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新型冠状病毒堵在家的日子，真的是太无聊了，好多人都无聊得开始数自己家里有几块地板。
不过这种情景倒是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在2011年，它似乎就已经预见到了我们现在的状况，这部电影就是《传染病》，导演是执导过《十一罗汉》的史蒂文·索德伯格。
如果你在豆瓣搜索《传染病》，会发现这部电影卡司强大到堪称“美国版《建国大业》。
这部电影云集了格温妮斯·帕特罗、玛丽昂·歌迪亚、凯特·温斯莱特这三位奥斯卡影后，以及马特·达蒙、裘德·洛等众多知名演员，评分却只有区区6.6分。
有些人抱怨它的多线叙事过于散乱、重点模糊，有人提出剧情设计过分理想化，有人批评故事缺乏戏剧性和张力。
但巧的是，如果翻看最新的影评和打分，会发现评分有走高的趋向。
这些近期冒出的好评，也许正是因为，观影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将这些情节与当下的生活联系起来，苦涩的会心一笑。
我不止一次在最近的影片短评中，刷到“这是一部被低估的片子”之类的评价。
的确，在这个时间节点，中国观众正承受着传染性疾病所带来的惊惶、恐惧、忧虑，坐在屏幕前，更能感受到影片中所呈现的困境的迫近感。
也只有在相似的灾难来临之时，人们才终于能够在观影时产生强烈的共鸣，意识到那些情节并没有太“夸张”，弹幕上的指指点点也开始被一句句“太真实了”“好应景”所覆盖。
《传染病》讲述了一个传染性极强的新型病毒在全球扩散的故事，一切起源于“错误的猪遇到了错误的蝙蝠”，而人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
一如现在我们面对的新型冠状病毒，也有专家 推测蝙蝠才是罪魁祸首。
病例最先是在美国、日本、香港等地出现，而当记者、医生、科研人员、政府官员还在试图弄清病毒成分，为是否要向公众公布信息而争论时，疫情已经悄然扩散。
迅速蔓延的疫情和与之相关的流言，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秩序，灾难面前，见众生相。故事的最终被赋予了一个较理想的结局：疫苗奇迹般地被研制成功，终结了疫情。
不得不说，多线叙事的各条线之间缺乏交集和相互映衬，的确使得剧情略显松散。但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这种“互不干涉”，使得这部影片有了纪录片的质感，让疫情面前各个身份不一、目的不同的角色，得以独立地展现出自己的特征，立住形形色色的人们各自的行为逻辑。
没有超级英雄，没有天降传奇，有的只是一个个肉体凡胎在飞来横祸的当下直觉性的选择。
不顾疫情凶险而偷偷去见男友的女孩，恐慌之下匆忙囤积物资的市民，驾车试图逃离疫区的人们，有私心，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暴露了人性的暗面。
却正是这些身而为人所共有的脆弱之处，能微妙的激起观众的心理斗争：如果换作是我，我是不是也会这么做？
加上杰出的配乐、考究的色调、极具自然感的打光，整部电影的调性显得尤为克制、冷静，超然于灾难之外，却又全然展现灾难的角角落落。
撇开这些剧情和叙事手法以外，我更想聊聊剧情中扎实的流行病学知识。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灾难大片，更是一部硬核防疫电影。
为了准确地呈现全球性流行病事件，《传染病》的编剧斯科特·Z.伯恩斯（Scott Z. Burns）参考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以及W·伊恩·利普金（W. Ian Lipkin）和劳伦斯·布里兰特等著名医学专家的建议。
其中，W·伊恩·利普金和中国还颇有一份渊源。打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官网上的个人页面，可以看到他的一项重要国际事件经历：“非典”（SARS）爆发的培训和治疗研究。
在2003年“非典”爆发的高峰期，利普金博士本人携带着10000套测试用品，来到北京，并培训临床微生物学家们正确的使用这些测试品[1]。
而另外一位劳伦斯·布里兰特博士，则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根除天花项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2]。
有着这些医学界大牛的背书和建议，《传染病》的情节中穿插着不少专业的流行病学知识，普通观众不妨可以在观影时多多留心，把这当作一部硬核防疫科普片。
影片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流行病情报局官员艾琳·米尔斯博士，前往出现首例不明原因死亡病例的明尼苏达州进行调查。她在与当地官员的会议中，提到了一个概念：再生基数，也就是基本传染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它指的是流行病学上，在没有外力介入，且所有人都没有免疫力的情况下，一个感染到某种传染病的人，会把疾病传染给其他多少个人的平均数。
基本传染数通常被写成为R0。R0的数字愈大，代表流行病的控制愈难[3]。
R0如果大于1，感染会以指数级继续传播，成为流行病；如果等于1，则会成为地方性流行病；如果小于1，疫情可能会逐渐消失。
因此，它是国家、地区和各组织应对突发事件时的一个重要参考信息[3, 4]。
目前，综合近期多项研究，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R0被预测为2-3之间，与SARS的传染力相当[3, 4, 5, 6, 7]。
除此之外，米尔斯博士也提到一个关于防疫的知识点：一般人一天会用手碰自己的脸2000-3000次，行走时每分钟碰3至5次。
之后，手还会触碰门把手、电梯按键、饮水机等等，因而可能将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他人。在这部电影中，就有一位服务员，因触摸了一位患者使用过的酒杯而不幸染病。
在如今的光景下看到这句话，是不是更意识到勤洗手的重要了呢？
影片中占据不少篇幅的场景，是一座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BSL-4）。研究人员在此检测病毒，最终的救命疫苗也是在此成功研制。
参看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手册》，可以发现，四级生物安全水平是最高防护实验室的配置。
这些实验室专门负责对危险病原体进行研究，无论是实验室内的操作还是安全设施，都有极高的要求，能到达该标准的实验室在世界范围内都数量稀少[8]。
而实验人员所穿的橙色防护服，是正压防护服，有独立的供氧系统，以保护实验人员不被未知病毒感染。
影片还展现了一个话题：病毒的全球传播。无意之间，又成为了我们如今生活的一个影射。
去过病毒源地的人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后，有的晕倒在东京的公交车上；有的从芝加哥转机，之后暴毙在美国明尼苏达的家中；有的走在香港的街头，意识模糊，以至于走入了马路中央被车撞到……病毒也由此扩散开来。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人口的大规模、远距离流通，让疫情的防控变得尤为艰难。病毒被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人们带向世界各地，在全球掀起同一场灾难和同一种恐慌。
看着一片飘红的疫情地图，影片中的人们眉头深锁，银屏前的我们，也惴惴不安。
毕竟，眼看着现今一天天新增的海外确诊病例，一日日激增的国内确诊或疑似病例，我们又何尝不是面临着相似的窘境呢？
巧合的是，这次疫情的起源地、也是目前疫情最为严重的武汉市，就有一座国内极为珍贵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
让我们真诚地祝愿和期盼，在这座实验室里，也能诞生扭转疫情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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