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大疫當前豈能“圍毆”科學家？
新型冠狀病毒在歲末年初襲擊了中國，直擊中國地理位置上的心臟地帶。
病毒狡猾之至，選擇在一年之中中國人流動量最大、最為忙碌和最缺乏警惕性之時，從一個千萬人口的中心城市下手。
中國科學家從接到應戰命令，到判斷病毒類別只花了一夜時間，測出全基因組序列只花了3天，分離出病毒元兇只花了7天。
如果沒有這些，至今我們都不知敵人是誰，臨床上不能確診，流行趨勢難以判斷，藥物篩選沒有實驗檢測方法。
科學研究不同於臨床，不同於生產，不直接滿足民眾的健康和消費需求，但它是臨床和生產的基礎。這一點，民眾不是總能記得，科學家自身有時也會忘卻。
同樣被忘卻的，還有大疫面前的戰時思維。面對疫情，如同救命、救火，對於此等大事，民眾不在乎科學上是否站得住腳，只關注結果是什麼。
所以，未經演習的科學家如果把握不住節奏，拼命做事卻可能落得罵名。最近，我們看到，科學家們在加緊病毒溯源、藥物研發，某些媒體卻在科學家後背練槍，甚至以“扒”科學家的個人生活取樂。
大疫當前就是大戰當前，不要做瓦解政府、民眾與科學界相互信任的事。
我們可以簡單回顧一下近期媒體事件。
關於何時發現新型冠狀病毒人傳人，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曾坦誠回應，早期已經有人傳人的看法，但要作出一個在科學上站得住腳的結論需要調查核實、分析判斷，尤其要基於對新型病毒的檢測以避免與季節性流感、腺病毒感染相混淆。
一直到1月20日才有一個肯定的結論。
是的，結論確實專業、可靠，達到在國際一流刊物發表的水平，但是從輿論看，人命關天的大事被耽擱了。
與這批專家的謹慎再謹慎相對照，另一批戰時狀態被激發的科學家夜以繼日地開展候選藥物的研發，有了驚喜的發現卻過早地說出了口，又承受一波媒體“狂毆”。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和武漢病毒所合作，篩選到了若干候選藥物，其中包括百姓較為熟悉的雙黃連口服液。
之前，根據分子結構計算和預測，已有幾家團隊提出多種候選藥物。但是，只有這兩個所的合作團隊率先在細胞水平檢測對新型冠狀病毒的抑制作用。這是用科學實驗方法真正觀察到的生物學效應，而不僅僅是運算預測的結果。正因為武漢病毒所分離出了病毒，建立了細胞感染體系，他們才能夠開展這樣的檢測。
所以，這一結果確實值得高興。不能說只在細胞水平發現抑制效果就是一文不值的，就是可笑的低級的。弗萊明當年發現青黴素，就是偶然在培養平板上發現了黴菌抑制細菌繁殖的現象！
這是初步的結果，確實是一個好苗頭。
但意外的是，多家媒體深夜以“有藥了”為標題發佈這一新聞，導致民眾誤解，造成雙黃連口服液迅即被哄搶。
次日，媒體採訪的藥物專家和臨床醫生可不買這個賬：這個哪能叫藥？按照藥物研發的程序這只是第一步，臨床肯定拒絕使用。
採訪的人和被訪的人似乎沒有一個人明白這只是研究的初步結果，接下來還要開展臨床研究。
甚至有媒體對中科院上海藥物所開展訓誡，好像他們比院士更懂藥物研發程序。
以我個人經驗，這個“有藥了”的標題應該是媒體添加的，而不是科學家的手筆，但是“圍毆”之時，矛頭對準的是科學家。
從這些事例我們看到的是，科學家和醫生實際上是一個戰壕的戰友，雖免不了偶爾犯錯誤，卻都在以他們的學識和判斷維護著人民的生命健康，作出了重大貢獻。
無論是在臨床拯救病患的醫生護士，還是在實驗室研究烈性病毒的科研人員，都冒著生命危險。
如果我們不可能像他們一樣與病毒作戰，至少也要為他們加油鼓勁吧。
當然，這場疫情也給了我們許多教訓。比如，科學家既要分清科學結論的標準和重大疫情預警的標準，也要在與政府的溝通中更加具有責任擔當、發出更加明確易懂的信號，而不是相互把判斷推給對方。
又如，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既要堅定信念、持之以恆，也要明晰基礎研究成果與應用之間的差距，清楚理解自身在科技創新體系中的方位。
從更大的視野來說，經過17年前的SARS和眼前這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相信中國將會建立起成熟的防疫物資儲備機制、疫情戰備教育機制、疫病響應處置機制和未知病原預警機制，同時建立起強大的科技支撐體系。
未來的疫情應對，不會因科學家對嚴謹結論的追求而耽誤預警，也不會因科研進展新聞誤導民眾。這一切都有賴於科研、疾控、臨床的互動協作，有賴於全民素養和媒體責任感的提高，有賴於舉國上下的凝心聚力。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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