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44期，原文標題《歷史書的終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這是一本號稱研究一切的歷史書，雖然不一定全對，但卻一定能改變你的世界觀。
主筆/袁越
美國曆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
傳統歷史書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斷代史，代表作為班固所著的《漢書》和黃仁宇撰寫的《萬曆十五年》。另一類是通史，代表作為司馬遷所著的《史記》和斯塔夫裡阿諾斯（L.S.Stavrianos）撰寫的《全球通史》。這兩類歷史書都以古人留下的文字作為研究素材，很少涉及文字出現之前的世界。
隨著考古技術的進步，文字出現之前的所謂“史前史”也被納入了研究範疇，歷史研究的時間尺度被極大地擴展了。再加上天文、地理、生物、化學等自然學科的成熟，人與自然的關係被研究得更加透徹，歷史研究的內容廣度也被大大拓寬了。因為這兩個原因，美國曆史學家賈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這才能夠寫出《槍炮、病菌與鋼鐵》這樣一本奇書，試圖用這3件事物來解釋人類行為背後的真正原因。
這本書的成功帶動了一個新的風潮，一大批以人類這個物種為研究對象的歷史書相繼出版，都獲得了不錯的銷量，其中就包括那本火遍整個中國的《人類簡史》。不過，這類歷史書大都止於現代智人，頂多再加上一點古猿的歷史，很難再往前延伸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解釋人類的一切，僅僅止步於靈長類顯然是不夠的，必須繼續往前走。問題在於，向前延伸多遠才夠呢？700萬年前的那次猴猿分家？抑或是6500萬年前發生的恐龍滅絕事件？美國曆史學家大衛·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認為這都不夠，因為他相信世間萬物互為因果，要想弄清楚人類的一切，就必須順著這條因果鏈一直追溯到世界的源頭，從宇宙的起源開始講起。
《起源:萬物大歷史》
克里斯蒂安於1946年出生於紐約，之後分別在尼日利亞和英國生活過一段時間。他本科上的是牛津大學，之後又在牛津拿到了俄羅斯歷史學的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去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講授俄羅斯民族史，卻在那段時間裡開始琢磨如何拓寬歷史研究的範疇，將世間萬物全都包括進來。1989年，他正式開課，為歷史系新生講授“大歷史”（Big History）。這門課從大爆炸開始講起，把星系的誕生和生命的起源放在同一個參考系里加以研究，得出了很多令人驚訝的結論。
比如，按照熱力學第二定律，任何封閉系統的熵都是要增加的，這就意味著這個系統內的有序程度只能越來越低，最終變為一片混沌。但克里斯蒂安用令人信服的證據解釋了生命是如何在這種條件下自發產生的，這一過程不但不違反熵增定律，甚至還是這一定律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從上面這個案例可以知道，“大歷史”這門課的可信度和這個時代的科學發展程度密切相關。如果我們不知道宇宙開始於一次大爆炸，不知道黑洞到底是怎麼起源的，或者對DNA的雙螺旋結構一無所知的話，這門課必然充滿錯誤。克里斯蒂安從小熱愛科學，對各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十分熟悉。他相信物理、化學、天文學和地質學等重要學科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科學家們已經可以用一種非常準確的語言描述各自領域的全貌了，這才有信心開設了這門“大歷史”課。
從開課的那天起，這門課註定將會成為所有歷史研究的終結者。因為按照“大歷史”的定義，這門課無所不包，世間萬物都在它的研究範圍之內。這樣一門野心勃勃的新課程一開始時並沒有多少人感興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套思考方式的價值終於被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所認可。如今“大歷史”已經成為一門顯學，克里斯蒂安被公認為是這個領域的領軍人物，並被推舉為“國際大歷史協會”的主席。
今年是這門“大歷史”課開講30週年，克里斯蒂安專門為普通讀者撰寫了一本關於“大歷史”研究的通俗科普書，名叫《Origin Story—A Big History of Everything》。中信出版社將其譯成中文出版，取名為《起源:萬物大歷史》。無論是這本書的名字還是內容都預示著這將是所有歷史書的終結者，但就像著名美籍日裔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寫的那本《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一樣，這本書也不太可能是歷史的終結，因為科學還遠未發展到能夠解釋一切的程度。但是這並不妨礙我們從這本書中學習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世間萬物確實是相互連接的，要想理解這個世界，就必須從世界的起點開始，研究世間的一切。
克里斯蒂安博士日前專程來到北京宣傳此書，本刊記者對他做了一次專訪。
三聯生活週刊：你是學俄羅斯歷史的，一開始在大學裡教的也是俄羅斯民族史，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你改行研究大歷史的呢？
克里斯蒂安：上世紀80年代，我在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開了一門俄羅斯歷史課。我一邊教一邊想，如果我只教民族史的話，唯一的結果就是強化學生們的部落意識，讓他們長大後只知道效忠自己的國家。這種民族主義精神在古代也許是有用的，但在今天這個核武器的時代，這種做法是非常危險的。我自己小時候是在英國長大的，親身經歷過古巴導彈危機，那件事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真心以為自己活不過明天了。於是我就想，能否找到一個辦法，把整個人類的歷史變成一門課教給學生，讓他們產生一種和愛國主義一樣強烈的愛人類的情感呢？
於是我開始著手調查，發現不但澳大利亞沒有這樣的課程，全世界哪裡都沒有。正巧當時澳大利亞的考古學研究非常活躍，研究者發現澳大利亞原住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人類剛剛走出非洲的那個年代，非常適合用來作為這門假想中的人類歷史課的素材。我順著這個思路繼續往下想，意識到要想講好人類史，絕不能只從現代智人的歷史開始講起，必須得講講猿到底是如何進化來的，哺乳動物又是怎麼佔領世界的。然後我又覺得這也不夠，應該從生命的誕生開始講起，但這就意味著必須再講講行星的歷史，以及星系是如何誕生的……就這樣，我一步一步往前推，最終意識到這門課必須從宇宙最初的源頭，也就是大爆炸（Big Bang）開始講起，因為我相信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是為了預測未來，我們對歷史追溯得越久遠，對未來的預測就會越準確。
三聯生活週刊：你是怎麼說服學校領導同意你開這門課的呢？
克里斯蒂安：這件事在絕大部分大學裡都是不太可能發生的，所幸我所在的那所大學規模比較小，願意嘗試新東西。正巧1988年我們系原來負責給大一新生開歷史入門課的老師辭職了，我毛遂自薦，條件是必須按照我的設想來教這門課。系主任組織老師們投票，大家同意了我的想法，便於1989年正式開了這門大歷史課。沒想到選這門課的新生人數非常多，大家對這個話題都很感興趣。
現在想來，我覺得原因在於我們生活在一個知識碎片化的時代，但我們人類普遍有一種內在的衝動，希望能在這些碎片化的知識體系中找到一條統一的線索，能夠把世間萬物串聯起來，講述一個完整的故事，這門課滿足了大家的這個需求，所以才會如此受歡迎。
三聯生活週刊：這樣一門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課程又是如何教的呢？
克里斯蒂安： 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樣一門包羅萬象的課程必須從科學開始教起，於是我去天文系、地質系和生物系等理科系請科學家們來為學生們上課。我要求他們在一個小時內把他們專業的最新研究成果解釋清楚，大部分人都拒絕了我，只有少數人接受了這個挑戰。事實證明凡是願意來講這門課的人發揮得都特別好，因為他們平時就善於做總結。不過，因為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一套術語和邏輯體系，很難找出共同點，所以這門課的頭幾年可以說是一團糟，學生們完全摸不著頭腦。但我沒有放棄，仍然堅持把這門課繼續開了下去。其實我自己倒是很享受這個過程，因為我從小就很喜歡科學，考大學時差點選擇了科學專業。開這門課給了我一個絕佳的“藉口”重拾科學。那段時間我不但聽了很多科普演講，還閱讀了大量科普書，像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史蒂夫·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等人寫的書都非常棒，我深受啟發。
就這樣堅持了4～5年之後，一個完整的故事線索逐漸出現在我腦海裡，這就是複雜性的漸增（Increasing Complexity）。我們的宇宙在一開始時是非常簡單的，然後在自由能（Free Energy）的驅動下，複雜性逐漸增加，依次出現了新的原子、新的分子、新的結構和新的特徵，直到生命的出現。所有這些變化都可以納入到同一個敘事體系裡，比如熵（Entropy）這個概念就是一直貫穿始終的。
明白了這一點後，我就逐漸開始自己登臺授課，當然我講的內容大都是從那些科學家的講義裡來的，比如複雜性這條線索就是受到美國天文學家哈羅·夏普利（Harlow Shapley）的啟發而想出來的。我雖然講得不如科學家們專業，但我能更好地把他們講的內容串聯起來，為學生們講述一個更加完整的故事。目前看來，這個故事雖然還有一些漏洞，但我覺得它已經可以媲美傳統歷史學家們講述的那些歷史故事了。
三聯生活週刊：如果100年前也有一個人開了這樣一門大歷史課，他的教學大綱會和你的有哪些不同？
克里斯蒂安：最晚在100年前，人類的知識體系還是統一而又完整的。19世紀中期之前，大歷史還是一門顯學，像黑格爾和馬克思等人一直試圖用同一套科學理論解釋一切。但在19世紀後期，新的科學知識發生了爆炸性的增長，那些研究大歷史的人被搞糊塗了，所以這門學科突然消失了。但到了20世紀末期，各個學科都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大量過去懸而未決的基本問題都得到了圓滿的解答，於是學科之間的連接就變成新的研究熱點，大歷史終於獲得了重生。
另外，大歷史研究之所以在19世紀末期突然消失，另一個原因就是當時的科學研究水平還不夠高，漏洞太多，所以很多大歷史研究者只能用意識形態去填充漏洞，馬克思就是其中之一，建立在社會達爾文主義基礎上的納粹意識形態的出現則是另一個案例。但這不是大歷史的錯，我們應該做的不是放棄大歷史，而是續寫一個更好的大歷史，因為現在各個學科已經發展得非常深入了，很難再塞進意識形態私貨了。
三聯生活週刊：雖然現在的各種科學理論多如牛毛，但如果要想把世間萬物統一到同一個故事線裡去，所用到的科學理論就不能太多，請問你這門課裡用到了哪些具備普適性的科學理論？
克里斯蒂安：湧現理論（Emergence）是我最常講的一個普適理論，因為它解釋了複雜性的由來。一個複雜系統往往具有某種特殊的性質，比如生命就是這樣。但組成複雜系統的各個組分單獨存在時卻沒有這個特質，比如蛋白質和氨基酸等各種有機分子，湧現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這個過程。
世界上類似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每次我們看到一種全新的事物出現，總會感到十分驚奇，覺得後面是不是有什麼魔法師在操縱。但科學家不相信魔法，按照科學的解釋，所有新事物都是舊有事物的重新組合而已。但這種組合能夠產生出全新的性狀，這就是湧現理論的基本原理。
除此之外，達爾文主義也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普適理論。但我有點猶豫，不太願意在課堂上激進地去推這個理論，因為這個理論曾經被濫用過。我教這門課，必須瞭解每個領域的歷史是怎樣的，現在的語境又是怎樣的，痛點在哪裡，禁區在哪裡，只有這樣才能讓學生們在當下的語境裡去理解這個概念。
歸根結底，我不是一個科學家，我的工作更像是一個翻譯，把專業的科學概念翻譯成學生們能懂的語言，所以我一直試圖避免那些有爭議的理論，除非這個理論太過重要，無法避免，比如相對論和量子理論。
三聯生活週刊：你在這本書中選擇了8個節點（Threshold），把世間萬物的發展過程分成了8個階段，請問你這麼做的根據是什麼？哪些節點是必然會發生的，哪些只是巧合？
克里斯蒂安：分節點的想法並不是來自某個科學理論，而是來自我在美國聖地亞哥州立大學開設大歷史課的時候。美國學生總是管我要考試提綱，於是我就想出了這個辦法，用8個節點把這門課分成了8個部分，便於學生複習。後來我發現這個分段法正好可以作為一本書的結構，於是我就沿用下來了。
現在看來，第一個節點（大爆炸）因為了解太少，說不好，但第二和第三個節點（星和星系的出現）是必然的，第四個節點（分子的出現）應該也是必然的。第五個節點（生命）有點不好說，尤其是多細胞生命的出現，不敢說一定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雖然我傾向於認為如此。但一旦多細胞生物出現了，那麼接下來生命必然會朝著體積越來越大，神經系統越來越複雜的方向進化，最終佔領所有生態位，發展出複雜的生物多樣性，所以第六個節點（人類的出現）應該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人類和其他生物的最大區別就是進化出了語言，從而進化出了集體學習的能力，從此我們積累信息的速度呈指數增長，最終必然產生高級智慧，所以第七和第八個節點（農耕的出現和人類世的開始）似乎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這本書出版後，這8個節點的分法遭到了很多質疑。比如有人認為多細胞生命的出現應該被視為一個節點，也有人認為國家的出現應該被視為一個節點，更多的人則質疑我這個分法是不是把人類的地位放得太高了。這些建議都很好，我會認真考慮的。
三聯生活週刊：根據現有的這套理論體系，大歷史研究能否幫助我們對未來做出準確的預測呢？
克里斯蒂安：歷史研究有兩種方式，一種是講故事（Narrative），只要前後連貫就行了。另一種是講邏輯（Logic），需要構建一條嚴密的邏輯鏈條，解釋所有的一切。中世紀的神學家也有這個分歧，有的人想建立一個完整的基於神學的邏輯鏈條去解釋世界起源，有的人只是想講個完整的故事而已。
當然了，真正的歷史研究往往兩種方式都有，19世紀的德國探險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可能是第一個試圖將兩者結合起來的人。但我的本能告訴我，目前我們尚不能把每一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都從邏輯上解釋清楚，所以我採取的是第一種方式，即把各種事件通過一個前後連貫的故事串聯在一起。但也有科學家正在試圖採用第二種方式來解釋宇宙，比如提出宇宙演化理論（Cosmic Evolution）的美國天文學家埃裡克·沙松（Eric Chaisson）就是其中之一。
我過去曾多次強調過，我的這個大歷史故事不是基於決定論的，因為自然選擇面臨無窮多的偶然性。這方面最好的例子就是恐龍的滅絕，地球歷史上發生過好幾次物種大滅絕事件，這就相當於重新洗牌，我們是無法預測洗牌結果的。
三聯生活週刊：自從開了這門課之後，有沒有什麼新的科學發現讓你改變了以前的想法？
克里斯蒂安：很多新發現改變了我們這個大歷史故事的敘事方式，比如上世紀90年代末期發現宇宙膨脹在加速，這就改變了宇宙起源的故事線。還有就是生物進化領域的很多新發現，比如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的進步，讓我對進化論的信心不再像過去那麼強了。經典進化論的核心是生存競爭，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生物之間不僅有競爭，還有相互合作，甚至有可能後者才是生物進化最大的動力。
還有一個新發現對我影響很大，但我不太願意直接說出來，這就是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提出的蓋婭假說（Gaia Hypothesis）。拉夫洛克認為地球是一個具備自我調節能力的有機體，但這方面的證據不夠充分，大部分科學家不同意這個說法。不過，我最近在研究地球的溫控系統，發現太陽在40億年前的光照強度比現在要弱30%，但這麼多年來地球的大氣溫度居然一直保持相對恆定，變化幅度很小，這件事非常不可思議。我認為現代科學必須對這件事做出解釋，否則我們這個大歷史故事就是不完整的。
事實上，我之所以相信現在是人類世（Anthropocene）的開始，就是因為我們人類終於開始干擾這個強大的溫控系統了，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件，我們必須加以重視。
三聯生活週刊：你以前多次說過，之所以要研究大歷史，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危機。你在書裡也提到人類具有獨特的“集體學習”的能力，這個能力能否保證人類一定會有個光明的未來呢？
克里斯蒂安：集體學習（Collective Learning）和集體智慧（Collective Wisdom）不一樣，前者只能保證信息的積累速度呈指數增加，不能保證我們一定能設計出最佳方案。同樣，前者只能保證人類的技術水平會一直提高，不能保證這些技術不會用來毀滅人類。我們為什麼至今還沒有發現外星人？一個可能的原因就是外星人被自己發展出來的高科技毀掉了。
如果將來真的發現了外星人，很可能人類立刻就會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了，希望我們有機會等到那一天。當今世界確實有自我毀滅的跡象，比如當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就差一點升級成核戰爭。不過，我個人並不相信你死我活的競爭是人類發展的主旋律，因為我們大家面臨著共同的問題，不相互合作是沒有辦法解決的，聯合國就是相互合作的好例子。事實上，雖然現在的聯合國還不夠強大，但我已經在航空、環保和傳染病控制等諸多領域看到了很多不同國家相互合作的案例，所以我對未來還是很樂觀的。
更多精彩報道詳見本期新刊《陳寅恪》，點擊下方商品卡即可購買
閱讀更多 三聯生活週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