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對國家的“樂善好施”也有意見

在美國本土，對外援助本身就常常成為批評目標。很多美國納稅人對拿自己的稅錢貼補外國頗有微詞。

根據馬里蘭大學主管的世界民意調查機構於2010年11月發佈的一項民調顯示，美國人希望削減對外援助，受訪者認為聯邦的預算有25%用於外援。當問到他們認為多少比例算合理時，答案中間值為10%。而實際上，對外援助經費只佔聯邦預算的1%。很顯然，大多數美國人所感知到的政府外援數額與實際數額有很大出入，但這也反映了美國人對政府的對外援助也頗有意見。

“援外”還是“援內”，政府絕非自己說得算

美國人是吝嗇的，也希望國家把錢用於改善本國的民生，但實際上，外交與內政的花錢過程，絕不能混為一談。而美國能夠處理好兩種財政支出的矛盾，要歸功於其完善的“外援”決策體系。一項對外援助措施的正式實施，往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利益博弈。美國大眾對於政府的外援政策沒有直接的影響，最大利益集團是美國的各個行政部門。

美國外援預算程序大約要花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才能開始撥款，在總統作出決定之後，白宮和國務院將整個預算提交國會審議。美國國會聽取由資歷較高的議員組成的撥款委員會的建議後，決定援助的金額和方式，並能判斷援助預算案是否符合國家利益。在此期間，國會還要考慮經濟遊說集團、學界和非政府組織等機構的意見。最後，掌握預算撥款權力的機關——撥款小組委員會，在綜合各方意見後，確定對外援助的方式和金額。雖說美國民眾無法得知每一分稅款被如何支援國外，但這種決策體制下所進行的雙向監督，客觀上限制了行政權力的濫用，更杜絕了援助不當的情況出現。

所以，實際上大多數人道援助，在美國都是民間組織主導的，包括很多私企，這些企業才有可能做出快速反映，因為花的是自己的錢。

中國社科院鍾宏武教授、責任雲研究院執行院長葉柳紅、研究員陳思穎、張陽光、周媛媛、陸燁、柳夢笛通過全網統計發現：

截至2020年2月2日，188家外資企業捐贈10.96億元，美國、中國香港、印尼、韓國、英國的企業捐贈額暫居前列。1月31日至2月2日的3天中，來自美國、中國香港、韓國、荷蘭、日本的企業新增捐款最多，共計1.66億元。新增大額捐贈包括中國三星3000萬，飛利浦（中國）1500萬，以及SK中國、安利、NBA、歷峰集團、沃爾沃、Honda、朗新科技均捐贈1000萬。

（本文也得到中國社會責任百人論壇發起人、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董事局董事呂建中博士的信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