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文學系統的"三國學"往往聚焦在曹、劉之爭，史學系統爭議陳壽的"三國正統觀"之處，不外乎亦糾結在"帝魏"、"帝蜀"的問題。 劉知幾在《史通·內篇·探賾》駁斥隋朝(581-619)李德林(531-591)指出《三國志》"帝蜀"的說法：
隋內史李德林著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格言。……（陳壽）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所嫉。故曲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疏魏而親蜀也？
一、"帝魏"與"帝蜀"
"虛說劉非"雖未必，但劉知幾指出陳壽系將正統歸予曹魏政權，反對李德林如下持論："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
兩邊論據的差異在於，劉知幾系根據陳壽撰史時是仕宦晉朝的身份出發，李德林則是根據陳壽是蜀人的身份著手進行推論。
傳統除"帝魏"之說外，確實有派《三國志》"帝蜀"之說，例如清代劉體仁："陳壽作《三國志》本帝蜀而僭魏、吳，不善讀者僅覩其貌而未究其原。"清代尚鎔："名尊魏而實帝蜀。"同樣一本歷史著作竟然產生如是天南地北的兩派解讀，恐怕有一派較憑臆測、甚至落入"坐使直白之史書變為詩賦"的詮釋危機。
究其實，陳壽撰寫《三國志》的構思是一面與西晉王朝的"三國正統觀"妥協，一面嘗試開創紀傳體前所未有之例；讓其他兩國保有一定的歷史地位，避免歷史詮釋過度偏袒曹魏。三國爭霸史畢竟是"衝突性的社會事件"，誠如張榮明：
衝突性的社會事件中，僅僅保存著當權的勝利者一方的歷史記憶，而不見被害者一方的歷史記憶，這樣的歷史記憶值得懷疑，應該審慎對待。衝突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或涉案人銷燬真實的歷史記憶與偽造歷史記憶往往互為表裡。如果歷史學家把正史中有關苻堅殺苻生、李世民殺李建成的背景資料當成了確鑿的證據，很可能會落入苻堅、李世民等人的"歷史記憶陷阱"，被"勝者王侯敗者賊"這一歷史現象綁架。
倘若最終晉室認可的史籍皆源於有意偏黨曹魏的北人之手，難免過度崇揚曹魏而貶抑蜀漢、孫吳，從而影響到後人對該段歷史的認識。陳壽苦心造詣的結果，最終成功讓官方採納、接受其著作，後人也賴該書較易避免陷入勝利者的"歷史記憶陷阱"。
劉知幾的判斷是正確的，誠如劉鹹炘："（陳）壽自有不忘舊國之心，而非有魏邪（蜀）漢正之見，雖小例不以蜀儕吳，而大體帝魏，自不可掩。"《三國志》"帝魏"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帝蜀"派的意見亦有值得參考之處。
畢竟鄉親土親，陳壽撰史時難免寄寓故國之思，敘述蜀漢政權時或多或少有較提升的情況。這點或可從陸機兄弟在閱讀過《三國志》後，依然孜孜念念於撰寫《吳書》一例稍事說明，陸雲(262-303)〈與兄平原書〉第二十五：
（陸）雲再拜：誨欲定《吳書》，雲昔嘗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與十分好書。同是出千載事，兄作必自與昔人相去。〈辯亡〉則已是〈過秦〉對事，求當可得耳。陳壽《吳書》有〈魏賜九錫文〉及〈分天下文〉，《吳書》不載。又有嚴、陸諸君傳，今當寫送。信心地指出陸機《吳書》"自與昔人相去"（自然包括陳壽），沒有如同夏侯湛等閱讀完《三國志》後屢屢肯定之，甚至不惜輟筆。
其中一項因素，很可能是肇因於陸機兄弟懷思故國的情緒。或者是，陳壽敘述孫吳政權歷史時抱持的態度不及其書寫曹魏、蜀漢的部份，從而較難說服江東史家。
唯獨若要確切的指出陳壽故國之思具體落實於何處，信然需要更細緻處理，畢竟這部著作在三國史中最享美譽。而且傳統學者於詮釋時容易出現過於主觀、片面詮釋的缺失，劉鹹炘於其名著〈三國志知意〉的"總論"部份，已經一一辨析清代學者的曲鑿情況。
筆者認同劉鹹炘該派學者，強調陳壽雖"帝魏"而猶有"不忘舊國之心"，勢必要爬梳、攔截指責陳壽評價蜀漢象徵人物諸葛亮不公的"仇蜀說"。
二、陳壽筆下的〈諸葛亮傳〉
陳壽建構《三國志·蜀書》時，深受早年編輯《諸葛氏集》時考核資料，以及收集諸葛亮文章作品過程形成的前理解影響；若論陳壽有"不忘舊國之心"，其筆下型塑的蜀漢政權象徵人物諸葛亮，無疑是最適宜觀察的對象。
《三國志·蜀書·霍王向張楊費》"評曰"言及費詩吐直言而不遇時，已經不難察見陳壽十分肯定諸葛亮的執政才能："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後乎哉！"
這段感嘆顯系是將劉備、諸葛亮視作廣納直諫、持心平正的明君賢相代表，才能證成的論述。而陳壽評價諸葛亮最完整的言論，則是見《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評曰"，依然是稱賞其優異的治國才能，並且闡釋得更詳細：
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遊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邦域之內，鹹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云云，無疑是非常崇高的讚揚。然而如是精彩的人物何故沒有完成北伐事業，可預見是人們將屢屢提起的疑問；陳壽則是回應諸葛亮較不擅於"應變將略"，軍事方面不是其較專長的領域。
陳壽評價諸葛亮"奇謀"、"將略"的比較組，是對象自身卓越的"治戎"能力、"理民之幹"。說明史家指稱諸葛亮才能不足處時是"有條件"的指出、是"相對"的判定，而不是"絕對"的短缺。關於諸葛亮北伐失敗一事的解釋，陳壽於〈諸葛亮傳〉載錄早年撰寫的〈上《諸葛氏集》表〉，有段較詳盡的言論：
當此之時，（諸葛）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盪宇內。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交待客觀條件相當不利於諸葛亮的北伐事業，例如"或值人傑"、"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時無名將"、"天命有歸"等等，並在傳文補充："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交待諸葛亮北伐失敗非一己之罪的同時，還有減輕該事對之軍事才能造成的負面印象。顯見，陳壽書寫、評價諸葛亮時，心態非常謹慎。
與陳壽同期而略早，向來"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的袁渙之子袁準，曾經回答別人詢問諸葛亮何故較少戰場勝績的問題：
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較無政治包袱、甚是重視諸葛亮的袁準，亦有"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的說法，則陳壽指出諸葛亮還有不足處顯然並非有意詆譭之言。
即使考量到要替司馬懿"迴護"的問題，但誠如劉鹹炘："夫為（司馬）懿迴護，不書懿短可矣，何必貶亮乎？"敘述司馬懿的醜事敗績時避重就輕即可，沒有必要因而貶抑諸葛亮之"應變將略"，兩者沒有必然關係。
倘若在意朝廷的觀感，或者意欲"尊晉"，依然可以於肯定諸葛亮的情況下，正襯最終還是勝利者的司馬懿。向來"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的劉備，奪取益州時優先任命龐統(179-214)隨行、諸葛亮留守後方。
爭搶漢中時，則是聽從"有奇畫策算，然不以德素稱也"的法正(176-220)之謀略；諸葛亮本人亦"每奇（法）正智術"，說明劉備的選擇經得起考驗。諸葛亮最適宜治理內政、留守後方，攻城掠地則需要仰賴龐統、法正這兩位謀士。那麼諸葛亮的擅長之處何在，已經不言可喻。
檢視〈諸葛亮傳〉，有一點很明顯是史家特別關愛諸葛亮的安排，即是於諸葛喬等附傳之前，夾入〈《諸葛氏集》表〉（類似做法又見〈吳書·陸凱傳〉"備異"虛實難明的陸凱(198-269)諫孫吳亡國之君孫皓(242-284，264-280在位)二十事，或許與陳壽頗厭惡孫皓相關）與《諸葛氏集》目錄。
表文尚且直接敘述、討論傳主的一生，從中一窺傳主的生平事蹟、精神樣貌。但是詳錄《諸葛氏集》目錄的安排則顯得較無意義，誠如沈家本："傳中詳錄其書之篇名，古未有此式，足見陳壽之重諸葛氏也。"該舉置諸於史籍著述傳統中顯得突兀又破格，表現出史家刻意、過度保存事蹟的心態。
陳壽撰史時往往著眼於"崇實黜華，以為勸戒"，諸葛亮的文章信然也符合該標準；然而僅需記載自己曾經編纂過《諸葛氏集》即可，沒有必要前所未聞地特開此例，尺度拿捏上應有失準處。
而且從〈上《諸葛氏集》表〉的遣詞用字，亦不難察見陳壽本來就是位相當關注於維護故國與諸葛亮的史家。陳壽於泰始十年(274)呈奏朝廷的這篇文章，即用"毗佐危國"一語取代"毗佐偽國"：
臣（陳）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勖、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復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 
對照同為蜀漢舊臣、亦是相當尊敬諸葛亮的李密，於呈奏朝廷的〈陳情表〉一文尚且稱故國為"偽朝"。陳壽則改用一個"危"字代替"偽"字。私撰的《三國志》不稱"偽"固然是陳壽合理的巧思，然而於官方文章依然避開使用"偽"字，從中可以發現陳壽確實是一位猶有故國之思的史家。
參考文獻：
《歷史真實與歷史記憶》
《史通通釋》
《隋書》
《十七史說（民國間石印本）》
《二十二史考論（歷代正史研究文獻叢刊）》
《三國志辨微》
《《三國志》知意》
《晉書》
《陸士龍文集校注》
《吳書》
《西晉文學研究》
《文選（附考異）》
《三國志集解》
《十七史商榷》
《四史評議》
《三國志辨微續》
《三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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