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對中國經濟增速的影響程度有多大？會延續到幾月份？
我認為不要只把眼光聚集在GDP增速的變化上。短期疫情影響不容輕視，但長期並不會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關鍵是中國經濟的良性運行和結構性的調整，以及經濟產業的轉型是否成功。
第一季度將經歷疫情爆發、擴散到收斂的過程，對經濟的影響確實會比較明顯。一季度GDP增速可能在5%左右，但是該影響到第二季度就會有較大好轉。要以長遠、宏觀的眼光看待這次的變化，即便全年經濟都會受到影響，這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長河裡面也算不了什麼。
我們一方面要正視它對於經濟造成的影響，但不要過度的悲觀，因為過度的悲觀其實就會延長它對經濟的影響。
從具體影響來看，對經濟增速最關鍵的衝擊會來自第三產業，特別是餐飲、交通、旅遊、住宿等，其次是第二產業，最後是農林牧漁業。
當年非典使得2003年旅客週轉量增速為-2.3%，國內旅遊人次下降0.9%；旅遊總收入下降11.2%。春節是最重要的旅遊和消費黃金期，由於應對疫情所採取的舉措遠比非典時期嚴厲，預期相關行業降幅會更大。並且，對疫情的擔憂情緒很可能會使得5月的旅遊消費黃金週數據也受到影響，夜間經濟帶動的消費也因疫情處於暫停狀態。
但這一切都是暫時的。
疫情是否已經迎來拐點？
我們通過建立模型評估了新冠肺炎的傳染性強弱以及預測患病人數規模和峰值時間。樂觀來說，確診人數在下週可能就會到達一個峰值，之後緩慢回落，拐點出現，就看到希望了。
“自救”應對困難
暫停業務、延遲開工，對於控制疫情有直接幫助，但對部分受衝擊較大的企業，無疑是一場嚴峻挑戰。怎麼應對？
很多企業之間都是相互配套的，比如原材料的加工、零部件的加工等本身就是一個產業鏈，有一個環節出現了問題，那麼其他地方他就都不能夠暢通運轉起來了。
另外，部分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本身是經濟發達的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產業互動、產業合作的減少和驟停都會對出口造成影響。再加上部分國家對我國人員流動限制，貨運和航運也大幅減少，衝擊較大。
所以，不論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都必須幫助中小企業解決短期流動性問題的燃眉之急。
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聯合出臺《關於進一步強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後續多個部門也相繼出臺了支持舉措。對企業來說，這些支持夠不夠？
“金融30條”裡對於流動性的支持、貼息、稅收等各方面的措施對企業的幫助是實打實的，這些措施的效果會逐步體現出來，但是實效性是有限的。
“金融30條”主要解決的是短期問題，長期來看，依舊要回歸到如何進一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以及如何減輕企業負擔的問題上。處理好政府、企業和居民三大部門的關係是關鍵，要做到更加結構化、更加優化、更加合理。
企業的發展和消費直接掛鉤，如果居民消費增速能夠保持平穩，且消費升級能夠持續，企業的訂單就能得到保證。
但是，目前居民部門存在收入結構扭曲的情況，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間的差距過大，如何通過相應舉措使得居民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使中小收入群體也能成為消費主力是當下需要考慮的。
如果他們的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能得到更好的保障，消費力就會提升帶動經濟。
但是，企業除了接受來自國家政策的幫助，自身也需要積極做出應對。
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的過程當中，且轉型的時間可能超乎預料的漫長。傳統產業本身就有一個向頭部集中的優勝劣汰的過程，即便沒有疫情，一些傳統的偏低端產業也面臨著生存的困境，全球都一樣。
日本、韓國、德國在二戰之後都出現了經濟高增長之後逐步放緩然後轉型的過程，轉型過程中很多企業日子並不不好過，但並不影響整個國家最終成為發達經濟體。
這一過程對很多企業一定是痛苦的，作為中小企業一定要對自身所處的行業有全面的認識，一味地依賴政府和社會救助，只是解決一時問題，不能夠解決長遠問題。
既定政策有待調整
需要重新調整2020年既定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當下我們最大的期望還是放在財政政策上面。
假設在悲觀預期下，疫情將對GDP增速帶來的拖累達到1個百分點，大約需要增加5000億左右的投資和消費來對沖，才能起到穩增長的效果。
因此，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要擴大財政支出規模。建議財政赤字率從2019年的2.8%，上調至3%，即增加約2000億人民幣的財政支出。橫向比較看，日本財政赤字率7%左右，美國4%左右，中國到3%，並非不可接受。
把財政赤字率的警戒線設在3%是根據西方國家情況做出的，西方國家是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體，政府所擁有的資產規模非常小，舉債能力也就有限。但是中國作為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政府部門的所擁有的資產規模是非常巨大的。財政赤字率上調至3%，甚至暫時調整至翻倍都是可行的。
另外，穩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應該是沒有懸念的。去年四季度開始的降息還將持續，從今年一季度開始還應全年加碼降息降準目標。
還能做些什麼來降低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還應該鼓勵社會各界積極捐款。如果能新增財政、貨幣投入和社會捐款這三項共5000億左右形成的投資或其他各項支出，則基本可以抵消此次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
同時，對高收入階層尚未有有效的增稅工具， 如房產稅、資本利得稅和遺產稅估計中短期內都難以開徵。過去扶貧主要靠國企和少部分大型民企，
高收入人群通過捐贈方式，既能填補社會急需資金，又能側面調整社會結構、縮小收入差距，為社會和諧提供重要保障。
我們需要在捐贈制度上進行改革，通過規範和做大募捐事業，來倒逼社會透明度和誠信度的提高，推動政府部門改善營商環境、增強服務意識，提質增效。
此時此刻，就是一個難得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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