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兇猛襲來，考驗著每個人的真實心態，讓人們不得不作出選擇。疫情伊始，北侖疾控中心的孫吉浩就做了一次艱難的選擇——兒子、父親、疾控人，這次他選擇做一名與病毒面對面交戰的疾控人。
“爸，我不回來了！家裡老小交給你了。”
1月28日，北侖確診兩例新增病例，疫情形勢嚴峻。第二日，孫吉浩便接到命令，要求暫別家庭、吃住都在單位、與新型冠狀病毒進行面對面交鋒。
家庭還是危險的工作？孫吉浩早已做了選擇，在疫情一開始的請戰書上，便有他的簽名、紅印和堅定的決心。
“看著這份請戰書，我心想這該是孫吉浩第一次在這種場景下簽名‘請戰’，他的心情一定是挺複雜的，作為老母親，此時我看著這份請戰書心情也很複雜，既自豪又心疼。”孫吉浩媽媽在她的《老母親的居家日記》裡這樣寫道。
1月29日傍晚，孫吉浩匆匆趕到小區門口，等待家人送換洗衣服出來。他沒敢進家門，雖然早就做了選擇，但家裡有太多的牽掛：父親、母親、妻子、女兒……
所以，臨走前，孫吉浩對父親說：“爸，我不回來了！家裡老小交給你了。”
“國家有困難，你們年輕人是要上的。”這是一位父親對兒子的支持。
“爸爸就快回來了，你要乖一點哦。”
2月2日下午4點，脫下厚重的防護服，卸下一身的疲憊，仔細清洗乾淨後，孫吉浩快步走回寢室，撥通了與女兒的視頻邀請。
5天5晚，100多個小時，這是女兒六六出生以來，孫吉浩離開她最久的一次。除了不習慣、不捨得，孫吉浩說得最多的是對女兒的愧疚。
在他離開那天，六六也來到了小區門口送行。面對爸爸的“遠行”，才2歲半的女兒拼命嚷著“我要爸爸陪，我要爸爸陪”。
雖然抱不了女兒，但讓孫吉浩開心的是，通過視頻聊天，他能以另一種形式陪伴女兒成長。“一開始哭喊著要爸爸陪，現在會說自己很乖了。這段時間，女兒長大了很多。”故意避開攝像頭時，孫吉浩的眼眶紅紅的。
“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陪我啊。”
“爸爸在外面打怪獸，就快回來了，你要乖一點哦。”這是孫吉浩和女兒說過最多的“謊話”。
何時回來？孫吉浩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作為一名黨員，非常時期，我不上誰上。”
“高某，1號。”“高某，1號。”3日中午，始終處於戰鬥狀態的北侖區疾控中心，穿著厚厚的連體隔離衣，帶著密封性很強的口罩、護目鏡和手套，孫志浩和王汀正在仔細核對送檢樣本。53歲的王汀，是北侖區疾控中心檢驗科科長，經歷過2003年非典，是一位實戰經驗豐富的老同志。長期以來一直有高血壓，但他並沒因此退縮，進入實驗室後他和孫吉浩就沒再離開過。
對於從事病毒檢測的他們來說，標本處置和核酸提取等於直面病毒，是最危險、也是最難受的環節。每一個樣本檢測一般需要三四個小時，中間容不得一點疏忽，往往一場檢測下來，兩人隔離衣裡面的工作服早就溼透了，又黏又熱，高度集中的精神也常常讓他們身心俱疲。
“再難受也得熬，作為一名黨員，非常時期，我不上誰上。”2月3日下午1點多，正在吃盒飯的孫吉浩目光堅定。
不敢吃太多，匆匆扒幾口飯後，兩人又進入實驗室工作。狹小的實驗室裡，靜悄悄的，時不時傳來孫志浩和王汀每個環節核對時的一問一答。拌和著凝重緊張的氣氛，有空氣中濃濃消毒水味，還有兩人檢測結果陰性的鬆氣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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