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何選擇了“北上廣”,從此不回紹興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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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魯迅在日本弘文學院畢業後,就進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是他的最初夢想,原因是卒業回來救治像他父親似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可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在學校裡,教授解剖學的藤野先生是位特別敬業的教師,十分關注魯迅這個中國留學生,他極希望魯迅成為一個好學生,學成回國,把新的醫學帶回去。

但只學了一年半就退學了,因為一張時事幻燈片的刺激…

“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了他久違的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本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個畫面,魯迅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的事,他在(吶喊)中說: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是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容,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魯迅想著改變國民精神,必須推動,提倡文藝運動。

1909年,8月間,魯迅回國,第一年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到紹興中學堂做教務長,紹興光復後,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辛亥革命開始。

魯迅先生因在《越鐸日報》上登了不少罵人的文章,罵了軍政府和那裡面的人員,光復會的王金髮惱怒了,說是要殺人,魯迅知道不能再在紹興待下去,於是辭去校長的職務,想辦法離開…。

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長招他去做部員,移入北京。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開山者中的一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

參閱…朱正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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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魯迅從來只認自己的籍貫是浙江,是因為地域歧視,什麼“刀筆吏”、“紹興師爺”。我從來不認可這一說,我認為魯迅是最不在意別人看法的人,何況紹興歷來鍾靈毓秀,出了許多青史留名的民族精英,如王羲之、陸游、徐文長、徐錫麟、秋瑾。

魯迅的心,早在少年就被磨硬了,磨老了。

13歲的時候,魯迅祖父因科場舞弊入獄,這是名利雙失的災禍,魯迅一家,從此生活於鄉鄰的白眼之中。

此時他父親重病,弟弟年幼,家庭的重擔落在他稚嫩的肩膀。

魯迅一家此時的經濟來源,依靠小小魯迅出沒於當鋪,在侮蔑中接過錢來。想要依靠一下親戚,又“被目為乞食者”——乞丐的稱呼之於未成年人,是會刻骨銘心於一生的。

在家族聚會,商議重新分配房屋的時候,族人想把最壞的分給魯迅家,魯迅拒絕簽字,遭到長輩也是他的啟蒙老師的厲聲呵斥,魯迅當眾痛哭,族人假意相勸,逼迫他簽字。

魯迅的少年生活中,還不乏衍太太這樣的怪物,她唆使魯迅典賣家當,給魯迅看春宮畫,背後又散佈流言,詆譭魯迅這樣的少年!

所以魯迅小說,看見的是中國人全部的惡,沈從文的小說,則看見中國人全部的善。

熬到17歲,魯迅拿著母親變賣家產得來的8塊銀元去了南京。

魯迅不願回家鄉,還因為家鄉有著他的婚姻悲劇,有著他見之作嘔的第一位夫人——儘管這夫人雖外表醜陋但有著一顆金子般的心,是她一直伺候魯迅母親,她臨死還希望和魯迅埋在一起。

再就是和周作人的分裂——事實上是周作人和魯迅決裂,而且理由足以摧毀魯迅的人格尊嚴。

回到故鄉,別人問起,如何應對?在故鄉回憶少年時獨力支撐以呵護的幼年弟弟,什麼滋味!

由於以上原因,魯迅是不願回故鄉的,童年的故鄉,永遠回不去了!

而北上廣有他的用武之地,有他的文學業績,有仰視他的青年。

在北京,他還收穫了和許廣平的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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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看魯迅在小說《故鄉》裡怎麼描寫故鄉:

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嗚嗚的響,從蓬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

阿!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

我所記得的故鄉全不如此。我的故鄉好得多了。但要我記起他的美麗,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影像,沒有言辭了。彷彿也就如此。於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也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變罷了。

這如果寫成公號文字,那就是《一個教育部官員的返鄉手記:凋敝的鄉村讓我心涼》,妥妥1921年新年第一篇爆款。


12月24日,平安夜,魯迅帶著母親、三弟、三弟婦等人乘船離開了紹興。不知魯迅是不是真的在此時發出了“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著名感慨?只知道送行的人帶來的燈籠,燒了起來,魯迅情急之下用手去按滅火焰,結果把手指燒傷了。

帶著受傷的手指,杭州到上海的鐵路又被毀壞,半路又住爛旅館,半夜再上車——這一大堆人馬箱籠,連船都要裝兩艘,碰到這種事跟逃難就差不多了。到了南京渡長江,“風雪忽作,大苦辛”,這是魯迅日記裡,與紹興有關的最後一筆吐槽。從此他再也沒有回過家鄉。

日後這位大作家筆下,出現了兩個故鄉:一個是《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社戲》《五猖會》組成的童年圖景;一個則是成年後返回的故鄉,《故鄉》《祝福》《在酒樓上》,一篇比一篇灰暗。

他碰到了極品親戚魯四老爺,“一見面是寒暄,寒暄之後說我‘胖了’,說我‘胖了’之後即大罵其新黨”,罵還罵的是康有為。

還有極品鄰居楊二嫂,一口咬定他放了道臺,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門都是八抬大轎,藉著話頭要木器,拿走了狗氣殺。

兒時的玩伴閏土,見到他臉上有歡喜和淒涼,終於恭敬起來,分明地叫:“老爺!”叫他母親“老太太”,要自己兒子給他們磕頭。

還有祥林嫂,追著他問“一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一個新黨,居然回答不出一名鄉下愚婦的疑問,不逃回都市還能怎樣?那裡沒有人關心這個。

舊日的同窗、同事呂緯甫——“當年敏捷精悍”,眼裡常常能看見射人的光,也去城隍廟裡拔過神像鬍子,也夢想著要改革中國——然而現在是沉靜(小城人或稱為成熟世故),或者說頹唐。自己說自己像一個小蟲子,飛了一個小圈子,又飛回了原點。

而現在他活得很主流,“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是在小城處世的法則,教著兩三個學生,他們要學什麼就學什麼,《詩經》《孟子》《女兒經》,符合政府倡導“尊孔讀經”的精神。

所以這無聊而可笑的故鄉,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然而漂泊異鄉的年輕人,從南京到上海,再到天津北京,過著與他們不一樣的生活,就符合初心與理想麼?所以魯迅在《故鄉》的結末說:

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閏土那樣的社會底層辛苦麻木,魯四老爺這些既得利益者及他們的追隨者楊二嫂和衛老婆子,則是辛苦恣睢,呂緯甫夾在中間,不完全麻木,又無力抗爭,只能麻醉自己曾經敏感的神經,以“祝福的空氣”將“白天以至初夜的疑慮”一掃而空。而短暫居留的歸鄉者,留不下也回不去,辛苦輾轉,心存恐懼,只能以堅持離開這“純白而不定的羅網”,留給自己渺茫的希望自救: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楊早講史


凡是念過幾天書的中國人,有誰不知大名鼎鼎的魯迅?知道魯夫人許廣平的也不在少數 。然而,又有幾人知道朱安呢?朱安是魯迅的“髮妻”,典型的舊式包辦婚姻的犧牲品。

朱安是魯迅同鄉 。她1878年6月生於浙江紹興,比魯迅大了整整3歲。朱氏祖上做過幾任知縣,是典型的書香門第 。朱家和周家門當戶對,因此兩人被認為十分般配。朱安雖未入私塾,但也粗通文墨 。傳統女子應有的賢良淑德、敬老愛幼之美德她都有。因此,還待字閨中時,她就深得魯迅母親魯瑞老太太的歡心 。魯迅(周樹人)身為周家長子,自父親去世後,母親魯老太太就為他的婚事積極張羅起來。1901年4月,魯老太在事先未徵得兒子同意的情形下,獨自去到朱家為二人合了生辰八字。隨後由雙方家長拍板定下了這門婚事。這段不順遂的婚姻,註定會給魯迅、朱安帶來終身痛苦 。

在那個時代,婚姻無須徵得兒女認可,全由家長包辦。許多人連對方長啥樣都不知道就稀裡糊塗地拉埋天窗,生兒育女。至於以後咋樣、幸不幸福?只能聽天由命了。光緒32年舊曆6月初4(1906年7月6日),正在日本仙台學醫的魯迅(周樹人)被母親魯氏騙回老家紹興完婚。儘管心中萬般不願,但執拗不過老母,他只好順從。

魯迅事後回憶道:娶親的轎子在一片喧囂聲中被抬到周家大門前 。轎簾半掀,從轎子裡伸出一隻不大不小的繡花女鞋 。這隻腳摸索試探著踩向地面,繡花鞋卻不慎脫落,一隻被自幼纏過的、尖如細筍的“三寸金蓮”很扎眼的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 “新青年”魯迅看在眼裡,心裡渾不是滋味。原來新娘朱安聽說新郎倌是位新派人物,喜歡女人天足。於是她準備了一雙大號繡花鞋,穿時往裡面塞了不少棉花,想以此取悅新郎。誰知當場露餡 ,還惹得新郎倌反感。朱安的悲劇人生在此刻已被定格。

從留下的相片看,朱安生得並不美麗 。她很瘦小,嫁衣穿在她身上過於寬鬆,下頜尖削,據說面色並不紅潤,有些泛黃發青,嘴唇顯得略大,寬寬的前額上頭髮稀疏。此前二人從未見過。魯迅並未用文字詳細描述新娘的相貌,但顯然他內心相當失望。

據說完婚後的第二日,周樹人同學並未按禮儀舊制去祠堂祭拜列祖列宗 。晚上他一人獨自在書房對付了一宿。 事後,他曾說過,朱安是母親送給他的一個出乎意外的禮物,然而他卻無任何驚喜之感 。他寫道:“我只能好好地保養她供養她,(至於)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新婚第三天,魯迅就如逃亡般返回日本。滿腹疑惑的朱安雖忐忑不安,但卻選擇了沉默加遵從。對此她顯然無力抗拒。好似她嫁入周家就是為了侍奉周家老太太的,伺候魯母註定是她一生的宿命與事業

這一等就等了26年。在這26年的漫長時光裡,魯迅除了寥寥幾次探視老母外,基本沒回過紹興老家。他一直輾轉漂泊在北平、上海、廣州等地當教書先生、潛心寫作。後來,朱安陪伴魯母赴北平養老。直到朱安50歲時, 被她尊稱為大先生的魯迅與新歡許廣平在上海寄回一張 結婚照。許廣平是廣州人,是魯迅的學生。她是位思想解放的新派人物,有文化,性倔強,敢愛敢恨。

棄醫從文後聲名日益卓著的魯迅多次與友人說:“朱安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1947年6月末,朱安在北平孤寂的離世了 。據魯迅學生某君回憶,可憐的朱安直至生命最後一刻,還在唸叨“我生為周家人,死為周家鬼”。

看了朱安的人生悲劇後,人們或許會辯解說:朱安的悲慘人生源自不幸的婚姻,是虛偽、冷血、吃人的封建禮教造成的,怪不得別人。換個角度看,一生心懷愧疚的魯迅又何嘗不是受害者呢?

早在1918年,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一文中以沉鬱的筆調寫道 :“節烈苦嗎?答曰:很苦。······但節婦還要活著,精神上的慘苦,也姑且弗論。單是生活一層,已是大宗的痛苦” 。這篇如同反封建禮教、聲討綿亙數千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檄文,既是魯迅的控訴狀,也是對那位沉默無言、溫良馴訓、從未想過與命運抗爭的節婦朱安苦苦追問一生的困惑作出的回答。

插圖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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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沒有顏面直對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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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魯迅出生在一個富裕的官僚家庭,後來發生了那一場著名的科場舞弊案。他的祖父和父親相繼死去,家道中落,魯迅在別人的歧視和白眼中長大。魯迅對家鄉應該是既有愛,也有恨。另一個原因就是,辛亥革命後,由於蔡元培的推薦,魯迅長期在教育部任職。居住在北京。後來擔任過大學老師,最後成為著名的作家,他習慣了大都市的生活,大城市也更有利於他個人的發展,他當然不會回到紹興去。


我就是曾經滄海


北上廣發展空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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