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已經是晚上10點半，要拍攝的戲是男—號中槍倒地。尖厲的槍聲撕破夜幕，陳建斌背靠一輛黑色老式轎車，應聲癱倒在冰涼的水泥地上。現場幾十雙眼睛盯著他。他的手掙扎著伸向懷中，面部持續抽動著。
“過！”這部電視劇的導演高群書一聲喊。陳建斌爬起身。助手迅速為他披上長及腳踝的羽絨服，很快，他的手中多了一根丹納曼的細雪茄。拿著雪茄，他一言不發地走向監視器，查看回放。一揚手，助手適時遞來便攜菸灰缸。陳建斌對自己剛才的表現還算滿意，只是提出“好像有一個地方虛了一下”。聽到副導演說可以剪輯過去，他又不帶表情地點了點頭。
笑容出現在他臉上，是因為工作人員提起他自編自導自演的電影《一個勺子》。就在這場夜戲拍攝的兩週前，他的導演處女作《一個勺子》捧回了金馬獎影帝、最佳新導演獎和最佳男配角獎。在電影裡，他演一個叫“拉條子”的農民，鬍子拉碴，髒兮兮，穿著臃腫的棉襖，在路上撿到了一個“勺子”。
“拉條子”是新疆人陳建斌喜歡的吃食，“勺子”也是純正的西北說法，意思是罵一個人“傻”。金馬獎頒獎禮上，陳建斌三次領獎，將法國詩人安德烈-布勒東的一句詩唸了兩次：“我已找到，愛你的秘訣，永遠作為第一次。”比起這句充滿文青意味的領獎詞，更容易理解的也許是妻子蔣勤勤含著眼淚的告白：“在我眼裡，他是一個絕對標準的勺子。”
很多時候，陳建斌也覺得自己是一個“勺子”。
他不習慣隆重的場合。每次出席活動前總要給自己鼓鼓勁兒：“加油！勺子！”金馬獎頒獎禮，他上臺領取最佳男配角獎，算是說出了實話：“我特別需要（這個獎）鼓勵，否則今晚坐在這裡就是煎熬。”
得獎的消息從臺灣傳來，導演高群書比他更激動。陳建斌是他這部諜戰電視劇的男一號，也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檔。“我常跟年輕演員說，陳建斌那麼執著，他不成功，天理難容！現在很多男演員26歲就開始著急，覺得自己怎麼還不紅。但是我說啊，40歲也彆著急。”
但陳建斌也著急過。不是因為沒紅，而是壓根兒沒人找他演戲。快30歲時，他在中央戲劇學院讀研究生，大學同班同學李亞鵬、王學兵都趕上了國產偶像劇的早班車，小有名氣。但演員的江湖裡，還沒有“陳建斌”這號人物。他用“絕望”描述自己當時的狀態，甚至開始打算，要是真當不了演員，就老老實實留在學校當個老師。
1997年的一個晚上，他在中戲操場上散步，被回學校玩兒的孟京輝叫住了。孟京輝問：“你幹什麼呢？”陳建斌說：“沒事，閒著。”孟京輝說：“我正在排一個話劇，你來吧。”陳建斌點點頭，答應了。
當時他們拍的戲叫《愛情螞蟻》，是一部小劇場話劇。戲劇研究所投資一萬塊，場地和佈景分別分走一半，沒有錢剩下給演員。排戲的時候，陳建斌、周迅、陶虹和孟京輝四個人搭夥吃飯，大家輪流付錢。四人裡只有陳建斌還是個窮學生。
那一年，意大利作家達里奧福拿了諾貝爾文學獎。第二年，孟京輝把達里奧-福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拍成話劇，陳建斌還是男主角。《愛情螞蟻》裡，他覺得自己有話說不出，這次才終於找到了演戲的感覺。後來，他跟著劇組一起去意大利都靈演出。演出結束，孟京輝因為其他工作多留了一天，陳建斌和當時的國話院長趙有亮一起回來。下飛機經過哈根達斯冰激凌店，陳建斌走不動路了。趙有亮問他怎麼了，他說：“我想吃冰激凌。”趙有亮說：“那吃啊。”陳建斌老實回答：“我沒錢。”
人來人往的劇場後臺，孟京輝講完這個十多年前的小故事，笑出聲來。兩人十幾年沒合作，卻一直惺惺相情。孟京輝覺得陳建斌“執著、有藝術追求，和那些一心想出名的傻×演員不一樣”，陳建斌則視孟京輝為演藝生涯的“貴人”。
演完幾部小劇場話劇，有人開始找陳建斌演戲了。1999年，孟京輝為陳建斌量身打造了《戀愛的犀牛》，那句經典的開場白“黃昏是我—天中視力最差的時候”，就出白陳建斌的手筆。但陳建斌沒去演。他當時研究生畢業，發現下個月800塊的房租都交不上了，要去拍電視劇。為了這件事，陳建斌和孟京輝前後溝通了三次，終於互相理解。後來《戀愛的犀牛》100場紀念演出，陳建斌在裡面客串了群眾丙，算是略微彌補了當年的歉意。
兩人最後一次合作是在2001年的電影《像雞毛一樣飛》裡。陳建斌演來到小鎮的失敗詩人歐陽雲飛，他在小鎮的髮廊剃光了頭髮，走在路上，面無表情。孟京輝用這個黑白粗顆粒的鏡頭和一段理想主義者的獨白結束了電影：
“我23歲的時候，像馬雅可夫斯基—樣，剃成了光頭。我知道，我可能永遠都成不了他那樣的詩人。但我像他—樣剃成了光頭，他曾經說過，人必須選擇—種生活，並且有勇氣堅持下去，我希望至少能有他那樣的勇氣。”
陳建斌的重大生活選擇發生在20歲。
1988年，18歲的烏魯木齊青年沒有考上大學。作為家裡三個孩子的老三，他期著臉當起了待業青年，平日裡就去群藝館學唱歌、朗誦、演戲。那一年，他看了特呂弗的《最後一班地鐵》，被二戰裡躲著納粹排戲的演員撩得心癢癢，也夢想著進入銀幕裡的世界。
從事摩托車運動的父親想著把他弄進體育大學。陳建斌—盤算，學成出來只有兩個選擇：要麼當小學體育老師，要麼當中學體育老師。他不想重複父母朝九晚五的生活，大著膽子跟父親坦白，說他想當一個演員。
父親爆發出洪鐘大笑：“哈哈哈，你想當第二個馬精武嗎？”馬精武是北京電影學院的老師，所有新疆人都知道他。看著兒子點了點頭，父親說：“你要幹這行，那我可就幫不了你了。”
待業第二年，姐姐回家帶來消息，說當年中戲招收新疆班。陳建斌和滑冰時認識、比自己小一歲的王學兵一起復習考學。考試時，不會跳舞的陳建斌打了一套拳，朗誦選的是北島的《回答》。
回憶起20歲，陳建斌感到一陣恍惚。“當時也不知道自己選擇了什麼生活，但至少知道自己不想過什麼生活。”他記得在烏市外八家戶村，他跟著舅舅小姨，打著手電到幾公里外的車隊看露天電影。幕布上是卓別林的黑白默片，在孩子眼裡，那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如今他進入了幕布上的世界，但在微博上，他用“八家戶村”做名字，似乎還眷戀著幕布下的世界。他喜歡分享點兒名言警句，提醒別人，更像提醒自己。比如《美國麗人》導演薩姆-門德斯的那句話：“你以為挑起生活的擔子是勇氣，其實去過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更需要勇氣。”
新世紀裡，陳建斌投身電視劇拍攝的滾滾洪流。陳建斌白認趕上了電視劇的黃金時代，而且是這個時代裡的幸運兒。“如果我都抱怨沒拍到好的電視劇，那就有點兒說不過去了。《喬家大院》、《後宮甄嬛傳》，都是近十年來數得上的作品。”
在電視劇片場，他永遠是不合群的那個。《後宮甄嬛傳》一喊停，“妃子們”都圍到“溫太醫”的身邊嘰嘰喳喳，“皇上”陳建斌被晾在—邊獨自看書。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契訶夫的《萬尼亞舅舅》……這些從上大學時代就熟讀的劇本，是他的片場讀物。
孟京輝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記住陳建斌，就是因為契訶夫。1994年，中戲表演班畢業大戲《櫻桃園》，陳建斌演男主角，穿著白西裝站在臺上，孟京輝和其他人一起在臺下邊看邊瞎起鬨。
2012年，電影《人山人海》上映，陳建斌正好搗鼓出了一首歌，就做了個MV拿來宣傳。歌名叫作《契訶夫來到我身邊》，詞曲都是他一手包辦。對一個講述山民“千里追兇”的電影，這個文藝的歌好像有點兒文不對題。他在歌詞裡這樣寫道：“詩篇總寫在苦難的心靈中，契訶夫來到我身邊。”
陳建斌曾被記者問有沒有經歷過磨難。他從考學開始說了一遍。記者說，哪兒有磨難，你考學、考研究生、排話劇、演戲都很順利啊。陳建斌一想，也許自己覺得艱辛，別人看來也沒什麼，就不再說自己有什麼苦難了。
他的老鄉兼同學王學兵更願意談論艱難歲月。1990級中戲表演班是為新疆話劇團定向委培的。畢業後，十幾名同學都回到了新疆，沒到兩個月，大家都紛紛跑回了北京，繼續拍戲、當“北漂”，只剩下陳建斌一個人。一年時間裡，他每月拿著300元錢工資，只有一個劇本找上門，他翻了翻，拒絕了。同學勸他也回來當“北漂”，但陳建斌不同意，他覺得自己不會交際、不懂應酬，也沒有“漂”的能力。直到中戲班主任何炳珠在電話中讓他考研考回學校，他才終於來了精神，決定“名正言順、堂堂正正”地回來。
那一年裡，陳建斌跟王學兵通過一次信。王學兵記得自己寫得很簡短，在信的最後用有點兒酸的文字寫了一首詩，大意是“北漂”也有不為人知的辛苦。陳建斌的回信更簡短，只是向王學兵表達了一下回北京的決心。
“其實我們平時交流都不會這麼酸。”二十年過去，王學兵想起自己在信裡吐露的酸楚，覺得“很不好意思”：“他一個人待在新疆，為考研獨自準備，應該更難熬吧。”
《一個勺子》的問世和王學兵也有點兒關係。
照王學兵的說法，兩人畢業後一次都沒合作過。加上自己到了這個年齡、玩了微博，發現“還是有些話想說的”。他打電話給陳建斌，說一起做點兒什麼。
兩人成立了“業餘時間”公司，一致同意只有投入金錢和精力，這事才能落實下去。2013年6月，陳建斌在重慶拍電影《兄弟兄弟》時，買了一本《人民文學》，意外翻到胡學文的《奔跑的月光》。陳建斌讀完小說，打電話給朋友：“趕緊去買這個小說的版權。”
故事裡，農民宋河撿到一個傻子，四處為其尋找家人。但每天相處，感情漸深。等傻子真的被接走了，他們悵然若失。沒想到接下來仍有接二連三的“家人”上門要人。本來是做好事的宋河，被所有人看作將傻子賣錢的人販子。
陳建斌特別喜歡這個故事。他在那個“傻子”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就是一個有點兒傻，甚至有些討厭的人。”
王學兵覺得，陳建斌的“討厭”體現在他愛多管閒事，幹些費力不討好的活兒。有人傳聞王學兵大學時代受陳建斌擠對。對此，王學兵說：“大學時代他擠對我們所有人，我們所有人也擠對他。”
大學時代，骨灰級文藝青年陳建斌過得如魚得水，他看書、看碟、排小品、排戲。1999年，校友金琛請陳建斌演自己的電影《網絡時代的愛情》。拍完這部電影，宣傳時金琛提到自己已經為下—部電影物色好—篇短篇小說，但不知道找誰來改。陳建斌當下自告奮勇。
陳建斌不會打字，寫劇本先是找打字員來聽自己口述，再是手動刪刪改改。寫成的劇本，金琛覺得“質量相當高”。劇本後來被西影廠投拍，拍成電影《菊花茶》，陳建斌是編劇也是男一號。電影成本很小，拍出來沒多大動靜，陳建斌對這個劇本的呈現也不太滿意，這算是種下了當導演的種子。
等這顆種子發芽足足等了十五年。十五年間，陳建斌請人教過自己打字，但是學起來發現腦子裡“一團亂麻”，索性認“傻”作罷。《一個勺子》的劇本，是他用手指在ipad上手寫輸入的。去金門拍《軍中樂園》，他也把劇本帶去片場，一有時間就寫。在兩部電影、半部電視劇的4個月時間裡，他用手指寫完了一萬字的劇本。
拍攝《一個勺子》時，他碰到了所有“處女導演能碰上的問題”，但沒有一個在陳建斌的意料之外。“所謂問題，無外乎錢的問題，人的問題。”陳建斌掰著手指挨個數。預算“從十塊錢變成五塊錢”，那時候陳建斌已經看好了景，將故事的場景從河北農村改裝到自己熟悉的西北農村。預算變少，團隊經歷了大的變動，好在朋友介紹了“剛拍完《歸來》的攝影團隊”，給了陳建斌一個友情打包價。但是打包價有個時限，只能用30天。
結果陳建斌只用了20天就拍完。“其實是19天，中間我給大家放了一天假，我覺得大家需要休息，我也該想想該怎麼拍。”陳建斌言語中流露出對自己的滿意。
演員團隊是親友大集合。開拍前，蔣勤勤問陳建斌，這片子裡有沒有自己的角色。陳建斌一直沒有回答。直到出發當天，他才對妻子說：“你得來啊。”王學兵因為村裡“首富”李大頭拿了金馬獎最佳男配角提名，但陳建斌原本安排給他的角色不是這個，是因為一場大雪才臨時決定用他頂上。老同學王旭峰也是進了組，發現自己的角色由村長變成了李老三。師弟蘇小剛收到了陳建斌的一條短信“你是勺子的親哥”，算是把事說定了。另一個客串賣瓜子小販的老同學王瀾，則根本沒有收到短信，只是在讀完劇本確認出演後，收到了陳建斌發來的兩個字“謝謝”。
在甘肅農村拍了20天，戲殺青了。女主角蔣勤勤收到了一束花，不是陳建斌買的。至於其他老同學，不僅都是零片酬，收到的還是同一束重複利用的捧花。演完，王旭峰特別欣慰地表示，陳建斌還是和大學時代一樣“討厭”啊。
這個被稱為“90年代話劇臺柱子”的演員，已經很久沒有登上過話劇舞臺。直到今天，他仍然認為自己最好的表演奉獻給了《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表演裡的亢奮、癲狂，還有演那部戲的青春和激情，再難以複製。
他想有機會也做一次話劇導演。“《等待戈多》、《哈姆雷特》，或者《理查三世》都可以。”但是契訶夫的本子，他覺得自己還導不出來。
契訶夫灰色生活裡的喜劇感，倒是被他糅進了自己的電影裡。《一個勺子》裡天真質樸的農村人，都像是從契訶夫的筆下走出來的。他們困在生活的迷宮裡，迷失在從鄉村到城鎮兩個小時的旅程裡。小說裡，故事原本是一個開放結局，但導演陳建斌決定加入自己的經驗。
“你擺脫傻子，其實是擺脫掉你性格中傻的部分。但是擺脫掉了，你還是你嗎？”
這些道理，都是陳建斌經歷過中年危機後自己想明白的。他的中年危機來得比其他人格外早一些，30歲。那段時間，他近乎“疾病亂投醫”地讀了所有經典：《聖經》《金剛經》、《古蘭經》……“所謂中年危機，就是你活到這個時候，對生活有了疑問。”他想從先賢的文字裡找到答案，最後發現只是徒勞無功。
後來他不折騰了，找到了和這個世界握手和解的方式：“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能聚焦在有限的事物上。這個時代太聰明瞭，你得甘心當一個，怎麼說呢，有點兒傻，有點兒討厭的人。”他總結自己“討厭”的具體方式，包括但不限於不喝酒、不交際、讀契訶夫—一但令人意外的是，“永遠戴著墨鏡”並不在此列。
採訪的最後，他摘下墨鏡，連連解釋說，這一充滿戒意的裝備其實是因為眼睛不好，怕光。然而陳建斌也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墨鏡已經與那些他的“討厭”之處一起，使他與這個世界保持著距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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