰“書鈔閣”。光緒中此本又為南海孔廣陶輾轉借得，影鈔一部，復與林國賡等人續校。光緒十四年（1888），始付梓刊行。至此，由孫氏肇其端，凝聚了數十位專家心血的《北堂書鈔》才得以問世，學界才有了一個接近於原貌的傳本，這時距孫星衍去世已半個多世紀了。今日捧讀這部《北堂書鈔》，追記先賢之功，真有一種“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的感覺。
孫星衍不僅喜歡藏書，他還為自己的藏書編寫了三部書目——《孫氏祠堂書目》、《平津館鑑藏書籍記》和《廉石居藏書記》，這三部目錄足以奠定孫星衍在清代目錄版本領域的地位。
前面已經提到，孫氏祠堂修建於嘉慶三年（1798）孫星衍丁母憂歸居南京時。嘉慶五年（1800），《書目》編成，孫星衍作《孫氏祠堂書目序》。嘉慶十五年（1810），孫星衍將這篇《序》稍作增刪刻人《岱南閣叢書》，易名《孫忠憨祠堂藏書記》。在《孫氏祠堂書目序》裡，孫星衍著重闡述了將自己的藏書分為十二類的目錄學觀點。這種觀點的提出在那個四部分類法已佔統治地位的時代是很需要勇氣的。那麼，孫星衍為什麼要把自己的藏書分為十二類呢？筆者認為，孫星衍是從自己的藏書實際出發，本著實用的原則進行分類的。孫星衍的私人藏書數量畢竟有限，如果按四部分類，不少小類可能出現收書很少或根本無書的情況，類目便有虛設之嫌。於是孫星衍根據自己的藏書實際，將圖書分為十二類，依次是：經學、小學、諸子、天文、地理、醫律、史學、金石、類書、詞賦、書畫、小說等。他又在大類之下設置小類，實行二級分類法。這樣的分類體系既基本符合孫星衍的藏書實際，又為教課宗族子弟提供了一個循序漸進的閱讀順序，同時也更能體現出孫星衍作為一個目錄學家的革新意識。鄭鶴聲在《中國史部目錄學》一書中對這一分類方法曾予以高度評價，他認為這種分類“實開目錄學上未有之先例，而釐然有當於學術”。雖然有人也曾責難孫氏醫、律合一不夠恰當，筆者認為，孫星衍對此可能有他自己的考慮。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為達到“分部十二，以應歲周之數”的目的，以適應按日程教課宗族子弟的需要；其二可能是因為他收藏的醫書只有66種，律書只有巧種，如單列門類，與其他各類相比，不免有失重之感。但無論如何，孫星衍把醫、律從子、史中獨立出來，這與他“劃小學於經學之外，出天文於諸子之中，析地理與史學為二”（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分類篇》）的革新思想是相一致的。後來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所採用的十部分類法即直接脫胎於此，是對孫星衍目錄學思想的認同和繼承。在著錄方法上，《孫氏祠堂書目》作為一部兼有導讀性質的目錄，採用的是同書之下著錄不同版本的做法。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就是在繼承了這一做法的基礎上而形成的一部專門為青年人指導讀書門徑的目錄學著作。因此，孫星衍在目錄學上的革新思想及其貢獻是不容忽視的。相比之下，他的善本書目——《平津館鑑藏書籍記》和《廉石居藏書記》地位不顯，其實，這兩部書目在版本目錄的發展過程中，同樣是不可缺少的一環。
“平津館”因嘉慶九年（1804）孫星衍第二次赴任山東時的官署駐地與漢平津侯封地相近而得名。平津館的藏書絕大部分由金陵孫氏祠堂轉運過來，本為平時讀書、著述之用。因中多善本，孫星衍的同年好友阮元奉命搜訪四庫遺書時曾經借用。後來阮元編成《四庫未收書提要》，並把訪得的遺書進呈朝廷，受到皇帝嘉獎，賜名《宛委別藏》，專儲養心殿。孫星衍對此非常向往，便萌生了追步阮元、續進遺書的念頭。便精選出平津館收藏的善本338種編成善本書目——《平津館鑑藏書籍記》。雖然孫星衍後來並沒有把這些書進呈朝廷，但他為此而編寫的這部書目卻藉以流傳並影響深遠。
《平津館鑑藏書籍記》按版本分類，除繼承《天祿琳琅書目》著錄書名、卷數、作者、前後序跋、缺補情況、收藏印章、牌記等外，孫星衍還有自己的發現和創新。如他較早地記載耳題，廣泛地記載版心，把版口、行款的著錄作為一項不可缺少的內容，併產生了比較版框高低的意識。這些項目，不僅《天祿琳琅書目》尚未詳及，就是與孫星衍同時，以版本鑑賞著稱的黃巫烈的書目題跋也僅對個別項目偶有記載，且遠沒有孫星衍做的具體而規範。清末以降，這些細微的特點才引起了藏書家的普遍關注，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志》、繆荃孫的《藝風藏書續記》、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錄》、張元濟的《寶禮堂宋本書錄》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孫星衍的啟發並一步步使版本目錄走上規範化的道路。因此，在版本目錄的發展過程中，孫星衍同樣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
嘉慶十六年（1811），孫星衍引疾歸田後居於金陵孫氏祠堂，他把未能收入《平津館鑑藏書籍記》的善本重加挑選並撰寫了解題。可惜的是，孫星衍生前未能把這些解題編纂成書並刊刻行世。道光十六年（1836），陳宗彝才從孫星衍的兒子孫竹康處訪得稿本，仿《孫氏祠堂書目》的體例設置類目，分為內、外編各一卷。因孫氏祠堂內有五松園，五松園的匾額叫廉石居，陳宗彝故以《廉石居藏書記》命名。《廉石居藏書記》與《平津館鑑藏書籍記》一樣是孫星衍的善本目錄。這部目錄不帶任何功利目的，在著錄內容上便沒有《平津館鑑藏書籍記》做的規範，有的解題揮灑自如，內容詳細；有的則言簡意賅，數語中的。二書結合來看，當更能體現孫氏撰寫解題的水平和特色。
孫星衍24歲時，與他相愛甚篤的髮妻王采薇因病辭世。孫星衍以佳偶難得，誓不再娶。40歲，在祖母勸逼之下納側室並晚年得子。嘉慶二十三年（1818）孫星衍去世時，長子孫竹屏年僅7歲，不能守業，孫氏藏書迅速散亡。最早記載孫氏藏書散亡情況的是孫星衍的生前好友、著名校勘學家顧廣圻。他在《思適齋集》卷十五抄本《歐陽行周集跋》條下寫道：“後聞其弟受某甲之誑，盡付所有唐人文集並他種書若干託其寄借與孫古云而從中乾沒去矣。旋販至常熟，賣與張月霄，張亦不能守，未詳今流傳何所，首尾僅一週星耳。”據顧氏這段記載，這些散出的孫氏藏書曾在張月霄（金吾）家逗留，張氏藏書於道光七年（1827）為其族侄豪奪而去，孫氏之書可能也隨之散亡。道光二十年（1840），陳宗彝刊行《平津館鑑藏書籍記》時曾有跋語，說孫氏藏書在其身後“悉為狡獪之徒多方賺去”即指這段經歷而言。太平天國時期，孫星衍的藏書進一步散佚。清徐康《前塵夢影錄》有這樣的記載：“庚申（1860）吳城陷後，越二年，虎丘山寺見一室，亂書堆積，搜之頗有善本。”“知為一榭園所庋，今則池館樓臺鞠為茂草。”經過這場戰亂，孫氏藏書散亡殆盡，昔日名揚一時的孫氏祠堂終為廢墟。倖存下來的孫氏藏書零零散散地被多家收存。瞿鏞的鐵琴銅劍樓、丁丙的善本書室、陸心源的皕宋樓、繆荃孫的藝風堂、袁芳瑛的臥雪廬、李盛鐸的木犀軒及上海涵芬樓等都收存了少量孫氏舊藏。傅增湘的《藏園群書經眼錄》收孫氏藏書14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孫氏校輯、編著、批註、刊印的書籍70多種，這70多種書散見於全國各地圖書館。另據《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的著錄，臺灣尚存孫氏經手之書14種。這些數字比起孫氏當年的藏書已是鳳毛麟角。在孫氏去世180年後的今天，追憶往昔，感慨良多。私人藏書慘遭覆亡的命運屢見不鮮，孫星衍昔日藏書之盛也只能藉助三部目錄窺其一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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