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cky小默
首先我想你爸已經是晚期肝轉移至於最終能否治癒先不說，抗癌治療過程痛苦也不談(因為我也是結腸手術化療患者)，我想說你爸有沒有醫保？家庭狀況經濟如何？因為是晚期而且已經轉移說實話:如果條件允許避免日後遺憾，那想治療就一定要選全國的腫瘤大醫院(上海丶杭州丶北京)，這些名院治療技術經驗全面，既然花錢就圖好的結果，如果這些最好的醫院都認為無法挽救確實太晚了那也只好回家，求用最好的中藥給他保守治療延遲生命同時也減少痛苦。
懷念往事0906726
首先從你的描述看，直腸癌完全，肝臟轉移，確實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可能已經失去了手術的意義。如何治療？個人意見，找當地頂尖的醫院的腫瘤科看看，諮詢一下醫生：病情到了什麼程度？目前能夠進行什麼治療？治療預期能夠有什麼效果，比如生存時間估計能有多長？治療給患者可能帶來什麼痛苦？
如果預期還不錯，還有放化療或者靶向治療的希望，正好經濟情況又還允許，那就堅持治療一段時間，看看效果再評估。
如果預期非常不好，治療意義不大，個人建議可以考慮不治療腫瘤了，給予對症治療，多抽空陪陪老人家。
但是，到了最後時間，個人建議沒有太多必要，滿身插滿管子了，與其插滿管子躺在ICU病房，不如讓患者解脫。
最後，用一部電影來正面回答你的問題：
前兩天日本飛回廣州的路上，看了一部電影，叫遇見你之前（Me before You），講的就是一個高富帥Will車禍後，脊髓損傷，導致脖子下面都癱瘓了，自殺了很多次，最後和家人協商了選擇安樂死。一個善良的姑娘Clark因為經濟原因做了他的護工，一開始的格格不入到最後相愛。Clark想盡辦法，想讓Will活下去，不要安樂死，但是越這樣，Will求死的心就越強烈。電影最後，Will躺在病床上和Clark告別完，讓Clark叫他父母進來的時候，戳中了淚點。
陪伴才是最長情的告白，有空看看這部電影，我想，你可能會有收穫。
天天博士講風溼
我剛剛做完一個與臨終關懷有關的長報道選題，前後採訪近一個月，去過數次醫院，見了一些醫生，臨終末期的病人和病人家屬。一點想法，恰好看見此題，在這裡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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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溫心年近五十了。她原本是位腫瘤科大夫。
她在湖南的一家腫瘤醫院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2010年，才和丈夫一同來到北京。因為操作和臨終關懷有關的選題，我認識了她。我們見面的那個下午，是今年六月底，我在北京一家醫院的門口等她，約定的時間是四點。她在這家醫院的安寧療護病房做志願者，兩年了。志願服務的內容是幫助臨終末期的病人剪髮、洗頭，陪他們聊天，並進行適度的心理疏導，兩點半開始，四點結束。
那天，卻一直做到了五點。
溫心從醫院大門出來，見到我時連說抱歉。她解釋自己遲到的原因，有位罹患乳腺癌的病人剛剛去世了。病人四十出頭的年紀，與病魔鬥陣了八年，最終選擇在安寧療護病房離開。她生前愛乾淨，是必須要洗了頭才會出門的那種。志願者每週三、週六下午進入病房服務。在醫囑許可的情況下，她都會向志願者申請洗護服務。
這家醫院的安寧療護病房有一間告別室。根據血壓、血氧、心率等指標，醫生能夠判斷一位病人是否大限將至。不超過三天的情況下，醫生會建議病人入住告別室，為離開做準備。那位乳腺癌患者當天上午被推進告別室，下午兩點多離開。這個時間點，溫心他們剛剛到達病房，開始志願服務。病人母親幫女兒擦拭乾淨身體後，向主治醫師申請，是否可以讓志願者幫幫她，一起給女兒洗個頭。
這，是母親在女兒離世前許下的承諾。
志願者中的一位大姐主動請纓，提著水桶、臉盆、簡易的沖水龍頭進入告別室，溫心跟在後頭。病床邊站著病人的家屬，有哥哥，姑姑，爸爸......洗頭時，這位志願者輕聲提示其他人，聽覺是最後消失的感官功能，還有什麼話想對離開的病人說，都可以說。於是，志願者和病人母親一邊洗頭，其他人則一一跟病人告別。儘管悲痛，卻沒有嚎啕大哭。大家平靜，安和。
二
在不瞭解安寧療護病房的情況，很多人會認為入住這樣的病房，不做任何搶救性治療，意味著等死，其實不是。安寧療護病房提供的是緩和醫療。所謂緩和醫療，它既不加速也不延緩病人的死亡進程。在已經無法對原發病症進行治療的情況下，醫生會給病人進行對症治療，比如有癌痛時會提供合理的止痛藥，讓病人儘可能在不受病痛折磨的情況下離開。
它旨在提高人們的死亡質量，讓臨終末期的病人有尊嚴地離開。溫心說，就像那位乳腺癌病人那樣體面——離開的人不留遺憾，活著的人懂得珍惜。生死兩相安。
為了進一步瞭解緩和醫療，我成為溫心所屬志願者團隊的一員。今年五月底，我第一次參與病房服務。
那是端午節前的一個週六，除了例行的志願服務外，一位志願者大姐還帶來了手工藝材料，教我們自制中國結，送給病房的病人。加上告別室，這家醫院的安寧療護病房只有七張床位，分男女間，收費並不高。這裡的醫生告訴我，病人一次住院的花銷一萬出頭。病床的週轉期一般在兩週。
六月初，我第二次參與病房服務，和溫心同組。結束後，我們同路去地鐵站。她善意地叮囑我，做完病房服務，離開病房的那一刻，你就要把自己與這裡切斷。因為，你今天服務過的老爺爺、老奶奶，等到你下次過來時，他已經走了。溫心在教我學會接受死亡。
腫瘤科醫生，這份職業很少給溫心帶來成就感。她說，“我所醫治的病人最後都死了”。她見過有病人在確診晚期癌症的當天，就從住院部五樓跳了下去；還有病人在身上藏了把剪子，凌晨四點，見照顧她的丈夫睡著後，悄悄割破了自己的手腕，等丈夫醒來，血已經侵溼了一大半床單。還有病人因為害怕死去，整夜整夜地失眠，焦慮，心煩，遷怒於他人。
病人不敢閉眼，害怕一閉眼就看不到明天了。
三
溫心見過太多對死亡的恐懼和死亡前的掙扎。掙扎是一種求生欲，一種放不下，也是一種對死亡的不解。
2012年，秋天，溫心收治了一位年僅四十的男病人。病人是個商人，事業有成。他已經在其他醫院查過一輪，三個月，始終沒查出病因。入院當晚，溫心恰好值班。晚上九點，她照例查房，男病人拉住溫心，問她，“我的病還能治好嗎？”
她明知眼前這位病人的情況很不好，卻不知如何安慰。她只是簡單地回答，“別想太多”。
兩個小時後，這位病人的病情急轉直下。他一直喊疼，疼，吐血，臉色發紫，面目猙獰。病人的妻子在一旁邊哭邊求溫心，“你一定要救救我老公，你一定要救活他，無論用什麼方法。”妻子說自己有愧於丈夫，有太多遺憾沒法彌補。溫心和同事全力搶救，但她知道，以病人目前的狀況很難邁過這道坎。她朝著病人的妻子喊道，你有什麼話想對他說的，現在就說，不要等了。
妻子一邊哭，一邊說對不起，對不起。她曾經出過軌。
丈夫似乎聽到了妻子的傾訴，面目慢慢舒展。溫心清楚地記得，他的眼角留下了眼淚。病人最終離開了。因為這件事情，溫心開始反思她的從醫生涯。二十多年，她說自己一直盯著病人的病，每天想著如何與癌細胞作鬥爭，如何化療放療，看各項指標，卻忽視了病人作為人的存在。病人向她詢問病情時，她不知如何寬慰，不知如何恰當地對病人進行心理疏導，以排解他們對死亡的恐懼。
“我就想，我如果能在心理上幫到他們，作為醫生，我也是成功的”溫心對我說。
如今，她不再是腫瘤科的大夫，而是一位安寧療護病房的志願者。她每個月都要參加志願服務。有次，她帶我進入病房，去問候一位臨終的病人。我看見她嫻熟地靠近病人，不詢問病情，而是用自己的手輕輕握住病人的手，跟她說，“不要害怕，家人都在身邊”，問她“最想吃什麼？”"需要洗頭嗎？"
進入臨終末期，病人和家屬都會陷入一種焦慮的心理狀態中。
他們會不停地追問醫生，“到底會在哪一天離開”。以往，溫心通過各項指標，結合病人的病情，給到他們一個模糊的期限。如今，如果重新做回腫瘤科大夫，如果再次面對病人和家屬關於死期的追問，溫心依舊給出一個科學的期限判斷。同時，她也會從臨終關懷的角度，補充到，不要糾結於哪一天，就把它當作是明天，彼此陪伴，過好今天，過好每天一天。
溫心一直跟我強調，不要糾結於怎麼死去，哪天死去，我們應該把目光放在“怎麼活”上。每個人都有權力選擇如何活下去。入住安寧療護病房，是末期病人對如何臨終的選擇。如果這種選擇是在一個人意識清醒的狀態下做出的。那麼，這個選擇就值得被尊重。這個選擇就應該被家人，被愛他的人支持。
四
溫心跟我提到她自己的母親。母親是在89歲那年，因突發性腦梗去世。病發當天入院，手術後，主治醫師建議溫心的母親入住重症監護室。
溫心起初不太同意。一來母親術後的情況看似不錯，沒必要入住ICU。二來，她想起母親曾鄭重地對自己說過，如果有天病危，她絕對不要進入ICU，不需要過多的無效的搶救。母親是那種天性好強的女人。溫心在北京工作，母親常年在湖南老家。隔三差五，溫心就要飛回湖南看望母親。母親每次都會把溫心的路費準備好，在女兒回京之時，交給她。
那是個晴朗的下午，在母親79歲時，母女倆在溫心家裡說起彼此對死亡的理解，最後達成共識——一定要有尊嚴地自然地離開。從那天開始，溫心便決定尊重母親的意願。
不過，溫心同意了主治醫師的建議，暫時入住ICU，僅僅作為術後的觀察，定不長住。母親恢復得不錯。術後當天就清醒了。醒來後，還向一旁溫心的弟弟借錢，說要給溫心路費。溫心知道，即使母親病了，她也不希望對自己的生活失去控制。
母親的病情，卻在第三天急轉直下。這天早晨，母親有吐血癥狀。溫心一大早趕到病房，主治醫師用手指了指天花板上的血漬，溫心就知道情況不對了。她問母親，“你怕不怕”。母親很平靜地回答，“不怕”。這種安詳、冷靜，對死亡的無懼，讓溫心意識到母親的大限或許來了。兩天後，母親離開了。
溫心遵照了她生前的預囑，自然地有尊嚴地離開，體面地離開。沒有進行過度搶救。溫心的親弟弟，起初不同意，當時醫生也說，還有一些希望，建議再做做檢查。溫心一五一十地跟弟弟說起與母親此前的談話，進而提到，“你要推著母親，從這個樓層，跑到那個樓層，折騰，這樣做有意義嗎？”
溫心的父親，在上世紀八十年，因為肝癌去世。溫心記得，堅強的母親一直說，我不能消沉，我要把你爸爸沒過完的人生好好走完。她努力工作，賺錢養家，等到子女都成家，閒暇時，她就和自己的朋友出門旅遊，看山看水。
“她的一生，沒有什麼遺憾”。溫心說。
五
溫心將近三十歲時才了孩子，成為母親。修完產假，回到工作崗位，她接收的第一個病人竟然是一位八歲的男孩，癌症。說到這，一貫剋制的溫心，眼眶溼潤起來。男孩還有個弟弟，這家有兩個孩子，算是超生。那時候，計劃生育抓得嚴格。男孩就被放置在姑姑家撫養。
八年，幾乎沒跟親生父母相處過。八年，瘤子在男孩的身體裡慢慢長大。應該很早就開始有不適感，但男孩隱忍，上課時不舒服，就用肚子頂著桌角。是姑姑看見男孩好多件衣服，肚子那兒都磨破了，才發現不對勁，到醫院一查，癌症晚期。溫心用手輕輕撫摸男孩的肚子，隔著肚皮，有那種疙疙瘩瘩的質感。
醫院會診，給出了先手術切除的治療方案。手術前，孩子的父親找到溫心，睜著猩紅地雙眼對她說，溫大夫，如果你切開我孩子的肚子，發現沒法治了，我請你給我孩子推一針，讓他一走了之好嗎？溫心說，自己是強忍著眼淚拒絕的。她太理解眼前這位父親的狠心了。這份癌痛，是八歲的孩子難以承受的。
手術結果的確不理想，腫瘤已經和其他臟器粘連，無法切除。兩週後，孩子因醫治無效出院，三個月後，溫心得知孩子離開了。出院時，溫心叮囑父親，沒法治療了，就好好地陪孩子，多抱抱他，讓他感受到父愛和母愛。
溫心永遠無法忘記男孩的眼神，明亮，藏著心事。溫心給他換藥，他就用這明亮地眼神盯著溫心，接著問她，阿姨，我這個病值得好嗎？沒等溫心回答，孩子便接著說，等病好了，我還要回學校唸書。
溫心沒法騙孩子，說不出“會好的，只要你聽話，安心治療就能出院”的善意的謊言。她只能岔開話題，誇他是個聰明、幸福的孩子。男孩說，我知道，姑姑很愛我，爸爸也很愛我。
醫學的存在，是為了抗擊死亡和疾病。全力進行治療像是一列你可以隨時停下的列車，只要你說一聲就行。但我們最終的目的，不是好好地死去，而是好好地活到終了。救治失敗，並不是醫學的無能，而是對生命進程的尊重。
人們無法迴避一個問題：應該如何優雅地跨越生命的終點？對此，大多數人缺少清晰的概念，而只是把命運交給醫學、技術和陌生人來掌控。
實際上，一個臨終的病人，最最需要的，或許是愛，是關懷， 是陪伴。
吳絳楓
“父親癌症晚期，要求不治療，去安寧病房等死，該不該支持他？”，這樣的事情還有，前段時間瓊瑤寫後事，公開信，類似這樣的臨終關懷的例子非常的棘手，原因是這樣的：
臨終關懷的安排在西方國家和我們國家有不同的文化，其實西方不同的國家對待這件事情有不同的法律規定，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很難找到一個完美的答案，必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其實人類歷史上，重大的問題都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
比如說，有從道德出發看問題的視角，有從法律出發的，有從情感出發的，有從理智出發，有從人性出發，有從社會管理規範出發的視角，其實可以看到人類在很多事情上都處於這麼糾結的狀態。
在人類發展的不同時期，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觀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去想，在人類歷史發展的某個階段上，我們人類可能更多傾向這樣的觀點，而在另外的時間段上，我們可能會傾向於另外一些觀點，因為這個問題涉及的是死亡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社會的制度、社會的規範。
正如我們人類的大腦本身一樣個，我們的人類的大腦一個是額葉的理性決策終中樞，另外一個是邊緣系統的情感中樞，人類的大腦本身也是分裂的。
所以這就必然會帶來，我們在面對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們都會非常的糾結，在兩種完全不同的選擇中，始終處於一個拉扯糾纏的狀態。不過從這個角度，正好給了我們一個啟發：糾結的狀態正好就是我們人活在的狀態。
比如在這件事情上，是死者要死得有尊嚴重要，還是生命要最大的程度、最大的限度去拯救更重要？
就是兩種不同的狀態，關於這件事情，我更願意這樣去看。
第一、生命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很多人都說，生來就是受苦的，所以每個小孩都是哭著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那麼，既然生命如此的痛苦，我們希望一個人在離開的時候有尊嚴，能夠少說些折磨和痛苦，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希望可能會有安樂死這麼一回事。
但是在另外一個方面，我們並不知道一個人在死了之後會有什麼，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雖然有宗教的說法，迷信的說法，科學的說法。
正是因為說法不一，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特點：人們是懼怕死亡的，人們害怕死亡了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所以人們對生命是極端的尊重和重視的，我們渴望用最大的限度去拯救他人的生命，有的時候甚至違背當事人的意願去拯救他人的生命。
因為在這件事情上我們假設當事人在做這樣的決策的時候，當事人不夠理智！所以需要他的監護人來替他做出一個理性、理智的決定。
既然生命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一個生死之間的悖論的狀態，那麼這就註定我們在解決這件事情的時候永遠不要考慮有一個一致性的答案，不管你是做出的A還是B選項，你永遠都要為你做出的決定糾結。因為不管是哪一個選項，那都是一個悖論。
所以就這點我想提醒當事人的是，不管你選擇了哪個角度，這件事情上你都是始終會去思考這件事。你永遠都去糾結它，因為這件事情沒有準確的答案。你選擇了A你就會承擔B的後果，你選擇了B你就會承擔A的後果。
第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在人類創造的多數事情上，無論是我們的語言，還是我們做出的一個行為，不管是心理學，還是在臨床諮詢，我們說出的語言，做出的行為，都是會超過其本身含義的，任何行為和語言都可能會被引申，成為另外的含義。
因此我想在這裡提醒你注意：你的兩種不同的ＡＢ選項的選擇，可能會被引申成更豐富的含義是什麼？你必須要考慮後續的多種可能。也正是因為如此，政府在這件事情上非常的謹慎，法律在這件事上非常的謹慎，而大眾在這件事情上有多種分歧。
比如說：就眼前這一件事情而言，
我們如果支持當事人的意見，給生命一個尊嚴，讓一個人在臨死之前盡最大程度減少痛苦，主張當事人有決定自己生死的權力。大家或許都會覺得能夠接受，而且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很少有人會反對我前面說的那些。
但是我們把這件事情如果延伸一下。
假如我們同意任何一個當事人都有權力去結束自己的生命，那麼如果我們遇到一個抑鬱症患者呢？如果我們遇到一個精神病的患者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對於不同的案例，法律規範的適用性是不一樣，我們似乎認為上面那些人沒有權力去結束自己的生命，甚至在有些時候，會用強制性的手段來阻止當事人結束自己的生命。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行為或者語言總是超越其本身含義的意思。
這一次是父親要求兒子這樣做的，如果兒子遵從了父親，似乎沒什麼過錯？
但如果下一次，另外一件事情又發生了，我們又如何去判斷，他的親人或者某一個醫生做出這件安樂死的決定，真的是出於當事人本身的意願，而不是因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果有一天一個保姆對一位臨終關懷的老人實施安樂死呢？我們怎麼判斷保姆的行為是真的出於老人的本意呢？如果保姆沒有這個權力，那麼，老人的兒子，就真的有這個權力嗎？
（比如說當事人處於意識模糊的狀態，不能理智的判斷的情況下做出的一個錯誤的決定）我們怎麼樣能夠知道，當事人的決定是理性的還是非理性的？是一個可靠的法律範例呢？這同樣就是我們所說的任何語言和行為，所構成的事件，最終都會超越其本身含義。
安樂死它延伸下來的含義很可能會引發更多的社會爭論。這樣就會給還沒有沒有充分準備的法官帶來更多判案上的困難。
前面， 從心理學的角度講，我們已經分析完了，具體而言我們該如何決定？我有這樣的幾個建議：
第一，瞭解相關法律，諮詢律師。我們必須要保證就目前的法律條文下。不能違法是基本前提。
第二、家屬、醫生和律師應該和當事人一起共同協商此事。充分徵求多方意見。嘗試尋找多種可能性。尋找另外的可能性。也許能找到好方法來解決問題。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在技術問題上，法律有時很難做出判斷。所以在技術和法律之間也許能找到一些模糊的區域。能夠作為當事人行為的依據。
第三、無論用什麼樣的行為，都應該引入心理學的幫助，比如說臨終關懷的心理諮詢師。從兩方面來提供心理幫助。
（1）幫助當事人（2）幫助當事人的家屬。例如你作為當事人的家屬，也應該接受心理學的幫助和服務，因為這件事情會持續給很多人帶來心理上的困擾和陰影。
最後，小明想說，生命本身就是一場悖論，作為一個人，永遠都是一個矛盾體。而糾結是我們生活的一種常態。也許通過一次一次的爭論，能讓我們一步一步的去接近生命本源的真相。
關注小明的兩個原創頭條號。《三體的秘密》與《心夥伴》~被頭條網評為2016年度最火的心理類專欄。
趙小明丨央視財經頻道特約心理專家
趙小明心理團隊
“當抗癌治療可能不再獲益時，這個階段以姑息治療為主，主要對象為無法根治的晚期癌症患者，讓他們在舒適的狀態下，帶瘤生存，讓患者學會將腫瘤視為一種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的慢性病，緩解症狀，減輕痛苦，改善生活質量。“
這是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姑息治療中心劉威主任所提及的姑息治療的理念之一。這其中就包含了安寧療護的內容。
安寧療護不是一個新話題，在2016年的政協會議及國家衛計委的工作會議上，曾把安寧療護作為了一個重要的內容，安寧療護關乎患者的生命質量，關乎醫學的價值取向和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一個重要的民生問題。
所以，安寧病房其實也是一個以人為本的醫療理念。
具體到某一患者，到底應不應該放棄所有抗腫瘤治療而步入完全的安寧療護，我個人理解，裡面包含了幾層意思：
1、醫生根據患者的病情、身體狀態給出一個綜合評估，如果的確沒有了抗腫瘤治療的機會、不能再從抗腫瘤治療中獲益，患者已經進入臨終前，這時，姑息治療、減輕痛苦、提高生存質量就成了所有治療的首要內容。
2、患者意願。如果患者的確沒有了抗腫瘤治療的價值和意義，病情危重，而且患者有進入安寧病房的想法，我個人感覺，這應該是一個合理的選擇。若患者意識清楚，完全不能接受放棄抗腫瘤的治療的現實，醫護和家屬盲目安排患者進入安寧病房，對患者來講就失去了提高生存質量的目的和意義。
3、醫學上通過抗腫瘤治療仍有很大的獲益空間、預計生存期3個月以上的晚期患者，不建議放棄抗腫瘤治療而過早進入安寧療護的模式。
綜上，安寧療護實際上是人文關懷的一個具體體現，對於晚期沒有抗腫瘤機會，預計生存期短患者，盡最大可能為其減輕痛苦，提高生存質量，也是一個非常必要的醫療環節。
深藍醫生
對任何人而言這無疑都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一方面，是希望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延緩父親的生命，為人子女都會這樣想；另一方面，看著老人治療受罪，自己也覺得非常難受。
我本人經歷過同樣的事情，那年自己的姥爺得了肺癌，當時已經80多歲了。治療的時候看著他躺在那，每天輸液治療，兩個胳膊的血管已經都硬了。當時我想，真是太受罪了。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不要活那麼久，就算病了也不要治療。
今天再次面對這個問題。我覺得你可以從這幾點來考慮：
一是，你和你的家人（母親，兄弟姐妹等）是否能夠接受父親不接受治療。很多人在心理層面接受不了這一點，尤其是作為子女很難接受。做子女的總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延長父親的生命週期，哪怕只有一天也好。但是，其實放下週遭的評判和世俗的眼光，真正站到老人的立場上考慮一下，就會發現解決問題的方式。
二是，你最好帶著家人包括你的父親到安寧病房瞭解一下詳細的情況。“安寧病房”安寧療護強調“四全照顧”（全人、全家、全程、全隊照顧），所以是身、心、靈完整照顧；不只關心病人，也關心照顧家屬；不只照顧病人到臨終，也幫助家屬度過悲傷；且結合醫師、護理師、社工、志工、宗教師等相關人員共同照顧病人及家屬。建議你到當地的安寧病房進行詳細的瞭解和考察。
最後，希望老人能夠不太痛苦又有尊嚴的度過今後的人生。
不倒翁小姐
你該不該支持父親，取決於兩點：第一，病情是否真的到了臨終階段？如果是，就勇敢支持他，據你所講，剛做完一療程化療，應該基本排除臨終階段這種情況，他臨時產生這樣的想法是多半由於治療帶來了不適感或者說加劇了他的痛苦，如果屬於這種情況，就應該和醫生溝通，調整治療方案，或者治療前做好預處理，儘可能減輕治療帶給病人的痛苦，還要疏導你父親，讓他明白，痛苦是暫時的，治療結束就會消失。第二：安寧病房等死，顯然是臨終階段的選擇，病情沒到這個份上，人家也不敢接受你啊，其次據我所知，還有國內迄今尚沒有比較靠譜的癌症“安寧病房”，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普通老百姓未必能夠享受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安寧病房，要求其實是很高很高的，安寧病房不同於一般腫瘤病區，不僅要有專科醫生，也要有專業護士，還需要專業心理精神科醫生做輔導，甚至需要宗教信仰方面的社會義工或者專業人員幫助，沒有這些專業人員、沒有足夠的物力和專科配套設施，安寧病房一點都不安寧，大中華地區臺灣、香港這方面做的都很不錯。
再說，結直腸癌，近年來治療進展很快很好。不少肝轉移的患者活個兩三年甚至四五年都不成問題。不要盲目以為，肝轉移就死定了，自暴自棄，拒絕治療，活活等死。此外，在此特別強調，治療帶來的痛苦都是暫時的，經過合理處理都能夠很好解決，不要因噎廢食，放棄合理治療。你父親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他自己的決定不夠明智，因為等死帶給他的痛苦和壓力短期內難以消除，希望我的回答能幫助到他
腫瘤何大夫
作為子女的，遇到這種情況，無論做出怎樣的決策都是艱難而且痛苦的。像前幾個月，開明如瓊瑤、平鑫濤夫婦在面對平鑫濤只能依靠插管才能維繫低質量生命的情境下，平鑫濤的意願，以及他太太瓊瑤主張都沒能拗過平鑫濤子女的主意。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子女在父母即使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治療延續生命的情境下，哪怕是順從父母的意願而放棄積極治療，都有“不孝”之虞。
正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對子女“孝順”的傳統觀點，所帶來的後果就是中國社會老年人的死亡質量指數在全世界範圍之內是相當低的。兩年前，經濟學人智庫發佈了針對全球80個國家和地區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死亡質量指數是由新加坡慈善機構連氏基金 (Lien Foundation) 委託進行排名，以廣泛的研究和麵向全球120多名緩和醫療專家的訪談為基礎。英國之所以名列前茅，主要原因就是當面對不可逆轉，現代醫學已經無能為力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緩和治療（Palliative Care）。
所謂的緩和治療，用世衛組織所概括起來的三條核心的治療原則來表述：1、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的過程；2、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3、提供解除臨終痛苦不適的方法。
回到題主的問題。父親65歲直腸癌晚期，肝轉移，經過一輪治療後，父親表達意願不想治療，作為子女的應該怎麼辦。我個人的建議是作為子女，應當首先確保與父親，以及醫療人員進行充分的溝通。
對於病人來說，可能因為治療的痛苦而難以忍受，就像有些人牙疼的時候恨不得把疼痛的牙齒全都拔光，但實際上只是尋常的牙齦發炎而已。所以，作為子女應該在與父親溝通前，務必瞭解清楚父親的病情的治療前景。
如果有可能經過治療，能夠進一步延續生命並且恢復到較為正常的生活，那麼就應該多多鼓勵父親堅持，並與醫生討論能否在治療的過程中儘量減少病人的痛苦。
如果治療即使能夠夠進一步延續生命，但病人已經不可能正常生活，必須藉助醫學輔助延續低質量的生存，繼續生存下去對病人而言意味著更多的痛苦，那麼，就有必要儘可能將實情告知病人瞭解，並尊重病人的意願。
如果治療已經沒有什麼機會進一步延續生命，而且繼續的治療會令病人更加地痛苦，那麼，尊重病人的意願。
例如，巴金晚年所遭遇的治療以及延續的生命對巴金而言，不啻是痛苦的折磨。1999年，已經95歲的巴金病重住院，一番搶救之後，終於保住生命，但鼻子裡從此插上鼻胃管。插入鼻胃管後，進食通過胃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裡；胃管至少連個月就要更換一次，這意味著，每隔兩個月，年邁的巴金就要再次承受長長的管子從鼻子裡直插到胃，每次換管子時他都被嗆得滿臉通紅。長期插管，導致巴金嘴合不攏，下巴脫臼，只好把氣管切開，用呼吸機維持呼吸。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但選擇權不在自己，在家屬。就這樣，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說，“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因此，作為子女的，在做決定之前先把治療的痛苦以及前景多做了解，並將實情儘可能告知病人。病人在清醒的情況下，在充分、客觀瞭解治療實情的情況下面，所做出的放棄積極治療的決定，應該得到尊重。
要知道，更多的時候，給老人家延續不必要的治療並非老人家真正的意願。北京協和老年醫學團隊在2016年對1000多位朝陽區的老人做過調查，結果顯示，有56%的老人希望能對自己的治療方案做決定；只有8.9%的老人願意在人生的最後階段接受創傷性搶救。
作為現代人，應該對“孝順”有與時俱進的理解，而不要拘泥於傳統的狹隘詮釋。讓病危的父親能夠選擇有尊嚴的死亡，是比違逆父親的意願，讓父親在持續的痛苦折磨中死亡，前者才是高質量的孝順，是對老人家真正的尊重；後者更多隻是為了滿足子女盡愚孝的心安理得。
唐映紅
對這個問題，決定權在病人本身，家人和醫生都只能建議。無論晚期且發生肝轉移的直腸癌患者，在統計數據中還能存活多久，他們的治療都會花費大量金錢，病人在接受治療過程中也會為了延續生命，而經受更多痛苦，甚至喪失尊嚴。
有些人的求生意識會克服這些問題，但另外有一些人則會做另一種選擇。2012年，浙江就出現過一起同類案例。浙醫一院急診專家、醫學博士陳作兵得知78歲的父親得了惡性腫瘤晚期，已經全身轉移無法手術後，將病情如實告知父親，並尊重父親意願，不做放療化療，將父親從杭州送回諸暨老家安享最後人生。還向母親交代，萬一父親昏迷或呼吸心跳停止了，不要採取任何搶救措施，如果允許，適當做些鎮靜催眠，讓他安詳離開人世。在回到諸暨半年後，陳作兵父親安詳離世。
陳作兵的做法不無爭議，連在家庭會議上曾同意他的哥哥，在父親去世後也表示要是繼續搶救，或許父親還可以多活一段時間。不過，陳作兵的決定在本單位贏得了尊重，有一位同屬晚期癌症的醫護人員家屬也出院回家，不再搶救。
陳作兵也1994年第一次正式從醫，目睹很多晚期絕症病人的痛苦掙扎，也見過諸暨市人民醫院12樓跳下的那個肝癌晚期護士長的鮮血，讓他對生命的理解，不再侷限於一般人所說的“生存”。
前不久，網上流傳一段視頻，在允許安樂死的國家瑞士，罹患“漸凍人症”的英國人Peter，在專業人員的協助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相伴多年的妻子就陪在身邊。“我太太很懂得怎麼握著我的手幫我入睡”，微笑著說完這句話後，他慢慢停止了呼吸。
Peter的症狀，遠遠沒有我採訪過的漸凍人嚴重。這種病會讓人慢慢失去對軀體的控制，直到最後只有眼皮可以眨一下，再接下來就是必然的痛苦的死亡。同為病友，有的人會掙扎著等待最後的結局，但這並不妨礙另外有一部分人選擇提前結束生命，以避免陷自己和家人於不堪痛苦的境地。
能安享地死去，同樣是生命質量的一部分。如果說更多的搶救挽留下的一段時光，卻帶來更多的病痛的話，放棄搶救，也不失為一種選擇。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是當事人自己的權利。
孫旭陽
前兩天我剛評論過個問題，也是關於癌症的話題。
具有發言權的我告訴你，我父親51歲肝癌去世四個多月了，現在的我26歲，我父親是過年初二查出來肝癌晚期並且伴有肝內轉移，自從查出來我父親就那天變瘦，而且渾身沒勁，去過上海北京，我拿著片子找過很多大夫，不求別的只求能給我父親做手術就行，最後選擇在上海治療兩個月。情況有好轉再轉戰本地醫院繼續治療打針吃藥，這期間我父親並沒有過多的說過不想治療，我們全家人都在給他打氣，父親也是擔心錢，因為這個病沒有大幾十萬是不可能的，前後花了好幾十萬我們一直瞞著我父親，他也很堅持治療，堅持了六個月最後走的。
老人家不想治療是絕對不行的，網上大部分告訴你開開心心心態變好結果好了那都是騙人的，很少有人能遇到這種幸運。我們還是遵循醫囑，中西結合，穩定的控制生存期，如果最後實在是晚期的特別痛苦，儘量給老人打鎮定劑止疼劑，因為癌痛是我們想不到的痛，火燒內臟器官那樣，如果能治療的情況儘量勸家人治療，病人配合家屬積極才能更好的延長生命。祝福您加油堅持努力。[贊][贊][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