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北魏楊街之撰。楊街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滿城縣北）人。孝莊帝時官奉朝請，歷任撫軍府司馬、秘書監、期城郡太守等職。為人博學多才，兼通佛教經典，對北魏末年王公貴族的腐朽生活和佛寺的奢侈淫濫狀況深表不滿，曾上書痛斥奉佛求福行徑的禍國殃民。其於《魏書》無傳，事蹟略見於《廣弘明集·敘列代王臣滯惑解》。
首先是關於《洛陽伽藍記》的成書背景問題。北魏從孝文帝遷都洛陽（公元495年）之後，統治階級崇奉佛教，王公百官、豪富地主劫奪百姓財物，廣造寺塔，大養僧尼。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在正光（公元520年—524年）以後，佛寺有3萬餘所，僧尼有200餘萬。僅洛陽城內外，即有寺院1367所，侵佔民居達三分之一以上，皆金碧輝煌，窮奢極麗。永熙之亂（公元532年），孝靜帝被高歡強迫遷都於鄴，洛陽城郭寺廟多半焚於兵火，崩毀殘破。武定五年（公元547年），楊衙之因事重到洛陽，對照昔日“京城表裡，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鐘聲罕聞，恐後世無傳”，因採拾舊聞，追述故跡，撰《洛陽伽藍記》五卷。另有如是之言“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兢，侵漁白‘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眾庶也”，這幾句話也一定程度上指出作者著書的要旨。
其次是關於《洛陽伽藍記》的史學價值問題。全書以記載洛陽名寺的興廢沿革為綱，先從城內開始，次及四門（城東、城南、城東、城北），並表列四門新舊名稱，按遠近次序，各分為一卷。提綱挈領，體例明確。內容雖以記佛寺為題，但實際著重記載當時的政治、人文、風俗、地理及傳聞故事等，從宣武帝以後的皇室變亂、宗藩廢立、權臣專橫、閹官恣肆、藝文古蹟、苑囿建築，以及民間怪異、外夷風俗等，無不詳記，可以補充《魏書》、《北史》所不足。如卷五所記載的《宋雲行記》，就是研究6世紀初期中亞交通及中國與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是關於《洛陽伽藍記》的世傳版本問題。該書流傳雖久，但苦無善本。現今流行的諸種刻本皆有錯字脫文，讀時須參校各本。據唐代劉知幾《史通·補註》篇所述原書本有正文、子注之分，為史家手自作注之例。陳寅恪《讀洛陽伽藍記書後》以為，這種體裁乃摹擬魏晉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體例。但後世刻本文、注混淆，連寫在一起，不容易分辨原書體例。前人在校勘和分析正文與子注方面已經作了不少的工作，但是除了利用《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幾種資料以外，還有許多極重要的材料未能利用。如《歷代三寶記》、《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酉陽雜俎》、《紺珠集》、《類說》、《元河南志》以及《永樂大典》等皆是。清代吳若準編有《集證》本，除參校文字異同外，曾試圖區分正文、子注；另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除校勘和分析正文與子注的工作之外，義作了必要的註釋，這樣讀起來更為方便。現將現有《洛陽伽藍記》的各版本進行羅列。
1.《洛陽伽藍記》五卷，明如隱堂刻本，為現存最早的單行本，似出於明嘉靖隆慶年間：
2.《洛陽伽藍記》五卷，古今逸史本，明萬曆年間吳珀所刻；
3.《洛陽伽藍記》五卷，津逮秘書本，明崇禎年間毛氏（晉）汲古閣所刻，出自如隱堂影寫抄本，校以《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
4.《洛陽伽藍記》一卷，說郛本，清順治三年李際期宛委山堂刻：
5.《洛陽伽藍記》五卷，廣漢魏叢書本，清乾隆年間王謨據古今逸史本復刻；
6.《洛陽伽藍記》五卷，學津討原本，清嘉慶十年張（海鵬）氏照曠閣刻本；
7.《洛陽伽藍記》五卷，真意堂叢書本，清嘉慶十六年璜川吳（自忠）氏活字印本，以津逮秘書和漢魏叢書兩本互校而成；
8.《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集證本，（清）吳若準撰，清道光十三年吳若準刻本；
9.《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集證重校本，（清）吳若準撰，清光緒二十九年李（葆恂）氏說劍齋重校刻本；
10.《洛陽伽藍記》五卷，玉簡齋叢書本，清宣統二年上虞羅（振玉）氏刻本；
11.《洛陽伽藍記》五卷《鉤沉》五卷，鉤沉本，唐晏撰，民國六年潮陽鄭（國勳）氏龍溪精舍刻本；
12.《洛陽伽藍記》五卷，誦芬室本，董氏（康）誦芬室據明如隱堂刊本影印；
13.《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古書叢刊本，民國十一年上海古書流通處影印本；
14.《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四部備要本，據（清）吳若準集證本校刊；
15.《洛陽伽藍記》五卷《校勘記》一卷，四部叢刊本，張元濟撰，收入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是本據如隱堂本影印；
16.《洛陽伽藍記》五卷，叢書集成本，收入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
17.《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張宗祥編校本，張宗祥編校，民國十六年商務印書館排印；
18.《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張宗祥編校本，張宗祥編校，民國十九年石印；
19.《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張宗祥編校本，1930年商務印書館據鐵如意館原稿本影印，1955年重印；
20.《洛陽伽藍記》五卷，大正藏本，1934年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印行，據如隱堂本排出，而以其他各本參校；
21.《洛陽伽藍記》五卷，洛陽西華禪院刊本；
22.《洛陽伽藍記》五卷，萬潔齋本，周延年注，萬潔齋石印本；
23.《洛陽伽藍記校釋》，周祖謨校釋，科學出版社1958年初版，中華書局1963年初版，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初版；
24.《洛陽伽藍記校注》，範祥雍校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新版，1999重印；
25.《洛陽伽藍記選》，陳慶元、章廷泗編，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初版（“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讀叢書”）；
26.《洛陽伽藍記選譯》韓結根譯註，巴蜀書社1991年10月初版（“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
27.《洛陽伽藍記：古都盛事》，“白話中國古典精萃文庫”本，郭鼎文編著，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初版；
28.《洛陽伽藍記》，“山川風情叢書”本，上海fin出版社1993年影印；
29.《洛陽伽藍記》，《佛藏要籍選刊》本，蘇淵雷、高振農選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30.《洛陽伽藍記》，《中國古典名著》本，席子傑、遲雙明主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初版；
31.《洛陽伽藍記》，《歷代筆記英華》本，劉衛東選注，199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初版；
32.《洛陽伽藍記》，《野史精品》本，嶽麓書社1996初版；
33.《洛陽伽藍記》，《大藏經》本，黃夏年、淨因主編，九州圖書出版社1999年初版；
34.《洛陽伽藍記》，“古名城文化叢書”本，韓結根注，山東友誼出版社2001年5月初版；
35.《洛陽伽藍記校箋》，楊勇校箋，臺北正文書局1971年版。
下面我將著重對已選定的兩個版本進行介紹，分別是《洛陽伽藍記》津逮秘書本及四部備要本。
津逮秘書本，《洛陽伽藍記》五卷，明崇禎年間毛氏（晉）汲古閣所刻，出自如隱堂影寫抄本，校以《太平御覽》和《太平廣記》。現存本為足本；竹紙，是原裝幀線裝本；有原封皮，有書籤，內容為“津逮秘書第百八十二冊”，字體為篆書，無印章；無封面；無跋，有北魏楊衒之敘，四頁，仿宋體，每半頁8行，每行18字，作者銜名為魏撫軍司馬楊街之撰，有明代毛晉識1頁，每半頁8行，每行20字，共10行，無印章；版式描述如下：四周單欄無版心，行間無欄，每半頁8行，每行18字，無魚尾，大題為“洛陽伽藍記”，小題為卷數，有頁碼，有牌記，內容為“綠君亭”；無目錄；無凡例。
四部備要本，《洛陽伽藍記》五卷《集證》一卷，據（清）吳若準集證本校刊。現存本為足本，竹紙，是原裝幀線裝本；有原封皮，有書籤，無印章；有封面，有北魏楊街之序，每半頁13行，每行26字，有集證序，錢塘吳若準撰；有洛陽伽藍記圖；版式描述如下：四周單欄有版心，行間有欄，每半頁13行，每行26字，大題為“洛陽伽藍記”，小題為卷數，有頁碼，上單黑魚尾，小黑口，有版心牌記，內容為“中華書局聚”，著明字體“真仿宋版印”；有書根書名；無目錄；無凡例。
第四是關於對所選《洛陽伽藍記》版本的校對問題。應該說上文所重點介紹的兩個版本相對較好。但兩個版本還是有較大的差異，有不同程度的衍字、奪字、錯字、訛字的情況，這只是筆者的一己之見，由於學養不足難免有失偏頗。
第五是關於津逮秘書本中的避諱問題。避諱在唐宋時期比較嚴格，不但相同的字要避諱，連同音字也要避諱，稱之為“嫌名”，明代不如唐宋時嚴格。主要有以下幾種形式：其一為缺筆避諱，即在碰到要避諱的字時，這個字要少寫一筆，但要少寫哪一筆是有嚴格規定的；其二為同義字或同音字避諱；其三為完全避諱，即跳過要避諱的字詞不寫。
該本成於明朝崇禎年間，書中有多處較為明顯的避諱，下面將擇其頗有代表性的幾處進行介紹。
其一，書中涉及“元”字之處，多改寫為“玄”。如卷一“其寺東有太尉府，西對永康裡，南界昭玄曹，北臨御史臺”，雖確知該處避諱，但無法明確其詳細信息。公元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實行了一系列改革鮮卑舊俗的措施，其中即包括改拓跋氏為元氏，所以此處可能是楊街之撰寫《洛陽伽藍記》時即有意避諱；另外，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名字中含有“元”字，所以此處避諱亦可能是毛晉所為。但是書中也有例外之處，涉及年號之處，則沒有避諱，如卷四“建義元年薨於河陽，贈太保諡日文貞嗣王”，類似情況另有幾處，筆者覺得此處不能僅僅歸結於避諱不淨的情況。
第二，筆者認為文中也有真正避諱不淨之處，如“洛陽伽藍記”中的“洛”字。明朝光宗皇帝朱長洛，公元1620年即位，年號泰昌，在位僅一月，別書中常為避其諱，改“洛”為“雒”，但此書中卻沒有避諱。
文章選自《華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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