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媒介學者尼爾·波茲曼撰寫了《童年的消逝》一書。在書中他批判道，電視的降生讓成年人世界的秘密、矛盾、暴力與悲劇被兒童不加分別的吸收。因此，成年與童年的界限被徹底擊碎，在電視的籠罩之下，這個世界中的“童年”已經一去不返。
不過，如果波茲曼活在當下，或許會改變自己的想法。
當中國上千萬網友同時在線，為修建火神山醫院“雲監工”時，官方媒體率先推出了打榜功能，為工地中的各種設備加油，其中有叉醬（叉車）、嘔泥醬（水泥車）、藍醬（藍色挖掘機），就連攝像頭前的三顆桂樹，也未能倖免被稱為“吳三桂”。當然，還有一些網友在這條路上走的更遠一些，他們管這種新型冠狀病毒，叫“阿冠”。
在電視時代，波茲曼或許是對的，童年的確消逝殆盡；在互聯網時代，波茲曼或許又錯了，他萬萬沒有想到，“童年”不僅回來了……還順手把“成年”消逝了。
這種兒童化的萌化表達，恐怕不是什麼新鮮事。想想共青團中央微博，它分明一直向關注者們不斷強調：不要把我想象成一個政治意味的嚴肅團體，請叫我“團團”。
只不過，在疫情之下，這種兒童化表達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不適，最直觀的原因，也許在於它與人們經歷的災難與痛苦格格不入。
當每天的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不斷攀升之時，當一位腦癱患兒因為家人被隔離而活活餓死之時，當黃岡疾控中心負責人對轄區有多少病床一無所知之時，當紅十字會不斷刷新人們對恥辱的定義下線之時……同樣，當建築工人24小時修建臨時醫院、與死神賽跑之時，很多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官媒會站出來，鼓勵網友為“叉醬”打call？
這種災難的兒童化、遊戲化敘事有多麼荒誕，在微博網友“貝拉克嗷巴馬”的諷刺比喻中可見一二：
“小李的媽媽生病了，被救護車送到醫院，經過搶救沒能救活，又被車拉到殯儀館。小李很傷心，並且分別給救護車取名“小白白”、醫院取名“奪命醬”、殯儀館車取名“小夜叉”、殯儀館取名“嗚嗚醬”。”
或許有人會說，網友的比喻太過刻薄，畢竟，不管是雲監工、還是組織叉醬粉絲團，起碼吸引了年輕人對疫情進行公眾參與。不過，我想指出的第一點是，它帶來的，並不是參與，頂多是參與的幻覺。
這樣說來或許有些殘忍，但事實的確如此：不管是雲監工、為叉醬打call、組織嘔泥醬粉絲團、為三顆桂樹起名字……實際上，都不會對疫情防治有任何幫助，它能帶來的，不過是懶人行動主義（Slacktivism）式的自我感動，以及災難的“去痛苦化”。
在《關於他人的痛苦》這本書中，蘇珊·桑塔格對我們講到：在媒體的“奇觀”之下，我們一邊不忘表達自己的正義，一邊卻又在變得越發麻木。這種正義的表達，會讓我們覺得自己做了點什麼。不過，事實上，我們什麼也沒有做。
請原諒我略微修改蘇珊·桑塔格在書中的原話，來描述這種兒童化的敘事：我們的“打call”宣佈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佈我們的無能。它不是參與，頂多是一種參與的致幻。
這種“成年的消逝”，以及相伴的兒童化敘事，不僅造就了虛幻的參與感，更加可怕的是，它可能會通過一系列眼花繚亂的親暱與崇拜，讓公眾忘記自己在公眾事件中的“站位”。
本質上，公共事件中的兒童化敘事，本質是反理性的，甚至是
反智的。真正的公共參與是什麼樣呢？在這次疫情中，我們的確看到了兩種至關重要的模板。其一是民間組織的線下行動：其中既包括志願者們的自發行動（例如接送醫生上下班），也包括網友自發進行的物資捐助。其二是基於事實的線上問責。在問責的壓力之下，湖北紅十字會多名領導受到處罰。
線下行動讓人們感動，線上問責讓人們憤怒，這些日子以來，我們多少人都是在波峰與波谷之間經歷著情緒的動盪。與兒童化的公共參與不同，它們的重要之處在於：以公民為身份，以理性為基礎，以影響現實為目標。
在這次疫情之下，希望更多人能夠明白兩個簡單的常識：
（1）不論是宏大的政治，還是微觀的政治，都是我們每個人的政治。
（2）公共參與是一種學習過程。兒童化的反智敘事，並不能成為參與公共事件的有效方式，反而，可能成為一種剝奪危機感的精神麻藥。
我們應該以成年人的姿態去面對這個社會。畢竟，我們不敢想象這樣一個世界——當紅十字會一再挑戰公眾的底線時，人們只是在網上說：
A: 阿紅，你是不是又騙人家了？你這個小壞蛋，這可怎麼辦呢？
B: 是啊，好煩惱，怎麼辦呢……阿中哥不來管管嗎？
我們想要看到的世界，或許應該是這樣的。
· 來源：新傳研讀社，用有趣推倒學術的強，讓傳播學得以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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