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球自幼隨父遷徙至吳（今蘇州），少遊文徵明門下，文徵明極許可之曰：“他日得吾筆者，周生也。”文徵明沒有看錯，自其去世（1559年）後，周天球便成了吳門書壇的實際領袖。文徵明還曾說過一句話：“吾道復（陳淳，1483—1544）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徑，非吾徒也。”在書畫史上，周天球的地位與成就顯然沒有陳淳高，從風格的鮮明、創造性上都無法與之相提並論。文徵明的眼光很毒，胸懷也很寬廣，不過對忠實傳其衣缽者，可能會更偏愛一些，這也是人之常情。
周天球（1514—1595），字公瑕，號幼海，一作幻海，又號六止居士，諸生。以詩文書畫名世，尤善畫蘭，取法宋代畫家鄭思肖，筆勢一波三折，筆力老辣蒼健，清勁飄逸。《明畫錄》謂：“墨蘭自趙松雪（趙孟頫）後失傳，惟天球獨得其妙。”
周天球 行書《陋室銘》條幅
規格 130.1cm×31.5cm
上海博物館藏
周天球的書法，馮時可在《馮元成集》中亦云：“公瑕善大小篆、古隸、行、楷，皆模範文太史，晚能自得蹊徑，一時豐碑大碣，無不出其手。”與其師文徵明相比，周天球筆下的渾厚是其獨到之處，偶爾也會顯得笨拙少許。其小字行草手札之類，尚未得文徵明真髓，還有不小距離。不過其大字行草書，雖也有文氏的程式化作風，但已有減弱，不似文氏那般俏麗，而多出以溫婉平和。在七八分肖似文氏的前提下，那種筆力的沉實還是能給予人深刻印象。周天球一生未曾出仕，能以詩文書畫名世，同時也享高壽（虛歲82歲），文徵明在吳門巨大的影響力其實是幫了他很大的忙，所謂“買王（獻之）得羊（欣），不失所望”，這其中微妙的收藏心理，不可不察。
周天球的社會身份，是古代少有的職業藝術家。在強調士人讀書修養的年代，雖不以此為榮，作為藝術史來觀察，也不應以此為恥。一位綜合修養全面的藝術家，未曾有政治家和文學家的光環，那麼他處世的姿態便總有幾分膽怯。其實自古以來評判藝術家的標準還是以功用為先，儒家的經世致用處處在影響和規範我們的行為。周天球們，在歷史的長河裡，是一群漂泊的如同俳優般的浪花，雖刻畫和扮演著喜怒哀樂的戲劇人生，卻隨時都有被淹沒裹挾而去的可能，小人物的命運總是不堪。幸運的是，明代中晚期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藝術品收藏市場的活躍，為這些值得尊重卻卑微的社會人群，提供了生存的物質基礎。周天球不是孤獨的個案，既非始作俑者，也非殿後，勇氣可佩，亦無須嘉許，事實上做得到出類拔萃，也算是他驕傲的本錢。
此作（如圖）書寫唐劉禹錫的散文名作《陋室銘》，這是古往今來文人最愛書寫的內容之一。託物言志，以文養心，高潔傲岸、安貧樂道的情操與情趣躍然紙上。考落款“辛巳上元穀日”當為萬曆九年（辛巳，1581年）正月期間（農曆正月十五為上元節，也叫元宵節。穀日，民間以正月初八為穀日），作者時年68歲。書寫的時間正在過年期間，應是心情舒暢之時。“穀日”在農業社會有著重要的象徵意義，這一天有“順星”“放生”“祭祀八仙”等民俗活動，糧食是安身立命的保證，珍惜糧食是這一天的主題。選擇這一天書寫這個內容，寓意非常豐富，“何陋之有”亦可視作或清高或自嘲或自傲的寄託。
此作整體的節奏平緩而自然，格調可歸於平正，年近古稀之人書寫這麼一個熟悉的內容，有那種從容與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感覺。字形毫不誇張，全篇除了處於中段的“竹”字佔兩個字的距離之外，其他各字皆作正局。遠觀勢態，並不覺沉悶。近玩筆法，在少許飛白和末梢禿筆的映襯下，顯得老辣而沉穩。周天球筆下既不花哨，也乏想象，但卻耐品，是一種舒緩的慢調子。每一筆都老實規矩，惟實處過多，虛靈不夠。觀其字，令人有忠厚之感，可親可敬。
董其昌說“字須熟後生”，這是他高明的地方。周天球缺少這方面的才情，“意匠慘淡經營中”在他的筆下少有體現，“不拘一格”更是毫無關係。所以，董其昌還有一句著名的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閱人閱世都是修養，壯闊胸懷提升眼界尤顯必要。否則，死於法下，耽於溫柔，安於富貴，少志氣耳！周天球可後世直接取法師門者敲一警鐘。（原標題為“周天球行書《陋室銘》條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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