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期黃河流域的華夏民族對西方世界有著無盡遐想，西方世界對遙遠的東方同樣充滿了神奇的嚮往，從希伯波里安人到秦奈、賽里斯，都是這一認識過程具體脈絡的體現。
神秘的希伯波里安人
與黃河流域流傳的“西王母”故事相類似，在地中海邊的古希臘也有一段關於遠東的希伯波里安人（Hyperborean）的動人傳說。傳說中的主人公阿里斯特（Aristeas）進行了一次傳奇的東方旅行。
根據傳說，阿里斯特居住在巴爾幹半島與小亞細亞之間馬爾馬拉海中的一個美麗小島，曾寫了一首稱為《阿里瑪斯培》（Arimaspea）的敘事長詩，記述他的一次遠東旅行，提到了許多東方民族，還有怪異的動物，雕頭獅身的金庫守衛神等。詩人筆下提到的希伯波里安人生活於最東部，是遙遠的北風吹來之地。他們神聖、純潔而善良。那裡群山環抱，氣候宜人，沒有仇殺，沒有戰爭，人們都長生不老。詩人說，主神宙斯之子洛格里斯就是從希伯波里安人那裡獲得能使人長生不死的金蘋果。除了神仙和英雄，凡夫俗子是無法進入這片樂土的。被妒火攻心的天后赫拉驅趕的宙斯的情人媛娥，也只能被趕到希伯波里安人的西鄰阿里瑪斯培那裡去，無法再遠行。儘管阿里斯特的這首敘事長詩早已散逸成零片斷簡，但他所介紹的故事卻由於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約公元前485—前425）在《歷史》中的轉述而廣為世人所知。
關於詩人阿里斯特其人，自來便眾說紛紜，評價不一。但是比較一致的看法是，阿里斯特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紀後半葉，而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在他之前很可能就已經流傳。公元前八世紀以《田功農時》、《神譜》等詩作而聞名的古希臘詩人赫西奧德（Hesiod）就提到過希伯波里安人，稍後的著名敘事詩人平達（Pindare，公元前522—前446）也將關於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紀之前。
關於希伯波里安人的認識，近兩個世紀以來取得了重大進展。十九世紀晚期就開始有學者大膽提出，善良溫和的希伯波里安人就是古代的中國人。1960年代，一些英國學者通過系統整理阿里斯特的敘事長詩，進一步證實阿里斯特的東方之旅確有其事，並認為他很有可能是光明之神阿波羅的一名祭司，他前往東方旅行的目的就是要到幸福的希伯波里安人那裡去作一次“朝聖之旅”。因為古希臘神話說阿波羅神要到那裡去度過冬天，並享受一百頭驢的隆重祭典，然後再乘坐天鵝御輦回到天堂。根據其史詩記載，阿里斯特在神的召喚下，首先來到了俄羅斯，順著北風之神的指引，頂著西伯利亞的寒流，繼續往東行，一直走到東亞腹地。
1990年代，又有德國學者在研究早期中歐關係時，再一次肯定了阿里斯特筆下的希伯波里安人的故事是歐洲關於中國的最早知識。人們在解釋希羅多德《歷史》中曾記述過的公元前八至七世紀那場民族大遷徙時說，當時所有的蠻族都捲入了那場亞歐民族的流動之中，唯獨安靜的希伯波里安人例外，原因就在於他們是安分的農耕民族，與斯基泰人那樣的遊牧民族不同。並考證出與希伯波里安人相鄰的阿里瑪斯培人（Arimaspi）是蒙古種族，史詩中所提到的伊塞頓人（Issedones）就是中國文獻中出現的烏孫人（Asii）。總之，從史詩中可以看出，希伯波里安人就在離詩人不遠的地方，可最終由於伊塞頓人向他編造了許多恐怖的故事，才使他無緣進入那片幸福樂園。這很容易讓後人想到，這是因為那些居間牟利的商人不願放棄東西貿易的壟斷中介地位才想到的詭計，就如東漢時期甘英出使大秦時在安息所碰到的那樣。
秦奈的傳說
希伯波里安人的傳說仍然像一則美麗的神話，而此後不久又在西方出現的“秦奈”這一名稱，則被學術界公認是對中國的稱呼。這無疑體現了由於中西之間交往日益頻繁和由此而來的日漸深入的相互瞭解，東方的中國對西方人來講已經不再僅是個美麗神話，而開始有了具體、清晰的內容。
現代歐洲人稱中國，葡萄牙文、西班牙文、荷蘭文、英文和德文都寫作China，法文作Chine，意大利文作Cine，皆源於約公元前一世紀出現的希臘文詞語Thinae或其晚後的拉丁文譯名Sinae/Sina，其音譯為“秦那”、“支那”、“支尼”、“秦尼”或“秦奈”，而這個希臘文名詞還可追溯至更古老的時期。
公元前550年，波斯貴族居魯士（Cyrus）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大流士（Darius I，公元前521—前485）統治時期，波斯帝國的領土西起埃及、黑海，東至印度西北和粟特，東北邊疆已和蔥嶺以西的斯基泰人（Scythian）遊牧區接壤。大約公元前五世紀的波斯古文獻中已載有其東邊的文明國家中國的名稱——“支尼”（Čini，Saini），這同晚後的古代波斯文對中國的其他稱呼Čin、Činistan、Činastan等源出一體，也都和粟特文中的Čyn相近，發音亦近似於“秦那”。
和波斯人一樣，印度人最早也稱中國為“秦那”（Cina）。現存最早稱中國為Cina的印度載籍是公元前五世紀的《摩奴法典》和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隨後是公元前320—前315年間成書的《考鐵利亞》（Kautilya），但《摩奴法典》和《摩訶婆羅多》後來遭遇增改，所以可信度反不如《考鐵利亞》。“秦那”這個名稱可能就是通過波斯或印度傳入希臘，同時傳入的還有關於這個地區的知識。
“秦奈”或“秦那”作為西方對古代中國的最早稱呼，到底是如何形成？目前學術界基本上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該詞為“秦”的譯音。此說最早由明末入華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 Martini，1614-1661）在其1655年於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新地圖集》中提出，並得到二十世紀許多學者的贊同，如伯希和、季羨林、饒宗頤，但是他們做了一點修正，認為此“秦”應指戰國時的秦國，而非一統中國的秦朝。這個觀點的主要根據是，春秋戰國時期位於中國西北方和西南方的某些少數民族就極有可能知道“秦”這一名稱。據《史記·秦本紀》，秦穆公時（公元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的名聲有可能從此傳向中亞，並由中亞繼續傳向南亞、歐洲。戰國時，匈奴人、月氏人、烏孫人都與秦國相鄰，也都有可能成為“秦”這一國名的傳播媒介。而在中國西南方，據《史記》之《秦本紀》和《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將司馬錯曾於公元前316年伐蜀並滅之。至贏政繼秦王位時，“秦地已並巴、蜀”，而近代的許多考古發現證明蜀人在春秋戰國時期即與外界（包括南亞）有若干物質交流關係，那麼蜀地歸秦之後蜀人成為“秦”這個名稱傳至印度的中介也是自然之事。
另一種觀點認為“秦那”是絲織品之名的譯音，與中國當時外輸的絲綢有關，確切來講，就是“絲”之譯音。印度古籍《考鐵利亞》除提到Cina這個地方外，還記載Cina有絲卷運至印度銷售，其中指絲卷的詞是Cinapattaśca和Cinabhumijãh，亦即“絲卷”這種物品的名稱與其產地之名有直接關係。印度人對於中國名產和這個國家差不多同時產生認識，由此以名產“絲”之名代稱其國。那麼“絲”之音如何轉變為“Cina”？有人分析，絲的古音是Si或Ci，傳至中亞時，因當地語言慣於在單數詞尾加r，在複數詞尾加n，於是Si或Ci的單數變為Sir與Cir，複數變為Sin與Cin。可作為輔證的是，古康居文稱中國為Cynstn，去除表示“地”的後綴-stn，則剩下的Cyn與Cin實為同一詞的異寫。傳至印度後，進一步增加了收聲音符a，於是絲的複數變成了Sina或Cina。後來這個以“絲”之複數稱中國的詞又從印度傳入希臘。而大約公元前四世紀出現在希臘文獻中另一個對絲國的稱呼Seres則是“絲”在中亞的單數稱呼傳入希臘後的演變結果。
“賽里斯”的故事
如果說對於“秦奈”的原意在學術界還有爭論的話，對於西方另一個有關中國的稱呼“賽里斯”（Seres），則大家都普遍認同就是指中國絲綢。這個名稱據說最早見於公元前416年到公元前398年間擔任波斯宮廷醫生的希臘人泰西阿斯（Ktesias）的《印度記》，書中記載，遠東的賽里斯人和印度人一樣身材高大，壽逾二百歲。不過這段材料的實際來源是公元前四世紀初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時期的將領俄內西克里特（Onesicritus）。亞歷山大的另一位將領尼亞克（Nearchus）據說在屯駐北印度時曾見過賽里斯人所製作的衣袍。所以，比較可靠地說，歐洲文獻中關於賽里斯的最早記載應該歸之於亞歷山大時代。亞歷山大在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323年間所進行的東征是東西交往歷史上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它第一次使歐洲與亞洲腹地發生了密切聯繫，其軍隊前鋒最遠曾到達阿姆河和錫爾河（Syrdar’ya）之間的粟特地區以及印度河（Indus River）流域。此次東征的成果是建立起一個從地中海沿岸跨至印度北部的大帝國，儘管這個龐大帝國的政治結構隨著亞歷山大去世而迅速分裂，但卻在歐亞大陸的這一廣大區域裡產生歷時長久的“希臘化”運動，疆土從地中海東岸延伸至印度北部的塞琉古帝國就是這場“希臘化”運動的醒目見證。大批希臘人移居埃及、伊朗高原和印度西北部，帶去了希臘的經濟和文化，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中國新疆地區都發現了希臘文化的遺蹟。亞歷山大東征的成果無疑也應包含讓西方人進一步瞭解東方甚至中國這一層，“賽里斯”這個名稱就是一種體現。
繼俄內西克里特之後陸續提到賽里斯國或賽里斯人的還有斯特拉波（Strabo）寫於公元前後的《地理書》和《古典名著選》，公元一世紀末馬利努斯（Marinus）的《地理學知識》和梅拉（Pomponius Mela）的《地理志》，以及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寫於公元77年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又譯《博物志》）。公元二世紀的古羅馬傑出地理學家托勒密（Clandius Ptolemy，90-168）在其《地理學》中對賽里斯的描述可稱為古典時期對這一地區認識的總結，除了對賽里斯人的一般性介紹外，他還詳細描述了賽里斯國的位置和四至，甚至推算出從位於帕米爾高原塔什庫爾乾的石塔地區到賽里斯的都城塞拉（Sera）的距離為18, 100希臘裡。托勒密的這些記載儘管仍有許多錯誤，但表現出中國在西方人的觀念中逐漸變得清晰起來。托勒密的記載還長期成為歐洲人認識中國的基本依據，十六至十八世紀仍有歐洲人以此來判斷傳教士對中國的描述是否屬實。二世紀的希臘地理學家包撒尼亞斯（Pausanias）提到希臘人用“Seres”作為國名，而其國出產的提供紡織原料的小蟲被稱為“Ser”，而且他說，Seres人對這種小蟲的稱呼不是Ser，而是完全不同的稱呼。
“Seres”和“Ser”顯然是外人對中國某物的稱呼，現在人們多同意是對與絲有關的名詞的音譯。有些學者認為希臘詞Seres和拉丁詞Sericum的語源當為Sir。Sir的來歷，或如上文提到的觀點，是“絲”之音在中亞地方被加上單數後綴的結果。英國語言學家亨寧（W. B. Henning）提供了一個可支持此說的證據，即“賽里斯”在粟特文中被寫作Srγ，也是指絲綢。學者們更舉了諸多例子表明中國以西諸地對“絲”的稱呼有相似的詞源，如在阿爾泰語中，蒙古語稱為Sirghek，滿洲語稱為Sirghe，朝鮮語稱為Sir，可見“絲”之轉為Sir與阿爾泰語有淵源。又，波斯語稱“絲”為Saragh Sarah，亞美尼亞語稱Seram，希臘語稱Ser，希臘語對“絲”的稱呼是經過中亞、西亞、小亞細亞轉化而來。或有人認為，Sir是“繒”、“絹”或“蠶”的對音。
上述稱呼無論如何都與絲綢有密切關係。從歷史情境來考察，這些絲綢產自亞歷山大所征服之領土的東面，希臘人因此把這個出產絲綢的國度稱為“賽里斯”，意即“絲國”，這並不違背古人對一個地方的命名習慣，即以其特產為其地之名。公元前130年到公元前87年之間的阿帕洛杜勒斯曾記述，巴克特里亞國（Bactria，公元前245年從塞琉古帝國中分裂出來的希臘化國家）歐多臺墨王的領土在公元前201年已擴展到和賽里斯接壤之處，這些賽里斯人據說是碧眼紅髮。這裡所說的賽里斯人應該是操東伊朗語的斯基泰人或月氏人，他們當是印度人之外另一個向希臘人傳遞中國知識的渠道。
從Cina和Seres的流傳來看，無論是從印度傳到希臘，還是經中亞傳到希臘，中國和絲綢總是作為合二為一的概念被西方，可見在漢武帝有意識地發展政府間往來之前，中國與中亞及南亞的民間貿易和文化交流早就有一定規模，中國最古老的神奇特產——絲織品成為西方人對中國最華麗的印象。弔詭的是，源出“絲”字的Cina之稱在近代早期的歐洲演化為China之後，又於指稱國家之外被用來稱呼當時歐洲人為之傾倒的另一種舉世無雙的中國特產——瓷器。雖然如今學術界傾向於用Stoneware來稱呼中國人發明的硬質瓷器，但china作為這種物品的流行俗稱始終提醒我們，歐洲人曾經為中國的瓷器癲狂。類似的是，古代中國人以寓意“玉之地”的詞語“于闐”或“禺氏”稱呼崑崙山附近那個美玉的出產地，阿拉伯語以白豆蔻Kabulah一詞命名南海出產白豆蔻的一個地方，於是它得名哥谷羅國。此外還有香料群島、胡椒海岸諸如此類的稱呼。將特產之名和其出產地之名混用看來是人們的一種常見做法，也強有力地表達了人們對一種遠方物品甚或對異域的想往之情與想象之心。
最後，就早期的中西文明的關係，我們大略介紹一下二十世紀初關於彩陶文化西來說的爭論。近代歐洲考古學家在發掘了巴比倫的彩陶文化以後，又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島、希臘北部的乞洛尼亞、多瑙河下游的科科特尼、東歐的格拉齊亞、烏克蘭的特里波利等遺址中見到了類似的彩陶。1921年中國地質調查所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物有石器、骨器和陶器，其中發現的陶器表面呈紅色，表裡磨光，器表有幾何紋、繩紋等各種彩繪，因稱彩陶文化。參與此次發掘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on）在1923年提出了“彩陶文化西來說”的觀點，據此推測，公元前2500年左右出現於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是從中亞和南俄移入的歐羅巴民族的文化。其主要觀點是，仰韶出土的許多紅黑相間的彩繪陶器和螺紋、三角紋、幾何紋等多種圖案在外觀上和歐亞大陸其他地區的彩陶非常相似，而巴比倫在公元前3500年已經有了彩陶，中國彩陶比它晚得多，因此一定是從西方傳來的。
彩陶
“彩陶文化西來說”是當時頗流行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的一個分支。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或承襲近代早期以《舊約》解釋人類文明起源之說的遺緒，或被覆十八世紀後期逐漸明確的歐洲文明優越論的榮光。當時在中國也有人信從此類說法。但這種說法與中國傳統的文明優越感及近代因遭受屈辱而無比鮮明的民族情感格格不入，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中國早期考古學的發展。時至今日，站在世界文明的宏觀視野，人類及人類文明起源於何方、是否有一個共同起源、在起源之後的發展路向等問題仍然是懸而未決的開放式議題，任何一種意義上的“優越論”都會妨礙此種討論。不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中國的確已經走在自己獨具特色的文明發展之路上，而彩陶及其他一些物品在相近時期出現於各種地域遙遠的不同文化中，適足以提醒我們，在相信“人類出於同源，在同一發展階段中人類有類似的需要，在相似的社會狀態中人類有同樣的心理作用”從而獨立完成相似性創造的同時，遠古居民交通往來的可能性也不能一概否認，不能認為交流相通僅是晚近文明的特權。
（本文摘錄自張國剛著《中西文化交流通史》，上卷第一章第三節，即將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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