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醫療橋”計劃的一部分，30名患者即將飛離薩那，拉加德也是其中之一。）
一串串笑聲在一座充氣城堡的亮黃色牆壁上回響，孩子們玩空中曲棍球的咔嗒咔嗒聲劃破長空。
13歲的拉加德竭盡她那嬌弱身軀的全部力量推著一個塑料球，戴著防護面罩的臉上也露出了一絲微笑。
當我們坐在一家薩那旅館的花園裡時，她的父親阿卜杜拉自豪地告訴我：“她一直是班上最聰明的女孩。”在那兒，他們的家人和其他數十人已經為聯合國承諾已久的飛往國外的醫療服務等待了數月。
“我們在這裡等的這段時間裡，她的健康狀況變得越來越糟，”阿卜杜拉沮喪地說。“這裡的醫生沒有能力治療她。”
“我愛她，”阿卜杜拉嘆了口氣，聲音斷斷續續。 “她說長大後想成為一名醫生，專攻整形外科，來幫助像她一樣的孩子們。”
（自2014年底以來，薩那一直由胡塞叛軍控制）
患有癌症的拉哈德是30名即將飛離薩那國際機場的病人之一，這是為在也門境內無法得到治療的病患搭建的醫療橋計劃中的一部分。
週一，一架小型聯合國飛機載著首批7名患者離開。
這是沙特領導的聯盟對民用航班長達三年多的封鎖中的一個很小但非常重要的突破，該聯盟支持也門政府與胡塞叛軍的戰爭。
如果一切按計劃進行，本月將有一系列載有患者及其護理人員的航班飛往安曼和開羅。
（週一，首批七名患者及其護理人員乘坐聯合國飛機離開薩那）
“這是一個重大突破，”聯合國常駐人道主義協調員莉斯•格蘭德表示。“為此，我們進行了兩年的深入討論，與各方就實施模式達成一致。”
當我們在薩那聯合國重兵把守的營地見面時，莉斯解釋道，“這表明人們真的關心也門人的遭遇，人們在乎他們”。
這同時也顯示了，在一場無情的戰爭即將進入第五年之際，最弱小、最脆弱的人是如何被困在毒網上的。
其實，在也門南部還有另外兩個由也門政府控制的國際機場。但他們距離薩那有15到20個小時的車程，而且道路佈滿車轍，蜿蜒穿過山口，檢查站由敵對的武裝分子把守。
（週一的飛行被認為是也門戰爭的重大突破）
在第一架醫療飛機飛行前幾天，我們被帶到一個空空如也的薩那國際機場。
胡塞領導人穆罕默德·阿里·胡塞走上講臺，站在一輛裝滿AK-47步槍的皮卡車的後面，巧妙地抓住了這次罕見的外國新聞團隊訪問的時機。
“我們把你們帶到這個機場，是為了讓你們知道，它曾是襲擊目標，現在被封鎖了，”他宣稱。
一架世界糧食計劃署的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控制也門領空的聯盟只允許少數救援飛機通過。
據報道，2016年沙特的一次空襲摧毀了一架民用飛機，飛機殘骸是一塊扭曲的金屬，散落在停機坪邊緣。
在一個廢棄的出發大廳裡，只有流浪貓在閃閃發光的地板上輕輕地走過，樓上的大廳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
（穆罕默德·阿里·胡塞拒絕了聯軍提出的途徑亞丁或沙特阿拉伯的航線的建議）
在過去的一年裡，聯軍曾提出一個解決方案:改變途徑沙特阿拉伯西南部的比沙機場的航線，或在也門南部的亞丁允許對飛機進行搜查。
“這個機場有它自己的安全程序，這意味著民用飛機不能攜帶武器，”胡塞堅稱。“那裡有衛星，他們在地面上也有自己的間諜，所以如果薩那機場有任何動靜，他們都可以用照片作證。”
聯盟提議將薩那降級為當地機場。但對薩那的統治者來說，主權高於一切，甚至生命。
“我們是獨立自主的，不會做任何人的僕人。”胡塞誇張地補充道，大步流星地繼續他的戰區之旅。
沙特阿拉伯軍方發言人圖爾基•阿爾-馬爾基上校將這趟“仁慈之旅”形容為“人道主義行動”。
“這也是沙特做出的政治讓步，”一名參與這次漫長的討論的人表示。“沙特高級官員親自出面，讓這一切成為現實。”
（為表信任，交戰各方釋放了囚犯）
據報道，為緩解緊張局勢，沙特阿拉伯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修建空中醫療橋，此外還包括與胡塞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談。
在尋找願意接收也門病人的國家時，也遇到了一些令人沮喪的問題。儘管本次醫療橋的費用將由世界衛生組織WHO和國際慈善機構SOS承擔，但也有人擔心有些家庭會逗留過久。
所有的病人都在等待，他們的情況越來越糟。據說，候診名單上有3萬多人。
“這一次，我們在給病人家屬打電話，告訴他們二月份有轉移的航班時，有些人掛斷了電話，有些人憤怒地告訴我們，病人已經死了，”一位拿著鼓鼓囊囊的醫療文件的世衛組織官員沮喪地告訴我。
（阿卜杜拉·塔瓦巴說，在薩那，成為一名醫生是非常困難的）
甚至連也門唯一的癌症醫院的醫生也對飛機的出現失去了希望，他們不再列出最緊急的病例名單。
國家腫瘤中心主任阿卜杜拉·塔巴博士說:“許多兒童因為無法出國而死亡。每年我們接收700名兒童，有些因為無法在國外接受治療而死亡。”
“在這裡成為一名醫生非常非常困難，”塔巴博士承認道。“有時我們都感到非常沮喪，因為我們不能給予我們的病人他們需要的治療。”
六歲的穆西亞細長的胳膊上戴著一隻塑料蜘蛛俠手錶，一個裝飾有小泰迪熊的條紋毛線小帽，保護著他光禿禿的腦袋。
但他那茫然的眼神毫無樂趣可言。
穆西亞的父親，坐在兒子的床邊，帶著濃濃的悲傷。
“穆西亞得了胃癌，晚上疼得睡不著覺，”他說。
他們從紅海沿岸被圍困的港口城市胡達達附近的一個小鎮出發，經過漫長的旅程才抵達薩那。
“這相當於判了死刑，”多年來一直在這個問題上進行遊說的挪威難民委員會的蘇丹娜·貝格說。“封鎖使得成千上萬的也門人無法離開也門接受緊急治療，藥品和設備也無法進入也門。”
在薩那廣闊的墓地，17歲的阿瓦博打掃了他父親的墳墓，並在灰暗的石頭上放了鮮花。
他說：“我父親13年前就被診斷出了肝硬化，但後來找不到藥，病情越來越嚴重。”
“兩年來，他們一直承諾他將乘坐聯合國的航班，”他痛苦地補充道。
這座空中醫療橋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中的一線希望——這種希望如此罕見，許多人仍然擔心它不會如期進行。
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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