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上海，近些年的“潮流”是回溯上世紀三十年代。“孤島”時期的繁榮留下了大量歷史建築和名人軼事，但當光環褪去，這些上了年齡的樓宇和社區仍未退役，剩下的像是一堆瑣碎的日常。有人囿於房屋產權的歷史遺留問題，有人需要與老舊的設施對抗，沒有電梯、垃圾清運、噪音、鼠患，乃至公共空間的使用權限……誰來發現這些需求？如何解決它？但這往往是自上而下的社會治理的斷裂環節。
今年，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與上海市黃浦區政府合作，發起了“社區達人”計劃。當人們認為居民沒有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時，他們在調研中卻發現，每個社區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活躍分子，有的基於個人的家國情懷，有的來自職業慣性，有些基於興趣和利益驅使，有的只是單純的“愛管閒事”。這些超齡的“社區達人”仍在努力編織著老舊小區裡的日常生活。
建於1924年的淮海坊，視覺中國 圖
在上海，熱鬧的淮海中路以南有個南昌社區。舊稱“霞飛坊”的淮海坊一度名人云集，巴金、竺可楨、徐悲鴻、魯迅都曾是這裡的住客。如今這裡是淮海路商圈的核心地帶，歷史建築、名人故居、繁華商圈是圍繞它的多重敘事，但當光環褪去，弄堂裡的日常仍是家長裡短。
73歲的陳冠安幾乎在這裡生活了一輩子。退休前他是一名律師，供職於上海四達律師事務所。職業生涯的後半段，他的“副業”成了社區裡的“老孃舅”，先是成為社區的法律服務志願者，後被選入調委會，通過法律諮詢擺平鄰里糾紛。
最早，上海社區裡的調解工作屬於戶籍警，歸屬於治保委，上世紀五十年代調委會設立後，社區調解逐漸單列成為一條工作線。2010年，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調解法》，為有效化解矛盾糾紛，切實發揮好人民調解作用，上海各街道司法所指導鼓勵各居委成立各自的調解室。
2011年5月，“淮海坊人民調解工作室”成立，陳冠安成為工作室的負責人。
將法律行業的專業從業者引入最基層的調解工作，這意味著“老孃舅”有了專業的法律依據。陳冠安回憶：“這與當時整個大氣候有關，糾紛越來越多，法院壓力大，所以強調人民調解的作用，典型的調解案例媒體、政策都在宣傳。”
調節工作室成立後，每個工作日下午2點至4點半，工作室成員會輪班接待社區居民來訪。淮海坊的這間工作室一度吸引了其他地方的居民
老社區的一大鄰里糾紛源自房屋產權，這涉及到歷史遺留問題。在上海中心城區，不少老舊小區都存在類似問題，一些舊式里弄和新式里弄都屬於直管公房，住戶只有使用權而沒有產權。而狹窄的生活環境中，曬臺、廚房、衛生間等公共空間的所有權和使用權限往往引來多方扯皮。
工作中的陳冠安 作者供圖
有一次，兩戶居民就因此產生了矛盾，他們曾簽訂過協議，但一方想要推翻，給出的理由是簽字時只有妻子在場，丈夫不知道。陳冠安找來了試圖推翻協議的居民進行協調，當初協議是在居委會協調下雙方簽字，女方簽字已經代表了丈夫的意願，“丈夫不知道”只是藉口，不能成立，如果不接受，調委會也可以出具證明讓他們去法院打官司，但陳也給出了自己的經驗，認為這樣的官司必輸，“逞一時之快打嘴仗還得付出精力和費用，沒有意義”。
陳冠安表示，在處理“相鄰糾紛”時，一般的原則是先看公房租賃憑證的記載，再看爭議的使用場地的歷史原狀，同時還得維護雙方合理方便的使用原則。
此外還有老人贍養問題。曾有一對姐妹因母親的贍養問題在不同層級的部門之間來回奔波。姐妹倆的父親已經去世，母親患病喪失行為能力，她們最先找到法院，但法院出具了一份裁判文書，判定母親為無民事能力人。接著二人又去了街道和居委，最終找到了陳冠安。對此，陳有些哭笑不得：“其實還是不肯擔責任吧。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民法通則》寫得很明白。我最後是讓她倆自己商量誰作為母親的主要監護人，另一方需要在協議上表態，並不因為不是主要監護人而拒絕承擔贍養義務。協議一式三份，居委備份，事情就解決了。”
多年的“老孃舅”經驗下，陳冠安總結出了一些趨勢變化，基層矛盾往往與更大範圍內的社會矛盾息息相關。改革開放後政治經濟制度發生鉅變，鄰里糾紛諸如房屋產權和公用位置等是調解重點，而近些年，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鄰里矛盾減少，而婚姻、遺產繼承、贍養等方面的諮詢需求越來越大。
當然，基層調解存在限度，能讓矛盾雙方達成協議已是最理想的結果。但比較難解決的是一方想要調解，而另一方不想，只能走司法程序。陳冠安表示：“根本原因是老百姓感覺基層調解缺少‘權威性’，習慣性認為官方才有權威和效力。”
（商葉兒系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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