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愛馬崇道

萬曆十四年，大概從十月左右，萬曆皇帝開始他罷朝之旅。作為皇帝，本應該正襟危坐地處理朝政，上朝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之一，萬曆則不然，皇帝富有四海，想做什麼當然是他自己做主，上不上朝也得看心情。

明代的官員不同，所謂“文死諫、武死戰”中的文官就是那麼執著，皇帝不務正事，官員有權力插手，管你什麼九五之尊，只要做得不對，就得罵你。時任禮部主事的盧洪春上疏道：

“陛下自九月望後，連日免朝，前日又詔頭眩體虛，暫罷朝講。陛下春秋鼎盛，諸症皆非所宜有。不宜有而有之，上傷聖母之心，下駭臣民之聽，而又因以廢祖宗大典，臣不知陛下何以自安也。”

皇帝從九月之後一直沒有上朝，前幾天又說頭暈眼花，把經筵也取消了。陛下正是壯年，這些病症是不該有的。如果不該有的病症卻有了，這會傷了太后的心，也可能歪曲了外界的視聽，陛下還能當作什麼都沒有發生？盧洪春從仁義道德再到皇帝的私生活，統統數落了一遍，實在讓萬曆皇帝忍無可忍。

盧洪春被罷官打屁股是不可避免的，而萬曆罷朝從此持續了近30年，這麼長的時間，為何國家仍能正常運轉？

萬曆牢牢掌握皇權

世襲制保證皇帝能接班，但能不能一直當皇帝，那就得靠皇帝自己了。篡權奪位本就屢見不鮮，哪怕華夏正統的大明朝對此也多有堤防。在萬曆即位的前十年，朝廷有張居正坐鎮，因為萬曆皇帝比較小，也只能聽之任之。

張居正在職期間，不僅是朝廷大臣，就連李太后都對其言聽計從，一方面，張居正的水平很高，皇帝都對其恭敬有禮，另一方面，一位大臣，做到如此地步，這無疑也是對皇權的威脅。好在張居正是一位為國為民的正臣，否則國家就可能面臨危機。

宦官可以掌握大權，但宦官的權力出自皇權，且不能隨意出入皇宮，所以只要皇帝下旨，可以輕鬆幹掉宦官。萬曆很清楚這其中的利害關係，所以在張居正去世後，他要馬上從新掌握皇權，要想在眾多勢力中脫穎而出，就算皇帝也要費盡心思。

就好比統兵的將領，要想在軍中立足，必須有相應的軍功和威望，也就是得有人支持你，如果沒有人支持，皇帝也得倒臺。張居正去世後，被壓制的官員們終於可以喘口氣，隨後如雪花般的彈劾奏章飛到了萬曆桌案前。

反覆思慮之下，萬曆決定藉此廢掉張居正的功績，同樣也除掉了很多張居正的黨羽。史料記載：

“誠等盡發其諸子兄弟藏，得黃金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於省吾、篆及傅作舟等，尋自縊死。”

張居正死後被抄家，黃金一萬兩，白銀十萬兩，長子被逼自盡，其家屬也是死走逃亡。後經大臣商議，才給張居正家人留了一條活路，而張居正的勢力在朝廷之上已蕩然無存。從此我們可以看出萬曆的手腕，該出手時就出手，堅決而果斷，沒有拖泥帶水，這明顯是政治家才有的做派。

不上朝是萬曆的自由，而在一定程度上說，萬曆不管事是不可能的，大多軍國大事，全是出自萬曆的命令。

國有正臣，對奸邪有一定震懾作用

除了皇帝問題，就得說說大臣的事情了，從內閣設立之日起，文官的力量就在逐步加強，一度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所以皇帝經常要選用宦官來制衡文官。

皇帝長時間不上朝，甚至連大臣都不見，那麼皇宮內外傳遞消息那個人至關重要，這個人就是宦官，那個時候沒有微信沒有手機，要想證明消息的準確性很難，所以宦官可以佔據一席之地，甚至能和內閣分庭抗禮。

馮保是張居正的內宮助手，對張居正改革起到了積極作用，萬曆親政之後，則很快被扳倒。幫助萬曆解決馮保的是一名叫做張鯨的宦官，馮保倒臺後，張鯨掌控東廠，這應該也是萬曆的安排。

萬曆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重用了部分宦官，但由於馮保的的關係，他對宦官的信任度也打了部分折扣。

史料記載：

“鯨性剛果，帝倚任之。其在東廠兼掌內府供用庫印，頗為時相所憚。”

張鯨性格果決，萬曆很器重，在掌管東廠的同時負責機要印章，就連內閣首輔都對其忌憚三分。

宦官中並非沒有善類，只是太少了，張鯨同樣屬於奸邪一黨，他在任期間，多次收受賄賂、專權營私，和其同黨做了不少壞事。而萬曆對此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源於張鯨曾幫助萬曆除掉馮保，皇帝裝糊塗，大臣可不糊塗，給事中陳尚象、吳文梓、楊文煥等多次上奏，要求嚴辦張鯨。

正是大臣們對奸邪的零容忍，才遏制了其發展壯大，萬曆朝不是沒有奸邪，一方面皇帝有所忌諱，另一方面大臣太過強勢，奸佞的生存空間被壓縮得很小，無法愉快地生長。

萬曆多次要護著張鯨，無奈大臣的攻勢太猛，張鯨也無法加以重用，只得被萬曆拋棄。萬曆朝的文官還是很有點骨氣的，不論面對皇帝還是奸佞，都義無反顧地諫言，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皇帝怠政也有其負面影響

萬曆皇帝的政治手腕很高明，一度把權力牢牢掌握在手中，但怠政就是怠政，整日待在內宮，也不上朝，必定比不了那些勤政的帝王。甚至萬曆連內閣輔臣都很少見，只讓宦官傳遞旨意，這必定會出錯，也會耽誤很多軍國大事。

女真部族崛起的時候，萬曆為何沒有提前察覺，這不能把所有責任都歸咎到李成梁身上吧，假如萬曆勤政奮勉，很有可能在努爾哈赤發跡前就消滅他，國運就會因此改變。

再說萬曆的立太子問題，從朱常洛出生到最後被立為太子，折騰了十五年時間，萬曆也為這個太子和大臣爭了十五年。說朱常洛窩囊也好無能也罷，那是萬曆無法預測的，但他和大臣們爭鬥的這十幾年，卻耽誤了很多事。

大臣們一波一波地上疏，皇帝一波波的罷免，搞得官員都沒了，誰來負責國家正常運轉，快成了無政府地界。到萬曆三十年，南京和北京，尚書缺了三個，侍郎少了十個，地方巡撫少了三個，對此萬曆不聞不問，也沒有官員頂替，就這麼耗著。

這樣的結果則是政府空轉，公文沒人審批，政事延誤，隨之而來的還有黨爭不斷，文官內部派系林立，這是亡國的先兆。

哪怕你萬曆水平再高，國家被搞成這副德行，難道你沒有責任嗎？薩爾滸一戰，明軍就被打廢了，膽怯的遮羞布才被人揭開。如果只看過程的話，萬曆還有三大徵撐門面，看結果的話就真的無法直視了。

楊角風發作

1586年，一個年僅24歲的皇帝傳了一道諭旨，“朕一時頭暈眼黑，力乏不興，特此告假！”

然後，就此開始了休假，一休就休了28年，一直休到了死，如此漫長的假期，絕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以申請吉尼斯世界記錄了。

這個皇帝叫萬曆皇帝，也叫明神宗，金庸評價他為“神宗，神宗，真是神的很，神經得很！”

《明史》更是直截了地評價“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說萬曆皇帝是導致大明滅亡的罪魁禍首。

這個說法或許有失偏頗，明朝滅亡是多方因素導致的結果，不能歸咎於一人，但萬曆皇帝死後僅僅24年，大明就轟然倒塌了。

要說萬曆皇帝沒有責任，怕是誰都不會相信的，誰讓他28年不上班呢？這消極的工作態度？屎盆子不往他身上扣，往誰身上扣啊？

那麼問題來了，萬曆皇帝這28年幹嘛去了？

有人說，萬曆皇帝得了可怕的疾病，面貌扭曲，腿部殘疾，羞於見人；有人說，萬曆皇帝被宦官殺害了，真正的統治者的是宦官；還有人說，萬曆皇帝抽鴉片上了癮，已經不成人樣了，哪有心思治理朝政。

實則不然！

萬曆皇帝活得好好的，他只是不喜歡朝堂之上鬧哄哄的環境。

萬曆皇帝在龍椅上端坐，下面的大臣吵成了一鍋粥，不自覺地分成了正反兩方，不知是誰先吐了一口唾沫，然後另一方用唾沫還擊，隨後雙方開始唾沫大戰，唾沫星飄到了萬曆皇帝的臉上，萬曆趕忙躲避。

後來，唾沫大戰停止了，開始了武鬥，用腳踢，用牙咬，撕衣服，薅頭髮，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文臣，打起架來十分肖勇。

萬曆氣急敗壞，大怒道：“你們繼續打吧，我走了！李公公，你做個裁判，誰打贏了，到時候重賞一百倆！打死的自認倒黴！”

萬曆“哼”的一聲拂袖而去！

“我想靜靜！”

萬曆皇帝變成了宅男！這一宅就宅到了死，他絕對是古今中外第一宅男了！

幾百年來，咱們都誤會他了！萬曆皇帝宅在宮裡，並非啥都不幹，否則萬曆三大徵怎麼打的呀？

一半秋色

HuiNanHistory

明朝出了很多個性很強的皇帝，萬曆絕對能算得上一員；

很多皇帝天天上朝，都不一定能治理好國家，甚至不一定能防得住有異心的大臣，更別說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了。那麼為什麼萬曆敢三十年不上朝呢？我認為有如下幾點原因：

1.萬曆所處的時代，是大明文官集團最為活躍的時期，典型的做法就是一言不合就開噴，皇帝的所作所為一旦偏離了歷代史書記載的賢君模板，那他就成了眾矢之的，各種上書勸諫，甚至有海瑞這樣的猛人，敢揹著棺材上書罵皇帝。而偏偏萬曆經歷了張居正事件後，萬曆對言官，尤其是干預他生活的言官，極度反感。雖多次欲大開殺戒，但是最終都沒能實行，因為萬曆雖有個性但不是昏君，他深知帝國的運轉離不開這些人，皇帝總不能因為大臣上了幾個摺子說了自己幾句就天天換大臣，天天殺大臣吧。大臣一死換來了身前身後名，而殺大臣的皇帝肯定被後世唾罵。那怎麼辦呢？既然說不過你們，那我躲還不行嗎？大臣們一看，皇帝躲了，好嘛！你以為躲就能解決嗎？你要是不上朝，我們就天天上書，事實證明之後的三十年間，皇帝雖然躲了，但上書照樣那麼多，說什麼的都有。所以萬曆一躲三十年，雖然見不著大臣們的面，但是這個帝國發生的一切，他一清二楚。

試想萬曆在位四十八年，如果不會管事兒，不會管人，不會制衡的話，諾大的大明他估計連48天都控制不了。萬曆始終盯著這個帝國的一舉一動，始終盯著每個大臣的一言一行。

2.言官集團自身的屬性就有監督一項，凡是有人違反了為臣之道，那就無限放大他的缺點，噴的他體無完膚，這樣的互相攻訐中，就形成了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局面，大臣們的一舉一動，大到辦事能力，小到娶了幾房姨太太，皇帝都知道了。加之張居正雖死，但張居正的陰影永遠留在了萬曆皇帝心中，所以萬曆皇帝誰都不信。但這種互相傾軋最終促使言官內部逐漸形成集團與黨派，黨爭的伏筆就此埋下。

2.當爭論不休的話題出現時，大臣們第一想到的是找領導，一直找到最上面，那就是皇帝了，所以很多事情到了最後做決定時，都基本是言官們吵完鬧完，皇帝開始做主的時候了，因此實權在握的萬曆根本不可能被架空！

3.據說後世考古人員在挖掘萬曆皇陵時，發現其左右腿骨的形狀有著很明顯的差距，由此斷定出萬曆是患了病導致了殘疾，在那個皇帝威嚴非常重要的年代裡，跛腳確實是有損威嚴的事，萬曆不上朝也情有可原！

綜上，萬曆成長過程中，張居正幫他收拾好了攤子，但張居正事件給與萬曆的是一種一生難以抹去的陰影。萬曆不上朝更像是一種賭氣，一種報復！但不打卡並不代表不上班，只要願意上班，其實哪裡都一樣，不一定非要坐在那張龍椅上！

援庵講史

僕所見答題區內諸家或答非所問 或答不盡然 甚且濫竽充數 予雖拙見 猶希圖同志者共鳴焉

如題所云 “幾十年不上朝，國家還能運轉” 這其實帶有一定的錯誤 因為萬曆末期 國是日非 幾乎不可挽救 進而可分為兩段進行論述 一即萬曆帝幾十年不朝 還“能”運轉 二即無奸臣作亂 而第二段無奸臣作亂 幾乎可以一言以蔽之 因為作亂的奸臣無權 不只是萬曆時無奸臣作亂 放眼整個明代都無奸臣作亂 很大程度上就歸咎於其政治體制的完備 比如在軍事上 至少有四個監察系統 一是武臣彼此監察 二是文臣監察 即督師 經略 巡撫 兵備等的監察 三是宦官監察 即監軍太監 鎮守太監 守備太監 提督太監等 四也是文臣監察 只是職務不一樣 這裡的文臣指科道官 尚且不算五軍都督府 兵部的掣肘 這裡可以私下參見鄭曉《今言·卷一》對明代軍事領導系統有完備的論述

一、幾十年不上朝 國家還能運轉

其實這個命題過於籠統 因為萬曆一朝四十八年 這四十八年的行政並非就是不上朝 並且需要說明的是 不上朝不代表不處理朝政 很多國人對此並不知情 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如今影視劇毒害的結果 萬曆帝處理朝政也分事情的緊急與嚴重 但如果涉及礦稅等問題 就忽略掉 如萬曆三十二年 明成祖陵寢明樓失火 閣臣沈一貫 沈鯉 朱賡冒雨素服到文華殿 而神宗也感到“必有急事” 當啟疏後得知閣臣藉機上言除去礦稅 又“不能罷” 所以沈鯉想借此機會奏事 因為他知道萬曆““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

再者明代皇帝處理朝政並不需要常朝 明代常朝等處理朝政的方式隨著內閣制度在宣德以後的實行而淡漠 真正實現常朝 午朝等議論國家大事的只有永樂帝 英宗年幼 三楊當國 用票擬 故在正統以後只是作為一種禮儀的進行 此次私下可參見弘治本《大明會典·卷之四十四·朝儀》有朔望 常朝 午朝 輟朝等 解決了這方面問題 再回頭來談所謂幾十年不朝的問題 因為太過籠統 我覺得把它分為三個時期來看更為合理 即前中後三個時期

一、萬曆前期

此一時期當在張居正當國柄政時期 即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 這個時期的萬曆帝對於國家大事 自然是處於一種不管理的情況 所以 萬曆前期可以忽略掉所謂的不上朝

二、萬曆中期 即萬曆十年至二十年左右 這一段時間萬曆帝親自處理朝政 可以通過三大徵的國家大事上作為表現 這個時間段還算能夠處理朝政 然而也就是這個時期下 開啟了其怠政的先聲 從萬曆十八年開始的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即可以看出 當二十年以後 就不視朝與日講 萬曆四十年 道臣楊鶴雲：“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日與宦官宮妾處面不一見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條）所以如果從萬曆二十年算起 萬曆帝怠政有二十八年

三、萬曆後期

這一時期各種危機的爆發 如在內政體上上下解體 在外民生上礦稅之禍 遼事爆發 內政最嚴重的當屬內閣的解體與六部行政的瓦解 從萬曆二十二年開始 吏部推舉王家屏 萬曆帝否定 又嫌棄沈鯉“方鯁”（《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最終讓他與沈一貫在三十四年一同去國 當然 這其中也有兩沈相爭的故事 而吳道南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四十五年丁憂而去 李廷機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僅在任九月 陳於陛二十二年入閣 想要有所作為 然而“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於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傳第一百五·陳於陛傳》）二十四年即病逝

至萬曆末 國事已大壞 神宗擔憂第二個張居正的出現 以及“恥為臣下挾制”（《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五十七》）所以不放權給內閣 也不放權給司禮內臣 所以閣臣深感無奈 當三十四年沈一貫與沈鯉去國以後 閣臣中只有朱賡一人 朱賡請補閣臣 不報 朱賡在閣三年 卻沒有見過皇帝一面 最終因病杜門不出 閣中無一人 三十五年 令葉向高 李廷機 于慎行三人入閣 王錫爵為首輔 然而王錫爵與李廷機堅決不赴任 十一月于慎行死 第二年十一月朱賡死 閣中只有葉向高一人 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葉疏一百餘 請補閣臣 神宗置之不理 直至四十一年方從哲 吳道南才入閣 那麼這段時間只有葉向高一人主持內閣 所以其言：“然以四十一年之間，居此地者二十餘人，而臣以一人獨支七年，則臣之難又可知矣。”（《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一十一》四十一年八月庚寅條）在內閣如此 而在其他衙門更甚於此“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故謂“職業盡弛，上下解體。”（《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方從哲傳》）

《葉向高傳》亦大抵如此：“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明史·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一百二十八·葉向高傳》）

以上陳於陛等耿直的大臣 都因為萬曆帝的制約不得如世宗時期張璁 夏言 楊一清 徐階 穆宗時期高拱 張居正等閣臣施政維持國家運行 內閣本身無決策權 其機構本屬於一輔政班子 諮詢機構 由於票擬的關係 使得它具有一定的權利 然而當皇帝不願意放權 內閣便不能及時票擬 既不能票擬 司禮衙門也不能批紅 不能批紅 國家大事就不能決策 實行 萬曆末年的內閣 大臣並不以入閣為榮 他們爭相逃離這個無用武之地 所以內閣已經分崩離析 為何造成內閣如此地步 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擔憂第二個張居正的產生 所以他以內閣無法決策的方式來避免其對皇權的制約 通過這樣拙劣的手段加強 維持其君主專制 他沒有如他祖父明世宗一樣制衡臣下 治國的能力 也沒有那種智力 所以一切關於他不喜歡的 厭惡的奏疏都留中 但是換來的代價卻極大

一、門戶之禍 先是 申時行接替張居正入首輔 完全持兩不相得罪的態度行政 以神宗之是非為是非 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萬曆之荒怠 當比雒於仁上《酒色財氣疏》 神宗震怒 其請留中“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鑑·卷七十九》）《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申時行傳》說他請帝下詔“諸司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 於是“群臣爭言立儲事，章奏累數千百，...帝皆概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鄭貴妃傳》） 至票擬不行 批紅不可 國是壅滯 遂有言論龐雜 黨同伐異 門戶大開 以至於“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風》）

二、遼事之起 浙 楚 東林諸黨派彼此用事 士大夫升遷罷黜都繫於朋黨 此朋黨之爭 比如二沈相爭故事 而三十七年二月以後 樹黨相攻更加嚴重 當時道臣鄭繼芳劾科臣王元翰貪贓數十萬 而王元翰嘗劾申時行 王錫爵 沈一貫 並舉顧憲成等罷黜十餘名可以用 又說：“繼芳北鄙小賊，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四百五十五》） 鄭同黨劉文炳 劉國縉等上章奏十數餘 勢必要把他趕出朝廷 不等神宗詔令而將他困在家中 王元翰不堪受辱 便拿出所有箱籠給他們看 大哭而去 神宗以慣用的伎倆聽之任之 兩不相幫（《史本紀》謂“因循牽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傳》）

三、士大夫腐敗 神宗時（及以後）吏治極其腐敗 以至於南明之亡（參見《甲申朝事小紀·卷八·弘光失德》《國榷·思宗崇禎十七年》《三垣筆記·下·弘光》等） 這與明士大夫精神風貌 社會經濟發展有很大關係 在《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九·武臣·鄭遵謙傳》說：““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 雖然這在崇禎時期 然而卻肇於嘉隆 坐實於萬曆 糜爛於崇禎 又《萬卷樓集·卷一·遇言序》曰：“圖祿外之富,歸則華宮室,闢田土,飾子女,流飲宴，甚乃結交守令，籍勢罔利，...”云云 是門戶之開 彼此相傾吏治腐敗之下 士大夫亦腐敗矣 試問 萬曆末期朝政局勢如此 還能說這個國家機器能夠運轉嗎？縱使有運轉之名 也無其實

夫明代政體自丞相之廢 大抵以六部總攬外朝國是 其後內閣 司禮權重 有票擬 批紅之跡 內閣 司禮所以權重者 乃君上不躬親國是 權柄下移 而內臣為天子親臣 日月之左右 故內閣與內臣相傾幾敗 遂養成王振 劉瑾 魏忠賢之權閹 苟若上有賢君 下有循吏 或有可為 一旦君不賢 臣又愚 則四民倒懸矣

以神廟之季腐敗 此廢丞相所以養成耳 按丞相為外廷政府之首腦 有其領導組織 一旦廢罷 國家中樞為之一壞 雖內閣之設 然其為依附皇權之存在 一旦皇帝腐敗 焉有可為 江陵以後 神廟慮大臣植黨 既不重內閣 亦不重司禮 神廟既不重內閣 是票擬不能行 章奏多留中 國是多不能決斷 群臣建言多不聽 以至於有掛冠而去 或杜門不出者 內閣空無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謂在內則上下解體 政治腐敗 在外則遼事日熾矣 若雲遼事之日窘 乃敗於兵戎 不如謂敗於吏治耳 凡上下二十餘載上下解體 門戶大開 礦稅四起 皆神廟所以釀成 卒致亡明 故謂明之亡 亡於萬曆者 確為一定之理耳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謂：神宗“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張洵美

首先，這個題目本身邏輯有問題，將上朝與處理國事混為一談。在此先明確，不上朝，不等於不處理國事。萬曆開始不上朝，始於萬曆十五年，而著名的萬曆三大徵（朝鮮，寧夏，西南）就開始於萬曆二十年，如果沒有萬曆的命令，誰能調動軍隊，任命統帥?所以說，在重大朝政方面，萬曆一直把持著，從未放手。

其次，沒有奸臣作亂，這就需要定義何為奸臣。在明朝歷史上，真正大奸大惡，權勢滔天，禍國殃民的奸臣，嚴嵩勉強算一個，除此之外，就是幾個太監。究其原因，是因為皇權強化，僅僅憑藉制度賦予朝臣的權力，根本無法對抗皇權，所以明清兩朝276年，大奸臣本來就很少。至於被當時人定義的奸臣，倒是不少，楚黨浙黨這些黨爭中的失敗者，都是東林黨口中的“奸臣”。

最後，運轉與正常運轉，有很大區別。東漢皇帝頻繁更替，出現不少“兒童皇帝”，為什麼東漢還存在了兩百多年?君主專制，中央集權，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是兩方面。中央機構，即制度，還是有一定作用的。再說是否正常運轉，“明實亡於萬曆”這句話，是白說的嗎？萬曆怠政期間，朝廷內部黨爭嚴重，派系林立，皇帝本應該發揮調解派系鬥爭，平衡各方勢力的作用，然而由於萬曆的“無為而治”，導致黨爭愈演愈烈，最終在天啟年間達到最高峰，對國家各方面造成巨大消極影響，於是乎有了“明亡於黨爭”的說法，萬曆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同時，由於萬曆非大事不管，導致了中央，地方官員缺官現象非常嚴重，官員退休後，相應的職位沒辦法得到皇帝的任命，只能空著，導致國家稅收，治安等方面出現巨大問題，國家機器勉強運轉。這樣的狀況，不知道有什麼可驕傲?

所以，萬曆不上朝，國家之所以能運轉，是因為制度對皇權的補充作用；但是由於皇權過於強大，制度無法完全替代，導致了國家因為皇帝的怠政，而在諸多方面產生了消極影響，國家機器運轉勉強，瀕臨崩潰。再者，皇帝還是對一些關乎國家命運的事情有所關注，並不是完全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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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州行者

我是真歷史，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史學界有句話叫“明亡非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對於這句話，我始終是比較認同的。 萬曆確實不是一個好皇帝，尤其是萬曆十五年後，萬曆忽然就不上朝了，到底發生了什麼，到底受到了什麼刺激，直到今天都是一個難解之謎。 萬曆不上朝以後，注意力全部轉移到了資本積累上，派出大量的太監，到全國各地任何能收稅的地方去收稅，大量的太監到地方上搖身一變，變成了鹽監、礦監、稅監……賣力的幫助皇帝搜刮任何可以搜刮到的錢。

當然了，這些錢是不會進入戶部的國庫的，而是進入皇宮中的內帑，以供萬曆各種打call。所以越搜刮，老百姓越窮困，越憤怒，但國家是不會富裕的，因為錢全進了萬曆的私人腰包。 萬曆每天起床後的主要工作，就是命令好幾個太監（看清楚，是好幾個）攙扶著體型肥大的自己到藏銀子的地窖裡看看，看看自己的那些心肝寶貝都在不在，然後數一數，發現數目都對了，就心滿意足了。據說這些銀子因為長時間不流動，發生了嚴重的氧化，發黑發脆。

萬曆因為缺少運動，身體非常胖，據說有300多斤，肚子大到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走路的時候需要兩個太監專門給他扶住肚子。最恐怖的是兩條腿常年盤腿坐炕上，已經完全萎縮。 讓明粉激動萬分的萬曆三大徵，雖然聽上去非常振奮人心，給人一種指哪打哪的感覺，尤其是抗日援朝，感覺就是摧枯拉朽、輕而易舉打殘倭國，事實上。這仗打的非常苦，是慘勝，前前後後打了八年，中間還因為沒錢和軍事力量跟不上停戰了幾年，最後還是日本國內的梟雄豐臣秀吉掛了，日本無心戀戰才提早結束。

三大徵花費國帑無數，可以說窮盡國力，萬曆之後，國勢極速下降，進入頹勢。 萬曆這麼完犢子為什麼國家還能運行正常，是因為有一套正常運轉的國家機器。比如說內閣六部等機構，雖然出現了多年人事僵化，流通不暢的情況，但只要這套機器還在，還在正常運轉，國家就沒什麼大事。甚至很多情況下，沒有皇上的朝政反而比皇上過多參與的朝政更加清明，因為皇上的話大家必須執行，而皇上的命令依我來看昏聵多於英明，而內閣朝臣討論出的結果相對來說會更加合理。

所以說，只要制度合理，不需要什麼英明的皇帝，因為再英明的人也要犯錯，不英明的就更能犯錯了，而一群正常人相對來說犯錯的幾率會更小。

真歷史

先說說明朝的上朝的情況。

明英宗開始，早朝有二次大變。

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朱祁鎮沖年（9歲）即位，規定早朝奏事必須預進事目，並限制每朝奏事件數，早朝政治功能大為弱化。

隆慶六年（1572），同樣是幼君沖年繼位（即明神宗也就是萬曆帝朱翊鈞），改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從此早朝一月只舉行九次，不可再稱“日朝”了，這一日程安排一直延續到明末。

除了具體形式的變化，明朝後期與前期相比，早朝最根本的變化是它逐漸失去行政功能。宣德以前，“百司皆於早朝奏事”，奏事是早朝最重要的內容。那時，人主親裁萬機，在早朝上發揮著主動作用。

可是這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國賴長君”，有一個兼具皇帝和宰相職能的強勢君主。宣德十年正月，宣宗崩逝，接位的英宗還只有9歲，完全不具有當朝處斷政事的能力，甚至朝堂久坐都成問題，早朝制度的缺陷頓時暴露出來。為此如前面提到過的，當時的輔政大臣提出折衷方案：規定每一早朝，止許言八事；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進呈“面帖”，由內閣預先處分，皇帝只須照答即可。

具體是這樣的

內系吏部者，聖旨：“吏部知道。”戶、禮、兵、刑、工等部俱如之。該都察院者，聖旨：“都察院知道。”其雲本司奏者，聖旨：“該衙門知道。”

從此之後，早朝的模式就這麼沿襲下來。成化二十一年（1485），又詔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過五件。

經過如此刪減，明太祖朱元璋本意起到“公朝決政”的早朝被釜底抽薪，完全架空。

回到萬曆朝，這時的早朝所行早已皆徇成規，所涉及政事本是空文，再加上禮制森嚴，繁文縟節太多，所謂

君臣雙方參政議政主動性都因此受到制約，“徒為觀聽之具”而已。

所以萬曆帝三十年不上朝其實對明朝權力中樞的運轉幾乎沒有任何重大的影響。

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比如在萬曆朝鮮戰爭中，萬曆帝本人的決策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另外，萬曆帝派太監徵稅，也有體恤從事農業的百姓而試圖從工商和礦業中開闢新財源的意圖，從賦稅正義的角度而言，當時工商業繁盛，政府的賦稅重心需要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至少做到平衡，也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到了在明朝的財政收入中工商業的比例不到2%。

普遍抗稅行動本質上更像是豪富階層與皇帝的對抗，而文官集團也是站在工商業的立場上的，所以萬曆帝空負“貪財”“與民爭利”的汙名，其實萬曆帝大約就“搜刮”到300萬兩到400萬兩左右，而且他的內庫中錢財實際也是會用於軍費等開支的。

從某種意義上，萬曆帝是被低估的一個明朝皇帝。

至於史家所謂“明之亡，名亡於崇禎，實亡於萬曆”的說法，其實更沒有道理，這裡就不展開了。

談古論金

明朝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其實他爺爺也不喜歡上朝，但是萬曆比他爺爺做的絕，不上朝只是其中一絕，把自己悶在宮裡幾十年不出來見人，才是更絕的。

關於萬曆不上朝的原因，比較正統的結論是因為和朝臣“爭國本”爭輸了，賭氣乾脆不理朝臣了——明朝的皇帝個個都是有個性的，從朱元璋到朱由檢，都是個性十足，沒一個是沒性格的。

但是，奇怪的是，幾十年不上朝，但整個朝局和國家安全，乃至老百姓的生活起居都沒有什麼大的動盪，各種朝政、差事幾乎是有條不紊的在進行，很多人對萬曆皇帝“由衷敬佩”，遙控指揮和幕後控制玩兒的爐火純青。令人不由暗挑大拇指——棒！

但是，疑問總是有的，他是怎麼做到的？

說到這裡，我們還是要很嚴肅說說明朝的特殊理政的體系，這個體系從明朝的第二個皇帝朱棣開始打基礎到他孫子朱瞻基確立，基本上貫穿了整個明朝，這個制度就是“票擬和批紅”。

所謂票擬，就是由內閣針對某個需要處理的問題，書面提出處理的意見和建議，也就是條陳，相當於現在的“關於……的請示報告”。這個過程就是“票擬”。

所謂批紅，就是由（司禮監）太監收集這些票擬，轉呈皇上進行批閱，由皇上“硃批”意見並蓋章後，再由太監轉交朝臣（內閣）按硃批意見進行處理。

需要說明的是，硃批和蓋章都是可以由太監完成，前提是皇帝授權。之所以授權給太監是因為在皇帝看來，太監要比大臣更可靠。太監不會胡來，但大臣會。

這樣看來，這個請示審批程序其實可以不用再走“朝堂議事”這個形式，即使是需要商議，皇帝也是不必一定要在現場旁聽和現場辦公。所以，所謂的君臣朝堂議事，其實到了明朝中期，已經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是隻有“儀式”功能了，萬曆不喜歡這個儀式，乾脆把它給免了，也就不奇怪了。

在哪辦公都是辦公。

其實，票擬批紅這個制度，實在是一個好制度。好在哪裡呢？

第一，無論內閣也好，六部也好，在擬訂條陳（票擬）的時候，爭論也罷，鬥爭也罷，皇帝可以不參與，不表態。這個票擬總會有。總會是朝臣們最後達成的統一意見，或大多數朝臣的意見，因此，皇帝只要判斷和決策就好了。所以我們會看到在明朝，內閣的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但皇帝卻很少參與其中，甚至有的時候連裁判都不當，冷眼觀戰，看最後誰厲害。在這樣的以鬥爭為常態的朝廷裡，大臣中厲害角色層出不窮。

第二，皇帝和內閣之間，由皇帝增加了一個明朝獨有的，名正言順參與朝政的力量，那就是宦官集團（司禮監），宦官集團不是第三種勢力，而是皇帝的“授權代理人”，皇帝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他可以在內閣和太監中間自由選擇，如果感到內閣對自己的決策意見執行不夠得力的的話，他會派宦官繞過內閣直接行使皇權，包括執行權和監督權。甚至委派太監監督大臣的執行情況（比如太監監軍）。

明朝的這個制度，如果健康發展的話，其實是可以最終演變為“君主立憲制”的，只不過需要的內外部條件均沒有達到，這裡就不展開分析了。

萬曆幾十年不上朝，朝政正常運轉，是制度決定的，說明這個制度很好。

步武堂

如果皇上不理朝政不想幹活，那出奸臣的前提就是，皇帝自己有信任的大臣或是覺得用起來比較順手的大臣，願意把部分權柄暫時的交給大臣，然後大臣才有成為“奸臣”、專權欺君的可能。但是萬曆雖然不上朝，但也沒什麼特別信任或是喜歡用的大臣，所以他根本不放權，而明朝的權力運行機制，已經基本上排除了大臣在沒有外援幫助的情況下靠自己竊取權力的可能性，那麼，怎麼可能會有奸臣作亂呢？

自從張居正死後，不僅萬曆皇帝自己對“權臣”的出現十分警惕，就連文武百官也不希望再出一個像張居正那樣的權臣，畢竟張居正在的時候，搞的各種變法，可是把大臣們折騰的夠嗆，誰願意再出一個折騰大家呢，所以朝野上下都不樂意見到權臣出現，自然會從各方面去預防這種情況產生，而且明朝本身的體制本來也不太可能發生這種事情，張居正真的是趕巧碰上的……

還有就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萬曆皇帝不上朝，但真的不是不管事啊……他只是懶，又不是蠢……被張居正教育了這麼多年，萬曆皇帝雖然不喜歡見大臣，但是為了坐穩皇位，決策權可是掌握的死死的，時不時來個決定。比如說“萬曆三大徵”，就是萬曆皇帝堅持必須要搞的。還有開礦稅，派太監下去撈錢，和收遼餉等等，萬曆皇帝在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不僅不懶，而且還很勤快……

管理朝政，其實並不是只靠上朝一種方式。明清兩朝的上朝都是在奉天門，不僅參與的人數特別多，而且是在戶外。你想想，在沒有廣播喇叭的古代，在室外隔那麼遠還能商討國家大事，可能嗎？只要內閣等高官和萬曆皇帝的聯繫不斷，其實並不用擔心皇權架空的問題，自己管個大方向，剩下的交給大臣就好了，反正，皇帝看到不滿意的票擬，打回去重寫就行了，很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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