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謝明宏
2月1日，新的一個月並未帶來新的希望。清早起來，不僅雙黃連沒了，就連雙黃蓮蓉月餅也被洗劫一空，微信裡躺著老媽“趕緊去買雙黃連，家裡已經買好了”的敦促。
《康熙王朝》裡的蘇麻喇姑，曾用一把神奇的藥草治好了生天花的玄燁。如今人們垂涎雙黃連的眼神，恐怕和當年的孝莊一樣。
特效藥，有沒有特效是第二位的，能不能安撫民眾焦慮才是第一位的。想起韓國電影《鐵線蟲入侵》，製藥公司的營業員載赫，好不容易託關係拿到庫存的一盒特效藥。看到路邊的一對母子苦苦掙扎，善心大發掏出藥丸施以援手。
不料蹲守門口的群眾慧眼識藥，大喊一聲：“他手裡有藥！”哄搶之後，載赫用手摳地上被碾碎的藥粉，瞬間覺得愧對妻兒。本可以救幾個人的藥，也在暴踩後失去價值。原來“雙黃連”慘案，早就被災難電影預言。
美國電影《傳染病》中“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準確病原”的說法，也讓人覺得身在其中。片中“他人即地獄”的恐慌，街道上行人寥寥的肅殺，完全是現實災難的升級版預演。
韓國電影《流感》中，疫區盆塘市被安全區人民“嫌棄”的劇情，也多少似曾相識。在這個“電車難題”中，應該完全封鎖被感染的城市，犧牲幾十萬條人命，拯救餘下的幾千萬國民；還是打開封鎖線讓他們出來，引發全國人民的恐慌？
搶購藥物，道路以目，封鎖城市，災難電影早就洞悉了人性裂隙，不停地進行著預言和預演。當然，也透過裂隙照進了光亮，科研人員物我兩忘地研發藥物和疫苗，有志之士安撫恐慌穩定大局，全民攜手眾志成城。
借用魯迅評陀翁的總結：災難電影把疫情中的大眾，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裡，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潛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真正的潔白來。
歐美：末日焦慮
雖然世界末日不可靠，但好萊塢的末日焦慮卻大行其道。1995年達斯汀·霍夫曼主演的《極度恐慌》是美式災難片的成熟模板：美國陸軍在非洲發現一種病毒，後來意外由走私的動物傳入美國。結果不僅傳染給居民，醫務人員也未能倖免。
到了2011年的《傳染病》，比前者繁衍更快，而且是由空氣傳播。普通母親貝絲，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病倒，醫生們束手無策。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沒人能說清楚前天用過哪個餐館的食具，在哪兒遇到什麼人打噴嚏。
貝絲病情急轉直下，丈夫只能在隔離室外焦急等待。更糟糕的是，病毒初發時正好碰到美國的感恩節，客流最大的週末成了培養皿（劇情都何其相似！）。
醫生開始警告所有人：“不要和任何人說話，不要接觸任何人的身體。”這樣的建議當然出於善意，但也在公眾心理造成了不可抵禦的懼怕和敵意。社區在分裂，公信在瓦解，人們都在擔心：僥倖不死於疾病，也有可能倒在人類的極度躁狂和無望之下。
《傳染病》沒有007那樣的不死英雄，格溫妮絲的角色也沒遇到奇蹟，在回天乏術下，孤獨地在隔離室撒手人寰。而一名華裔乘客，因為病毒侵襲神經系統，大腦出現幻覺後行為怪異，更讓人不寒而慄。
病毒或是天災，但技術汙染無疑是人禍。《殺出狂人鎮》中，一架裝載有生化病毒武器的飛機，在美國一個小鎮墜毀。飛機上的生化病毒隨著水流進入該鎮的供水系統，導致所有居民都染上病毒，並表現出攻擊症狀。
感染病毒的初期是沉默思考，繼而鼻孔出血陷入瘋狂，做出平時潛意識想做的事。鬱悶的丈夫放火燒死妻兒、法醫縫起經常發出噪音病患的嘴、被警察訓斥的醉鬼老頭想殺掉警長。
影片中的肉食者們，第一時間做出了封鎖小鎮的決定。測體溫和分開隔離的假象，一度矇蔽了群眾。最後小鎮被核彈鎖定，男女主逃到新的小鎮後又繼續被衛星定位。看似新生的希望，再次倒在官方的監控下。
而在《驚變28天》中，動物保護組織不慎釋放了攜帶病毒的大猩猩，繁華的倫敦短短四周變成一座死城，被感染者無一例外變成了殭屍。
喪屍是從何時開始成為文學、影視的類型化主題的？源自怎樣的精神危機？這應該是個頗值得思考的話題，但硬糖君現在不敢想、不願想。
日韓：訴求倫理
與歐美相比，東方語境下的日韓災難片不僅有儒家文化關照下的倫理訴求，更體現了後工業社會的國民心理。前者的“喪屍”在外部，後者的“癲狂”在心裡。
日本電影《感染列島》中，妻夫木聰飾演的醫生接收了一個急診患者，很快吐血身亡。先是同事突發怪病，接著醫院上下數不清的人被感染。世衛組織派小林榮子調查疫情，阻止感染擴大化。
見到榮子後，妻夫木聰大為震動。原來兩人本是戀人，由於榮子出國他們才分手。有著國際救援經驗的榮子當機立斷，隔離整棟醫院大樓。
病毒繼續在日本蔓延，市內交通網絡癱瘓，城市機能停滯，人們極度恐慌，超市哄搶食品。榮子和妻夫木聰調查病源，遭遇感染者圍攻、被喪父的男孩舉槍威脅。仁志教授找到分離的病毒後欣慰倒地；三田護士不幸離世，當班醫生模仿母親口氣給她女兒留了“愛的短信”。
榮子在最後時刻，囑託同行在自己身上做試驗。電影很好地傳達了日式災難片的勵志、愛情、人性等元素，折射出民族憂患意識和價值取向，算是標準的日式正能量了。思及昨日（2月1日）負責從武漢撤僑的日本官員的自殺，更令人喟嘆。
韓國電影《流感》，講的是偷渡者帶來的病毒引發各界混亂。在致命病毒面前，人性和金錢一樣變得一文不值，被毀滅得一塌糊塗。到處都是打架、搶劫、焚燒，每個人都在奔波疾走，希望逃離這座魔鬼之城。
電影中的盆塘市民要求生，恐慌的其他國民也要求生，於是“毀滅盆塘”竟然成了佔主流的民意。危急時刻，美方代表下令摧毀盆塘市，拉動“電車難題”的拉桿，犧牲少數救多數。
車仁表飾演的總統，冒著下臺危險開啟防空導彈，阻止美方轟炸。在美國顧問的冷酷無情下，總統的據理力爭是多麼令人感動。好在他救下的小女孩身上有抗體，懸崖邊的城市被拉了回來。但如果沒有抗體呢？他的選擇還正確嗎？
韓國災難片始終包裹儒家的孝悌內核，這體現在主人公們的關鍵抉擇上。《流感》中的車仁表不願意殺小女孩，愛一人而不謝天下。《潘多拉》中，主人公因身受核輻射主動選擇犧牲，最後那一番深情告白，道出他對家的眷戀和不捨。
《釜山行》中男主雖是中產階層，但有著不小的家庭危機，夫妻分居與女兒誤會難解。在經歷了喪屍危機後，父女隔閡隨著父親從列車上緩緩倒下隨風而去，這是現代韓國人家庭倫理危機的現實寫照。
但無論是生死危機中的人倫和解，還是如《新哥斯拉》（2016年庵野秀明版）般，寄望於通過哥斯拉這樣的大災變促成日本官僚政治的大換血，代價都未免太大，結局的圓滿也只能說是創作者的殘酷浪漫。
本土：集體旋律
儘管有過充滿童話色彩的《大氣層消失》，但結合現實才是本土災難片的主要方向。《驚心動魄》、《刻不容緩》、《誓言2003》、《38度》、《隔離日》和《非典人生》，均是據抗擊“非典”的史實拍攝。
《驚心動魄》的時間是2003年春，南方某包工隊的民工被診斷為非典疑似病人。工頭不但沒有執行隔離規定，反而帶著疑似病人登上了返鄉列車。為防止疫情擴散，李省長指示一定要找到民工切斷傳染源。軍醫楊萍接到命令，告別因為救治病患已感染非典的母親，登上1120次列車。
女列車長廣播尋找“非典”民工，楊萍敏感地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建議軍人和醫務人員組織起來共同查找。列車到達紅山站時，“非典”民工被送入醫院，防疫人員對車廂消毒。
但故事遠未結束，工頭扣著工錢威脅大家不準講出真相，致使病毒繼續蔓延。列車駛入山區，又陸續出現發燒病人。楊萍竭力救治每個病人，終於感動知情人。他透露，包工隊還有30多民工都在車上。
列車長立即上報情況，並將這些人集中隔離。在省領導的直接指揮下，呼吸科專家帶著醫療器械和藥品，乘坐軍用直升機登上列車，車內疫情得到控制。
楊萍得知母親離世的消息悲痛不已，列車突然停車導致一些旅客跳窗逃竄。楊萍和列車長挺身而出，當大家知道楊萍是在剛剛失去母親的情況下為他們做出這一切時，恐慌被勸退了。
《驚心動魄》並非完美，對立陣營稍顯單薄，節奏有些地方突兀，比如旅客的突然混亂和跳車，似乎缺少鋪墊；飾演楊萍的娟子表演過於鬆弛，缺少一種與劇情吻合的張力；男女主人公的“口罩之吻”也有些彆扭。
1999年的電視劇《一級恐懼》，被稱為中國第一部災難片。十八里坡的農民在地裡無意觸動了抗戰時期日軍的病毒鐵盒，從此厄運降臨。市長因為想要引進日資，沒有第一時間上報疫情。
這被拖延的20個小時，不僅讓市長被免職，還要面對市民的白眼。在結尾，防疫醫生犧牲後，市長的奶奶這個老黨員悲憤地說：“季香死了，我來告你。”類型片的方式營造了懸念迭生的氛圍，同時又結合國情和文化背景，賦予了災難片新的內涵。
時隔20年，劇中人們相互救助的悲憫依舊磅礴有力。有人將生的希望留給別人，有人為了愛情不顧一切身陷囹圄。留下，還是跑出去？恐慌，還是直面時疫？
這些問題也反覆拷問我們自己，因為慣性失憶的失措總是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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