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抗疫」第7天,我開出了第一張死亡證明


「臨時抗疫」第7天,我開出了第一張死亡證明

蔡毅醫生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疼痛科主任,主攻微創治療頸椎腰肩痛,從1月28日開始,他主動申請到抗疫一線,成為一名臨時的「抗疫醫生」。

他管理的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的發熱二區病房,在這裡,不到10天的時間裡,他經歷了患者的離世、同事的被感染和自己作為一名醫生職業觀的重塑。

我們注意到他是因為他的一條朋友圈,在那條朋友圈裡,他寫下了自己科室的護士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後的經歷。故事不長,他說自己不到20分鐘就寫完了。但他的這段文字被截圖下來,在網絡上瘋傳。

2月3日,蔡毅醫生接受了《人物》的採訪。這位外科醫生講的多是實在話,採訪中時不時還伴有笑聲,他說,自己的個性就是這樣,比較「匪」,他希望在疫情之中,醫護人員傳遞的不止有悲傷。

他希望通過這次採訪傳遞出去的聲音是:接下來的兩週非常關鍵,大家務必做好居家隔離,不要對不起醫護人員的犧牲;希望有人能捐獻一些呼吸機到武漢,救治更多重症患者。

以下是他的講述——

文|羅芊

1

我們醫院現在不存在什麼呼吸科的醫生,全院都是呼吸科的醫生。

我是從1月28號開始到一線的。內科醫生不夠,外科醫生經過培訓上崗支援一線,培訓就是把這個病種增強了解,在用藥上做一些培訓,至於搶救這些,我們外科什麼都見過,搶救流程我們都十分熟悉。當時,醫院基本所有的外科醫生都報名了,我有幸第一個報名,就第一個上去了,我也搞不清楚今天幾號,連續工作多久也不記得,就這麼過。

其實進一線之前,我真的沒有發現有這麼多的患者,進入到一線我才知道我們內科醫生有多麼辛苦。頭天6點鐘開病區,9點鐘收病人,第一天就收了19個,第二天病區就滿了,現在我們科室收治了33位住院患者。

我的原計劃是帶5個男醫生上一線,女生做第二梯隊,後來發現不行,為什麼?首先病人數量超過了我們的預期,並且有些患者危重症程度超過了我的預期,第三就是防護服非常笨重,防護眼鏡還經常起霧,人站在幾米之外就看不清了,說話也聽不清,要扯著嗓子喊,工作效率明顯降低。

發現這個問題之後,我把另一個院區的疼痛科門診關掉了,科室的全部年輕醫生都上一線了。我們疼痛科有12個醫生,只有一個48歲的醫生我讓他留在家裡,年紀大的感染了預後不好,其他的醫生全部過來了,科裡的護士也全部來了,這樣才能把每個人工作時間相對縮短,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前兩天,我們科一位護士感染了。我接起她的電話,先聽見哭聲,心裡就咯噔一下。她一感染,最難受的是什麼?就是醫院都知道了,同事們再見到她的時候就要避開她,如果我們不避開,就容易被感染。你想一想,昨天我們還在一起上班,今天被感染了,別的同事還繞著我走,這多難受。

其實我也知道自己不應該接近她,但是同事還是有情感,這就是「上頭」,那沒有辦法,我們看到自己的同事這個樣子了,誰把她送回去呢?誰安慰她呢?

我加了層口罩,問她回家隔離還是住院,她的情緒也慢慢穩定下來,說家裡有父母,也不想住院,想在外面租房子隔離。我說好,陪她去拿口服藥,去找住的地方。她很快就從我們醫療職工集中居住的如家酒店撤出來了,她去整理東西的時候,我告訴她我也有點怕,所以去洗個熱水澡殺殺病毒,然後再開車送她,但通知醫院去消毒她的住所,我是揹著她的。

路上,她還是決定給媽媽打電話通知情況,她父母瘋了一樣要往這邊趕,她哭著堅持不讓父母過來。最後我們到她家樓下取東西,父母和她男朋友遠遠地見她一下,說幾句鼓勵的話,她媽媽已經哭得不行了,我還要打斷他們,「身份證快點拿來,你們走!」這個護士也很冷靜,囑咐她男朋友快點帶她父母去醫院做檢查,排查。

看到她感染了,另一個生病的護士怕人手不夠,自己就把長頭髮剪掉,要上一線。我看她身體不舒服,想讓她休息兩天的,但是她一看到同事感染了,就跟我說,「倒掉了一個我就上,今天就上班」。其他地方我不知道,我們科室到目前為止,沒有哪個說我現在病倒了,我現在不舒服,要退下的。

相反我們醫療人員和護理人員,特別是護士,很多老公拉著不讓來,爸媽拉著不讓來,都沒用,她們把家裡的電話掐斷,主動報名,直接上火線,誰去鼓動她們,沒有人鼓動她們,都是年紀輕輕的小姑娘。而且在一線,很多護士工作的時間要比醫生長,這讓我覺得女人的抗壓能力比男人還強。

「臨時抗疫」第7天,我開出了第一張死亡證明

醫護人員在群中主動報名 圖源武漢中心醫院微博


2

後來,那個感染的護士她父母和男友去做了排查,結果很不好,父親也被感染了,片子比她還嚴重。

和17年前的SARS相比,這次的病毒傳播性比較強,傳播比較隱蔽,而且比較快,在潛伏期就可以傳染。我們醫院有些員工沒有任何的症狀,排查出來,顯示已經感染了。但和SARS相比,它的毒性比較弱,年紀大的患者、一些體質比較弱、有基礎疾病的患者,危險性會比較大,但一般年輕的患者預後都還好。

而且它的治療手段也和SARS不太一樣。SARS起病比較急促,早期可能會用大劑量的激素,500到1000毫克的激素,但這次,我們大多推注的劑量才40到80毫克,1000除以40,25倍的劑量區別,很大的差別。所以很多人擔心的治癒後遺症,比如股骨頭壞死這些使用激素的後遺症,這次來講的話,發生的幾率要小很多,所以說大家可以放鬆點兒。

面對疫情,最瞭解這個疾病的是醫護人員,我們都知道自己有可能會感染,但我們相信自己年輕力壯,即使感染了,不會有太多的併發症,甚至居家隔離就有很好的效果,我們有這種底氣,外科醫生身體都不錯的,我們已經想到了如果感染之後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當我們真正知道被感染的那一霎那,那個情緒波動,作為「人」來講的話,是不可能規避的,尤其是自己的家人也被感染了,那種內疚真的難以形容。

我們每週都會集體做一次CT排查,你玩過那個玩具嗎?按鱷魚嘴巴里牙齒的那個玩具,那個玩具就和我們拍CT一樣的感覺,按著按著,不知道誰是中標的那一個。你可能什麼症狀都沒有,一做CT,發現自己被感染了,我們就是這個心情。我們科室這個被感染的護士做了三次CT,前兩次都沒有,這次有了,你說它能夠預測嗎?預測不了。

每次大家都會相互鼓勵,科裡的年輕醫生說,「老大你先上」,我一般也會第一個上去。之前有兩天,我覺得很累很累,眼睛也不舒服,我怕萬一有事,晚上就自己一個人去拍CT,我出門發動車子,腳踩在油門上,腿都有一點發軟,因為我覺得我所有的症狀都符合,而且我跟這些患者近距離接觸了,最後拍出來沒問題,我才放心。所以每次拍CT,我們都會一起拍CT,因為一個人去拍真的很需要勇氣,萬一查到自己是中標的那一個,特別需要同事安慰。

某種程度上,這種「怕」就是一種本能。舉個蠻簡單的例子,假如說你現在有膽囊炎需要開刀你慌不慌,把膽囊切掉,也不會死,但是我現在告訴你馬上開刀了你慌不慌?這個疾病我們目前整個治療才幾周?誰能夠保證以後有沒有什麼問題?我們都是年紀輕輕的人,肺上破壞了一道,痊癒了以後有沒有影響,你也會擔心是不是?而且還是有年輕的患者拜拜的是吧?要是運氣不好,我正好是那百分之幾呢?所以說發生在自己身上還是嚇一跳,你明知道這個病預後還可以,但得了病總是不舒服的。

幸好我這個人還是比較「匪」,我是武漢人,我們武漢人就是「匪」的。我們同事每天在防護服後面寫名字,我從不寫加油,經常給他們寫,「毒王1號」,「毒王2號」。我的個性就是這樣的,我是一個外科醫生,做手術經常會碰到各種問題,所以我們要有很好的抗壓能力,要保持理性樂觀。

這些天,很多同學安慰我、鼓勵我,給我送物資,同事也總說,「老大你不能倒」,我說不要緊,還開玩笑,哪天我感染了被隔離了,我就有更多的時間發朋友圈了,是吧?

這個被感染的護士最後還是決定來住院,和她的爸爸一起來,住在一間病房,我不會過多鼓勵她,她知道最真實的情況,也知道最真實的預後,她心裡過了那個不舒服的坎就好了。

「臨時抗疫」第7天,我開出了第一張死亡證明


3

之前在疼痛科,開科五年,我主要是做微創技術治療頸椎腰肩痛,基本不怎麼會開死亡記錄,怎麼寫我都不會,今天早上,我收治的一個重症患者沒搶救過來去世了,所有東西我都要從頭學,真的是這樣的。

這個患者是自己開著車過來看病的,60多歲,是個高級教授,現在規定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逝者家屬是不能和遺體見面的,所有遺體都由殯儀館統一處理。

這位患者查核酸是疑似陽性,從他的影像學片子看,基本上是確診了,但他的死亡證明上,我們也只能寫疑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除非查出來確定是陽性,才能寫確診。這兩天大家都在談診斷標準,從臨床來看,核酸這個檢查老實說很多醫生也不認可,因為很多病例我們從影像上進行檢查、比如說通過CT,肺部的改變我們可能看得更清楚一點點。核酸檢查採集樣本,如果你採得不夠深,很有可能會顯示陰性,假陰性,它需要反覆地測,所以我給所有患者交代的都是不要太過於關注核酸檢測的結果。

這位患者離世了,家屬要回去,車也不好叫。患者的兒子到美國去了,來送他的是兩個老人,一個哭得不成人形,是他老伴,另外是他一個弟弟,兩個都是老人。他們要把患者的東西帶回去,還要辦理各種手續,要簽字、拍照,死亡證明要上傳,兩個老人怎麼弄呢?只有我們幫他。

那兩個老人跟我說,他們自己想辦法回去,我說你們想什麼辦法。難道這個時候去打一個電話,找一個代駕嗎?假如說找代駕,不告訴別人這是感染者的車,好嗎?其次,現在武漢市找得到代駕嗎?我就說,「我幫你開回去算了,你們等我吧」。

我拿著酒精下去給車消毒,打開車門沒多會兒,車裡的收音機開始放廣播,把我嚇得不行。這位患者的車停在負二樓一個角落裡面,陰森森的,那臺車的型號我不熟悉,收音機一下開起來,我連關都不知道怎麼關。很真實吧,這就是我身邊真實的故事。

我原來是搞麻醉的,我見過很多生生死死,但很多生生死死家屬都可以在旁邊陪伴,但是感染患者的生生死死,家屬是沒有辦法陪伴的,最後給予他安慰的就只有我們,有很多患者家屬都嫌棄他們,有的患者送來,家屬就直接走了,甚至沒有家屬送來,有些患者也不想感染家屬,自己一個人住院。

最後這位患者的搶救過程我一直在裡面,早上搞了三個小時,我就在那裡,能盡力的給他盡力,患者的血氧從70到60到50到40,到搶救快結束的時候,我讓年輕的醫生都出去了,因為有很大的感染風險。我送他走到最後,沒有辦法再救治了,沒有辦法再往下走了,我就在裡面,坐著陪他,就是這種感覺。

他沒有交代遺言,只是一直跟我說,不要放棄我。他氧氣感覺跟不上來的時候,我幫他把氧氣罩搭上去,其實按道理說,我搭這個有很大傳染性,但我知道,患者在臨走的時候需要有人安撫,也許我們什麼都做不了,但是我們還是要安撫他,要給他希望,我鼓勵他,我說,會好的,會好的,讓他一直走到最後。

這些情緒太負面了,你看到一個人走到最後無能為力,只有看著他走,而且他家屬沒有辦法陪伴,你知道那種感覺嗎?

但你們聽了別太往心裡去,其實我心理狀態蠻好的,沒辦法,有些東西我改變不了,有些病我救治不了,那我就認了,我還要救治後面的患者,我還有30多個患者,今天又進了2個,我還要繼續救治,不能說我現在情緒不好,我就不幹了,那這些患者怎麼辦,我現在這些病人怎麼辦?

也有人說一線的醫護人員需不需要心理諮詢,但現在,我們哪有時間做心理諮詢?心理醫生都進不了我們醫院,我們自己調節或者互相調節一下吧,開個玩笑,樂觀一點,還能怎麼辦?真的沒辦法。以後吧,等疫情過去了,一線的一些醫生、護士還是要做一些心理輔導,但這都是以後的事情了。

「臨時抗疫」第7天,我開出了第一張死亡證明


4

這次疫情,我越來越能感受到患者對醫生的依賴,我覺得我們還是挺被人需要的。

我以前並不想當醫生,高考的時候,我的分數能考上清華大學,但是我爸爸希望我學醫,我就報考了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畢業後,剛開始我幹麻醉,手術做得很漂亮,但大家也關注不到麻醉,當然很正常,後來我做疼痛外科,在很多中國人的觀念中,疼痛可以扛過去,不需要治,但這一次,很多患者生命受到威脅的時候,這種對醫生的需要和認同,甚至超過了對家屬的依賴。

這個疾病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們和患者的溝通沒有那麼暢通,畢竟穿著防護服,還戴著防護眼鏡,所以說很多跟患者的對接,我們都會通過微信群分組溝通,這是協和醫院的楊東教授教給我的方法。我們把每個組的醫生和他管理的患者編在一個群裡,而我在每個群裡。這樣的話,即便沒有查房的時候,患者有什麼想知道的,我們有什麼想告訴患者的,都可以第一時間溝通。

這種方法也是我們醫患之間增進了解的方式,對有些患者來說也是一種鼓勵。因為有些患者的情緒會比較低落,別人鼓勵他,家屬鼓勵他,他都不太信,醫生畢竟代表著專業,如果我們鼓勵他的話,他可能會更信任一點點。

患者有時候也很令我感動。有些人的很多症狀,都是我們問出來的,我們沒去查房的時候,他們即使喘息,也都忍著不說,不去按呼叫鈴,因為怕我們累,怕麻煩我們,也怕傳染我們。

我有個病人因為政策要轉到火神山醫院治療,一個50多歲的男性,他跟我們告別的時候直接哭起來了,他說自己非常捨不得走,我們都覺得很難受。平時患者最多給我送錦旗什麼的,從來沒有這種哭起來的,這些天,我們醫護人員跟患者就像戰友一樣,真的叫心連心,平時很少有這種感覺。

這幾天很多人因為我發的朋友圈來採訪我,我想說,我有錢,我會開刀,我有技術,不需要做什麼網紅。我發朋友圈就是想提醒廣大的市民,剛開始一下來了這麼多的病人,我心都是慌的,我不知道何時是一個頭,不知道會不會越治越多,但後來發現一旦隔離之後,武漢市街道上沒什麼人了,我感覺到了一點控制的趨勢,所以我就是想呼籲一下,接下來的兩週,大家務必做好居家隔離,不要辜負醫護人員的犧牲。

物資方面,我們是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還在華南海鮮市場旁邊,我們物資目前看上去是夠的,具體差什麼呢?差的是合乎規格的物資,比如說防護服、口罩,我們有,真正達到標準的,比較難。但有些比我們小的兄弟醫院,連基礎物資都缺乏。

目前面對這個疾病,我們暫時也沒有太多辦法,第一對症治療,其次增加免疫力,再就是控制併發症,就沒有了,重症的患者,到最後要麼是心衰,要麼是呼衰,現在大多數患者是呼衰。所以一線醫院目前最需要的還有呼吸機。在這裡呼呼大家,有錢的可以捐一點不錯的呼吸機,有些2萬左右的無創呼吸機就很好,這種呼吸機如果再多一點點,在這個期間可能會救治更多的重症患者。

最後,我想說的是,大家務必再堅持一下,頂住。等疫情過去,我最想做的事是和同事們去大吃一頓,吃宵夜、喝啤酒,武漢人最喜歡宵夜了,這段時間真的憋死我了。

「臨時抗疫」第7天,我開出了第一張死亡證明

疫情暴發前的武漢宵夜攤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