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虛無主義:西方人的精神信仰危機


歐洲虛無主義:西方人的精神信仰危機


導 言:

人格概念的產生以及建立在人格之上的自由意識,在給西方人帶來私有制財產權利的同時,還帶來了靈肉分裂的苦惱意識:此岸到彼岸的分裂。西方人要做一門功課,他們在一千年的苦惱中不斷地壓抑,壓抑到禁慾主義這樣一種程度,只為人超升到更高層次的自由,一種純精神的自由。

然而,從文藝復興開始的基督教解體則撼動著人們對於"上帝"、"天國"的傳統信仰,中世紀一直糾纏的問題,理性與信仰,到底誰更重要,經過一千多年的發展,西方人的精神才逐漸從苦惱意識擺脫出來。一直到近代,理性佔據了最高的法庭,"人"終於站了起來。

文明總是以某種信仰為前提,信仰的實質是最高價值的設置。伴隨著基督教傳統信仰的解體接踵而至的是信仰的缺失,敬畏、權威、信任的瓦解。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期以來,"虛無主義者"的形象在俄國文學中便開始瀰漫氾濫,人們通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逐漸熟悉那些找不到生存意義的"多餘的人"的身影:生存意義的迷惘,終極關懷的缺失。

19世紀末的漂泊者尼采,以"虛無主義"命名了這侵襲歐洲的疾病,其典型病症就是"上帝死了"。至此,信仰危機籠罩歐羅巴:要麼放棄上帝,要麼放棄現實的世界。虛無主義者的困境深深地折磨著尼采,撕裂者現代人的心靈,出路何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群魔》中借主人公基裡洛夫之口,悲鳴地吶喊:"我一輩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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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文學中的泛虛無主義現象

俄國文學發軔於十九世紀,一百年裡,天才紛紛降生: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等。俄國文學起初受到歐洲大陸的影響,但隨著俄國現實主義文學逐漸成熟,反過來影響歐羅巴,整個歐洲乃至全世界忙不過來地讀俄國文學。

一般而言,人的悲哀痛苦,往往有兩個層次。一則是形而上的層次,對宇宙、世界、人性的絕望;一則是形而下的層次,對社會、人生遭遇、現實的絕望。一般人只在懷形而下的層次,一流的大師,上下兩個層次同時在懷。一顆顆太敏感的心,過早地察覺到時代潛伏的病痛,並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他們深深地關切。

1862年,屠格涅夫即發表了在當時引起極大爭議的《父與子》,通過對平民知識分子巴扎洛夫的塑造,"虛無主義者"的形象開始呈顯在俄國文學作品中。屠格涅夫自己說:"巴扎洛夫,照我看來,這位傑出人物正是那種剛剛產生,還在醞釀階段、後來被稱為虛無主義的化身。"

若說屠格涅夫筆下的虛無主義者是反對一切權威的偶像破壞者,是"否定一切有價值的東西,否定祖國全部文化的野蠻人物",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說《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對虛無主義者的刻畫,便觸及到了時代病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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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說《群魔》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借主人公基裡洛夫之口,揭示了虛無主義者的本質:"上帝是少不了的,所以他應該存在,可是我知道並沒有上帝,也不可能有,難道你不明白,一個人同時抱有這兩種想法是活不下去的嗎?"一個人只要接受歸屬上帝的信仰,或者接受沒有上帝的現實,都不會在虛無主義裡沉淪。

只有同時否定兩者,既承認並沒有上帝存在的事實,也否定一切屬於現實世界的價值,才是虛無主義。

主人公基裡洛夫最終以自殺證明了人能夠在沒有上帝的世界上支配自己的命運,有屬於自己的意志自由。而在《卡拉馬佐夫兄弟》中,折磨著卡拉馬佐夫一家人的問題是:如果沒有上帝,還有沒有善?如果上帝已死,人活著還有什麼意義?文明總是以某種信仰為前提,信仰的實質是最高價值的設置。基督教信仰的最高價值體現在人類現實生存之彼岸的某種精神實體,即"上帝"。要解決個人生存的意義問題,就必須尋求個人與某種超越個人的整體之間的統一,尋求小我與大我的統一。區別只在於,在不同的觀念系統中,那個用來賦予人生以意義的整體是不同的,在基督教裡是"上帝",在伊斯蘭教裡是"真主",如果不承認有這樣的精神實體存在,就必然走向悲觀主義,譬如佛教、印度教、叔本華的悲觀主義人生哲學。

在19世紀,虛無主義還主要是一種表現在俄國文學中的特殊現象,除上述兩位作家外,車爾尼雪夫斯基、安德烈耶夫等作家同樣以敏感的心,感受到了時代的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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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像哲學家加繆所指出的,正是尼采挑起了虛無主義的全副重擔,使虛無主義第一次成為有意識的東西。當20世紀剛剛揭開序幕的時候,尼采溘然長逝。但若要追溯當代西方思潮的源頭,則必須要回到到尼采那裡。曾經孤獨的漂泊者早已倒下,而他的影響力卻籠罩了整整一個時代。他說:"我的話,是為兩百年後的耳朵預備的"、"當我寫哲學著作的時候,我希望我的腳下有泥土,我的頭頂有藍天"。

同時代的人,沒有人理解他,因為他超越了那個時代,而這種超越,就是一種百年孤獨。更高級的哲人獨處著,這不是他想孤獨,而是因為在他的周圍,找不到他的同類。

上帝已死:人的頹廢形式

正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威爾•杜蘭特在其《文明的故事——文藝復興》一書中所表呈的觀點那樣:"文藝復興時代重視人和現世、重視合理的享樂"、"人類有權去關心他自己生活、去享受和讚美世俗文化和塵世名聲"。隨著基督教的解體,神的光芒漸漸式微,屬於人的時代拉開帷幕。18世紀,文藝復興在法國啟蒙運動中再次復活,從伏爾泰、盧梭到歌德,從雨果、福樓拜到法郎士,這條脈絡一直得以延續。城市的繁榮、科技的進步、財富的增加,未來的一切似乎美好而光明。

然而,正是在這資本主義、商業文明一路高歌猛進的時代,信仰危機的陰雲已籠罩歐洲大陸。

《偶像的黃昏》,尼采的哲學著作之一。正是在這一本著作中,尼采首次給現代文明所謂的"進步"定調:"一步步頹廢下去,這就是我給現代進步下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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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空虛

在論述"人的頹廢形式"時,尼采在《強力意志》中寫道:"猥瑣、敏感、不安、匆忙、聚眾起鬨的景況越演越烈"、"一個時代正在來臨,我們要為我們當了兩千年之久的基督徒付出代價,一個時期內我們不知何去何從"。

信仰的淪喪、價值的真空,西方人在精神上無家可歸,再也沒有全知全能的上帝為人的生存本身賦予意義。

"一旦我們拒絕基督教的解釋,我們立刻以一種可怕的方式面臨了叔本華的問題:生存究竟有一種意義嗎?"可以說,正是上帝已死的事實,讓人的死成為無可挽救的死,舊時代宗教所承諾的天堂不復存在,精神信仰所擔保的人生之意義,隨著基督教的崩潰亦付之東流。

個性的喪失

人的個性的喪失與人的異化緊密相關。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過,異化作為社會現象同階級一起產生,是人的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及其產品變成異己力量,反過來統治人的一種社會現象。隨著資本主義和商業文明的發展,人的異化已逐漸病入膏肓。尼采指出,機器剝奪了人的個性,"它把許多人變成一部機器,又把每個人變成達到目的的工具"。

工業文明製造了人的平庸和單調,與此同時,商業成了文化的靈魂,真理被淹沒在無聊瑣碎的世事中,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的庸俗文化,人們在這種庸俗的文化中尋找刺激和麻醉,個性喪失,人與人的同質化越來越嚴重,天賦和個性被磨平。

外在的匆忙

在《快樂的科學》一書中,尼采對信仰危機下人的那種外在的匆忙亦有清晰的認識:"人們現在已經羞於安靜,人們手裡拿著表思想,吃午飯時眼睛盯著商業新聞,人們像一個總是可能耽誤了什麼事的人那樣活著"。在《善惡的彼岸》中他寫到:"人們感到自己已經完全被佔有,無論是被職業佔有,或是被娛樂佔有,更不用提被時代以及家庭義務佔有了"。內在的精神空虛與外在的匆忙適成對比,且成愈演愈烈之勢。

直至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馬爾庫塞以《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一書,揭示了生活在西方發達工業社會的人如何成為單向度的人,由此而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喪失了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維度,不再想象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將人的異化作了較為深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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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主義困境與實質

無論是表呈在俄國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虛無主義者形象,還是尼采對虛無主義的哲學思考,虛無主義可以說是歐洲19世紀的通病,並在20世紀曆經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發展到頂峰。隨著溫斯頓·丘吉爾在1946年發表著名的"鐵幕演說",全球迅速進入冷戰時代,世界被劃為東方與西方。

核武器的巨大威脅、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鬥爭、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和反殖民鬥爭,人們更感前途渺茫、苦悶彷徨,人的生存面臨嚴重威脅,人被絕望、孤獨和無家可歸的情緒所籠罩。後來在法國興起的存在主義哲學流派,繼續走在尼采所開闢的道路上,面對上帝已死的事實,存在主義者標榜一種高度的個人主義,宣稱要追隨自己的內心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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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但丁敲響了中世紀的喪鐘以來,歐洲人的精神世界似乎經歷了兩次重大發現,一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的發現;另一次就是"自我"的發現。在精神信仰、價值觀念的時代轉換中,尼采無疑起了關鍵作用。早在1864年,年僅20歲的尼采在給他妹妹的信中就已經寫到:"在這裡,人類的道路可分為二:如果你想得到心理的安寧與幸福,那麼去信仰吧!但如果你要做真理的信徒,就應該去探索。"

正是在《強力意志》一書中,尼采對導致信仰淪喪的虛無主義實質作了極為深刻的解剖,並分析了虛無主義表現主要形式:

生命對意義的尋求及失落

生命對意義的尋求,源自於人之為人,最根深蒂固的形而上之精神需求。無論是宗教借信仰所建立的絕對價值,還是哲學借概念所把握到的精神實體,其根本,在於賦予人生以意義,回答世界為什麼而存在的終極原因。但凡精神性的追求,必定假定了某種絕對價值的存在,超越於一切現象,不隨現象生滅變化的某種永恆存在的精神實體。

這樣的精神實體在基督教裡是上帝,在傳統形而上學體系裡,就是形形色色的柏拉圖"理念世界"的改頭換面。

上帝死了,"一切必將跟著倒塌,因為它們建築在這信仰之上。"在《快樂的科學》中,尼采如此寫到:"我們在一切事件中尋找一個意義,但其中並沒有這個意義,所以尋找者終於喪失了勇氣。"最高價值體系的崩塌,對世界的這種被賦予了極大權威的解釋一旦失效,便使人懷疑一切事物的真實性,從而產生"一切皆無意義"的幻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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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對統一的尋求及失落

"人產生一種對無限高於他的整體的聯繫感和依賴感,"這種根深蒂固心理需求出於"對一切流逝、變化、生成之物的蔑視、仇恨,因而要求一個不變的世界。"人們渴望在變化多端的大千世界中,尋求某種不變、不生、不滅的本質,而上帝正是人的這種需求的產物,人們用它來構造了一個超感性的世界,而把唯一存在的現實世界,解釋為由那個超感性世界派生而來。隨著基督教的解體,這樣的尋求終歸於虛無。

如今時過境遷,21世紀的關切,已經不再是19世紀的那些,或許,當下的人們想在哲學、文學、乃至於宗教中尋找的東西,也不一樣了。虛無主義提出了大問題,追問著還在有很多人同樣努力生活的世界裡,過一種真誠、追隨內心的生活,對每個人而言究竟意味著什麼。

正如存在主義哲學家阿爾貝·加繆所言:"我一直認為,這個世界並無超凡的意義。但我知道這世界上的某種東西是有意義的,那就是人。

因為人是唯一提出了生而有意義的生靈。在這個世界上至少存在人的真理,而我們的任務是賦予這個世界以理智,同其命運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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