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當孤獨成為現代都市人的通病，“孤獨死”也將成為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嚴峻問題。
豆瓣評分8.4的日本紀錄片《老年公寓清潔隊》，看過讓人難以平靜。
紀錄片開頭說到，“據估計，日本每年有3萬人孤零零地死在家中，這種日益普遍的現象，被稱為：孤獨死亡。”
由於日本的“孤獨死”案例越來越多，專門對這類死者的家進行打掃消毒的“特殊清掃業”近年來迅速發展。
日本目前已有5000多家特殊清掃公司，從業人數比5年前增加了15倍，業務量也比10年前多了15倍。
在每年夏天的“孤獨死打掃黃金週”中，有的特殊清掃公司每天甚至需要清理兩到三個“孤獨死”現場。家中的水電氣斷了，信箱裡塞滿了郵件，公寓裡鴉雀無聲……
這就是“孤獨死”的淒涼寫照。
與此類似，在新西蘭，12月6日，惠靈頓警方在一棟公寓中發現了一名死去一個多月的男子，這已是這棟公寓樓10年來發生的第三起“孤獨死”事件；在中國農村，空巢老人“孤獨死”事件也不絕於耳。
“孤獨死”已成為當代全球的共同現象，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概莫能外。
“孤獨死”遍佈全球
“孤獨死”最容易發生在同社會隔離、沒有家人或友人經常保持聯繫的人身上，以老年人特別是高齡老年人居多，是全人類社會老齡化的突出表現之一。可以說，“孤獨死”已成縈繞在老齡化國家頭上盤桓不去的陰霾，日本絕非個例。
在有“歐洲老人院”之稱的德國，孤獨死者若在規定時間內無人認領，一般會由當地政府單位或者民間團體為其舉辦“公共衛生葬禮”，在人口稠密、情感離散的漢堡，從2007年到2017年，公衛葬禮的舉辦次數就翻漲了一倍之多，光是2017年就為孤獨死者舉辦了1200次葬禮。
在阿根廷，60歲和65歲以上的老人佔比已分別達到15.11%和10.93%，為減少“孤獨死”事件的發生，阿根廷為許多孤寡老人配備手機，並在手機中安裝監測軟件，以便社區服務人員及時查看其身體狀況。
在“全球老齡化速度最快”的韓國，60歲以上經濟活動人口已經超過20多歲的青年人口，韓國經濟合作開發組織《生活如何？》顯示，“遭遇困境時有無親戚或朋友可依”這一項，在34個成員國中，韓國墊底。
跑步進入老齡化社會的中國自然概莫能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49億人，佔總人口的17.9%。長期嚴格的生育政策，不僅為人口快速老齡化埋下了伏筆，更造就了中國獨有的“421”式養老結構，獨居、孤寡的“空巢老人”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
2000—2010年十年間，中國城鎮空巢老人比例由42%上升到54%，農村由37.9%上升到45.6%。
據全國老齡辦測算，2020年我國空巢老人將達到1.18億人，失能老年人將達到4200萬人。這些數據，無一不在提醒我們：“孤獨死”離中國社會並不遙遠。
“孤獨死”是社會和時代發展的問題
更值得警惕的是，“孤獨死”不僅是國家的問題、人口結構的問題，裡面更摻雜了社會和時代發展的問題。
孤獨死，不僅強調死亡後的狀態，更是強調了死亡之前的孤獨生活。人類作為社會性動物，迄今為止已有約20萬年的群居歷史，如今這種強大堅固的社會習慣正在遭受空前的挑戰。
從物理空間來看，人口高度流動的當下，以血緣和地緣為聯繫紐帶的人際網絡面臨前所未有的衝擊。
當“父母在，仍遠遊”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家鄉、落葉歸根、月是故鄉明這種明顯帶有思念家鄉的情結就會被淡化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被抹除。
留在故鄉的父母成了“空巢老人”，湧進大城市的年輕人成為“空巢青年”，缺乏情感寄託、社交圈子窄、交流空間有限則成為“空巢青年”最為普遍的三大痛點。
家庭結構變小、獨居時代來臨已從側面例證了這一趨勢。中國的“一人戶”佔比已由1990年的6%上升至2014年的14.9%。照這種“雙空”趨勢下去，不僅當下的老人老無所依，年輕一代未來養老也成了問題。
從心理狀態來看，互聯網正在加劇現代社會的人際隔離。
且不說，虛擬交際的增加將直接擠壓人們的現實交際時間和精力，現代化信息社會生活的便利還使“為什麼要結婚？是手機不好玩，還是電視劇不好看？”成為當代人的基本信條，傳統家庭觀念不斷消解，更何況，互聯網具有極強的個人主義烙印：只需要點擊一下鼠標就可以屏蔽不喜歡的網友；再“小眾”的觀點也能夠找到支持者，從而形成各種小團體……
當年輕人陷入“越來越熟悉，也越來越孤立”的怪圈，無法熟練操作互聯網的老年人面臨的則是長期“離線”的子女。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數據表明，空巢老人中有24.78%的老人有孤獨感；同時，據估計，我國城市老年人社會隔離的比例大約為21.4%。
從社會背景來看，商品社會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社會學中有一個詞叫作“社會交換”，即人與人之間的各種相互作用都基於一種交換關係，以往人們的社會交換，更多是非物質性的，比如說朋友、鄰里之間相互幫忙搬家、照看長輩和孩子，是基於信任和尊重，而現在的社會交換更接近於物質性的商品交換，功利化的社會人際關係稀釋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以上種種觀之，當孤獨成為現代都市人的通病，“孤獨死”案例的出現也就毫不意外了。
養老成為一種負擔
由此來看，老齡化的大背景、城市流動帶來的親緣以及地域關係的分離、科技帶來的生活方式變革等，最終導致“留守家庭”裡的老人，以及不婚主義、疏於社交的中青年人，都不得不面臨著“孤獨死”的威脅。
在當下以及很長一段時間的未來，養老問題都將時刻敲打著人們的神經。
此外，老年自殺率攀升、老年人犯罪增加等等，無不昭示著養老危機已成為社會不能承受之重。
然而，相對於養老危機的來勢洶洶，社會卻顯得措手不及。國家層面，養老金“入不敷出”，《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預測報告顯示，到2028年，養老金當期結餘可能會首次出現負數。這意味著當下80後這一代還沒老的時候，養老金就已經花完了。
社會層面，社會養老保障和養老服務體系還未做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截至 2018年年底，每千名老年人擁有養老床位僅為29.9張，供給和需求嚴重不匹配。
按照國際公認的3名失能老人配備1名護理人員的標準計算，我國需要養老護理人員1000萬人，而目前全國養老機構護理人員不到100萬人，其中，經過專業訓練、持證上崗的護理人員不足10%，缺口巨大。
企業層面，養老行業看似是一塊“香餑餑”，實際卻操作難度高。
大量的資金投入、配套的醫療資源、專業的養老服務等缺一不可，民政部數據顯示，在民營養老機構中，能實現收支平衡的大約只有51%，常年處於虧損狀態的達40%。
由此來看，不論對國家、社會還是企業來說，養老似乎都成為一種負擔。
養老壓力如何化解？
然而，換個角度來看，既然養老壓力已成為無法迴避的現實，不如想辦法化壓力為動力、化腐朽為神奇。
說到底，養老既是個人的事、家庭的事，也是社會的事、國家的事；既關乎民生，也關乎經濟，因此破解養老難題主要在於充分發揮家庭、企業、社會等多主體的力量。
首先，以居家養老托起大多數老人的幸福晚年。
以家庭為核心、社區為依託、專業化服務為依靠的“居家養老”模式，既符合傳統養老觀念，又可一定程度緩解養老機構的供需失衡，還可以填補“空巢老人”在精神方面的貧乏和空虛，更能以較小的投入獲取較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未來或將助益大多數老人安度晚年。
其次，以“老老看護”破解養老服務隊伍之難。
“老老看護”起源於日本，指老人在家中由同屬老人的家庭成員照顧，比如六七十歲的老人照顧八九十歲的父母。
但日本模式僅侷限於家庭成員之間，要建立更廣泛的“老老看護”，可推出養老服務積分制度，“小老人”可通過照顧“老老人”獲取養老服務積分，待到自己需要照顧時，以積分向下一代“小老人”兌換相應的養老服務，甚至建立類似於排汙權交易的養老服務積分交易政策，以滿足不同老人的情況和需求。如此一來，養老服務便可代代相傳、生生不息。
再次，以“大市場+大政府”打破養老產業僵局。
儘管政府已經為基本養老“兜底”，但對於整個社會日益多元化的養老需求，則應交給市場來解決，這就要以“大市場+大政府”為前提。
畢竟，在多元的養老需求面前，養老企業的嗅覺更為靈敏，況且，養老市場的代際變化，豈是“慢半拍”的政府所能捕捉的？
另一方面，政府從直接管控到間接監督與規範，既騰出了“手腳”，也省去了許多“揪心事”，如此，專業公司與基層政府相結合，養老服務水平的提高和養老產業鏈的激活自不待言。
最後，集“大眾”力量解決“小眾”問題。
養老看似是小眾問題，其實是大眾問題，人都會變老，也都面臨老年失能、患病等風險。
以針對失能老人的長護險為例，目前，我國長護險有15個試點城市，但仍未捋順發展思路，或因供需不匹配陷入“有人餵食，無人燒飯”的尷尬局面，或因缺乏監督、評估制度導致護理人員只收錢不服務、甚至虐待老人等亂象，未來儘快地對各個試點城市進行總結、改進，才能進一步加以推廣。
如此，解決了失能老人這類“小眾”群體的問題，“大眾”才有穩定的養老預期。
需要注意的是，養老產業始終具有經濟性和公益性的雙重性質，不可一蹴而就，必將經歷一段時期的“內功修煉”，待各方條件成熟、到位，眼下看似危機重重的養老難題方可隨之消解，養老產業也將化腐朽為神奇，以“夕陽”創“朝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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